3月22号傍晚，陀螺电影发布了作者TWY为《瞬息全宇宙》撰写的评论；一如既往，这篇文章的评论区与其他评论区一样，不可避免地两极分化。这是《瞬息全宇宙》上映以来的常态，我们并不打算弥合观影群体中这一有益的分歧，但却想借由TWY的此篇评论，重新思考其中的诸多设问。《瞬息全宇宙》的困境当然是我们当下的境况，这无可厚非。就此，作者接着这样解释电影慰藉的当下观众：被“一切都有意义”和“一切都是虚无”的二元所逐渐撕裂的我们——然而是这样吗？我们似乎并因此种二元对立而遭分裂之苦（作者也将它视为影像之疯狂裂变背后的根本隐喻），恰恰相反，似乎我们真正在做的从来都是从后者挣扎爬向前者的尝试，而这些尝试总是冠之以“如何在当下的世界定位自己”的名号。换句话说，最大的问题从来都是如何劝服自己在虚无中创造意义：也即“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为什么不自杀。”为此，《瞬息全宇宙》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方案，它糅合了东亚家庭伦理和美国存在主义，重新将六十年代的激进思潮消毒协商为一种乐观虚无精神，也将后者的东方源头逆转为一种新式的东方主义。固然，这无疑佐证了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潜在效力，并难以自持地在几不间断的宇宙跳跃中书写着折中保守主义的史诗。但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作者所尝试批评的要点。
自诩提供了“Everything”，或者说“一切”，是这部电影为作者所恶的主要方面：作者似乎在说，当下的新自由主义广告与科技业，也包括大流行一般的短视频与流媒体，似乎提供了过多关于“可能性”的可选消费项，不可避免地让年轻一代迷失其中，简言之，“丢失了自我”。为此，作者将电影的视听逻辑与流行广告相勾连，并据此以为发现了电影“最致命的软肋”。诚然，呈现出《瞬息全宇宙》的数字技术背后隐藏着所谓独立制片企业在电影制作技术领域的颇有余力，也用令人目不暇接的时空流转掩盖了剪辑所要求的密集劳动，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部电影真的潜在地具备着提供关于一切的野心吗？这个问题的另一侧面是，作为电影观众的我们真的在一如既往、诚心诚意地拒绝着弥散的视点和无端的闲逛吗？
正是在这里，作者的论述出现了前后不一。当借由麦基的故事逻辑论述着电影角色和它们背后的电影创作者的自我沉迷时，作者前文对影片呈现于“多元宇宙”之中的广告逻辑的批评也因此失去了力量——因为显然，与作者对本片“试图呈现一切”的不满相左，《瞬息全宇宙》自始至终都只将视角贴合最为细枝末节的个体，而非任何宏大的玄论。电影似乎在暗示，当下的我们真正无法越过的障碍，是关于自身可能性的无限畅想，也是“我本可以”的种种假设；多元宇宙的无限华美的呈现，从一开始就要重新固定到小人物的自我审视与自我和解之中。关于自我的叙事似乎如此微小，以至于无法包揽呈现一切的雄心壮志。因此，《瞬息全宇宙》并没有真正提供，或者说并没有成功提供用以贩卖的可能性与想象力，恰恰相反，电影剧情中的破坏性张力（是否自杀）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明了这些想象力商品的不可得与其虚妄。对此，作者的批判似乎除了对广告影像的并不真诚，也并不深刻的贬抑之外，别无其他。在这一点上，也许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作者为何质疑这部电影未能提供“一种从未知超越现实的途径”：因为起码在这些段落论述中，作者仍然在期待和要求一种现代主义英雄式的叙事，它为我们所有身陷困境的个体提供了从当下突围的策略与力量——尤其是，这些方案不能关于情感，不能基于内在的审视，不能关于个体之间的对话，尤其要拒绝共情（正如作者所言）。似乎在作者看来，一切贫乏的根源并不是故事内核中的传统东亚家庭叙事，而是一种基于“共情”的政治性无力。这里存在一个相当大胆的论点，即：家庭叙事的政治，就是“共情”的政治。在作者的进一步论点中，共情与所谓“共情政治”轻巧地被等同于“身份认同”或者说“身份政治”，其中，对一致性的追求竭力将暴政施加于个体的异质性。但是果真如此吗？自始至终，《瞬息全宇宙》角色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以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方式得以解决，恰恰相反，它们在紧张的冒险叙事中不断延宕，并在近乎疯狂的节奏中愈发膨胀。即使到了电影终局，更多的矛盾也是停留在“存而不论”的程度，《瞬息全宇宙》似乎在表明，许多拮抗和纷争并不只有彼此倾轧才能得以解决，相反，似乎还存在其他的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