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国语》研究成就初探

作者简介

郭万青（1975-），男，博士，唐山师范学院教授，是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理事）、中国《诗经》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先秦文献、训诂学、海外汉学、近代学术研究，主持省部级及其以上项目7项，出版《国语》专著9部，整理古籍2部，在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专业论文120多篇，获省市级科研奖励多项，是2017年度唐山市优秀教师、第十一届唐山市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第七批唐山市优秀市管专家、河北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摘 要清代《国语》刊刻未如明代繁荣，黄丕烈对明道本《国语》的传播贡献巨大。在清代汉学研究的大背景下，清代学者在《国语》学术史梳理、版本校勘、训诂考据、旧注辑佚、文学评点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其《国语》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此后的《国语》研究基本范式，而且还远播海外，对日本江户后期《国语》研究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国语》；陈树华；黄丕烈；董增龄

本文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 第1期

有清一代学术，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殿军。前代的几乎所有学术成果，在清代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其中尤以乾嘉朴学为鼎盛且影响深远。乾嘉时期的经学、古籍研究、历史考据等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有学者云：“有清一代的学术，领域宽广，内涵宏富，门类众多，探究精深，既有对以往传统学术进行总结的气魄，又有适应时代的急剧变化而勇于开新的精神。作为清代学术精华的体现，在清初，是学者治学的博大气象和经世精神，在乾嘉时期，是朴学家严密考证的科学态度以及乾嘉学派在哲学、史学理论领域内富有理性主义的思考，在嘉道以后，则是以复活今文经学的形式阐释变革、进取的哲学观和历史观，为御侮图强的需要而开创认识世界和向西方学习的新风气。” ^{(1 陈其泰、李廷勇：《中国学术通史（清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2页。)} 清代《国语》研究是在这样的一种时代大洪流中，继承前代，超迈千古，成为整个《国语》研究史上第二个繁荣的阶段。在《国语》刊刻之外，就研究内容而言，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方面：一、《国语》学术史梳理；二、《国语》版本及著录；三、《国语》校勘；四、《国语》注解及训诂考据；五、《国语》及《国语》旧注辑佚；六、《国语》评点。就时间上而言，校勘、评点较早，学术史梳理著录次之，训诂考据、旧注辑佚主要集中在嘉庆时期以及之后。

一清代《国语》的传抄及版刻

就整个《国语》版刻史而言，明代《国语》刊刻最为活跃，出现了很多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国语》本子。清代《国语》版刻总体上不如明代，但也出现了不少好的本子。从形态上分，可以分为刻本、写本两种。按照版本系统，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1.张一鲲本的重刻及流通；2.明道本抄本的流传及刻本的最终确立；3.诗礼堂本的刊刻和四库本的形成。

（一） 张一鲲本的重刻及流通

明代《国语》各本中，弘治十五年（1502）本是正德十二年（1517）本的底本，而正德十二年本又是金李本、正学书院本的底本，张一鲲本又以金李本、正学书院本等为底本或重要参照。关于张一鲲本及其相关情况，郭万青《张一鲲本〈国语〉及其系统考述》已经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探讨，可参 ^{(2 郭万青：《张一鲲本〈国语〉及其系统考述》，《海岱学刊》2016年第2期。)} 。清人翻刻张一鲲本颇多，如文盛堂本、绿荫堂本、三余堂本、经纶堂本、书业堂本等等，都是张一鲲本《国语》的翻刻本，这类本子的共同特征是将韦昭《国语解叙》末句和张一鲲《校补国语凡》首句割去，使二文合为一体，赝充“南宋鲍彪校本”以惑读者。此外，乾隆年间朝鲜内阁活字本、朝鲜哲宗十年（1859）内阁活字本，皆翻刻自张一鲲本，可见张一鲲本的影响。

（二） 明道本钱钞本、毛钞本的流传及黄刊明道本的刊刻

中国本土明道本《国语》的流传脉络比较模糊。明代前期并无关于明道本的精准记载，唯今所见嘉靖五年姜恩刻本《监本音注国语》二十卷虽是公序本系统，但是其中参照了不少的明道本成分，许宗鲁本虽然属于公序本系列，但该本文字也颇有与明道本相同之处。另外，朝鲜经筵旧藏本也是明道本的一个本子，因为以经筵旧藏本校订而成的朝鲜集贤殿校本虽然有着众多的公序本特征，但就其主要版本特征而言，也还当属于明道本版本的序列。

明末清初，唯知钱谦益绛云楼有明道本《国语》刻本一部，毛扆汲古阁抄本和钱曾抄本都钞自钱谦益绛云楼藏本。此后，陆贻典据钱钞本作校宋本，惠栋据钱钞本之传录本以及陆贻典之传录本进行了《国语》的勘校考订。此外，如何焯、戴震、段玉裁、卢文弨、黄丕烈等乾嘉时期的校勘大家进行《国语》校宋和校订所依据的传本应该大都是钱钞本的传录本。钱钞本原本究竟去了何处，史无明确记载。毛钞本在《汲古阁秘本书目》中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整个清代前期及中期只有汪中《国语校文》有依据毛钞本进行《国语》校订和校宋的记录，其他学者校勘《国语》明确所依据来源者则为钱钞本。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对毛钞本有较详尽著录。

从陆心源的记述可见，毛氏父子对该抄本钟爱异常，钤章竟达二十二处之多。此后毛钞本归入潘耒处，后辗转入黄丕烈处，又入于汪士钟处，后又归入蔡廷相，最后归入陆心源。可见其传流有序，却又没有传录本流传。至于其和钱钞本之间究竟差别几何，清人无人言及。岛田翰以皕宋楼藏书舶载而东，河田罴编有《静嘉堂秘籍志》，该书卷五予以著录。河田罴《静嘉堂秘籍志》和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相比，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此后，禹域学者罕睹毛抄本《国语》真容。傅增湘、严绍等曾亲见毛钞本，然而两位学者都是文献学大家，而非专门研究《国语》者，故虽于毛钞本有所著录，而其梗概，仍未有溢出陆心源《皕宋楼善本书志》、河田罴《静嘉堂秘籍志》的著录内容之外者。

黄丕烈读未见书斋于嘉庆庚申（1800）刊刻天圣明道本，该本全称为“黄丕烈读未见书斋嘉庆庚申重雕天圣明道本《国语》”。黄刊明道本具有多个版本形态。从文字形式上看，可以分为刻本和排印本两种。刻本又可以分软件字和硬件字两种。排印本则分为仿宋字本和铅字本两种。从所附成分上看，则可以分为附《札记》本、附《札记》《考异》本两种。从内容差异而言，则可以分为黄氏原刻本、覆刻黄氏本、仿刻黄氏本、重刻重排本等，各个本子之间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3 郭万青《〈国语〉明道本的流传、钞校与刊刻》（《华夏文化论坛》第17辑）、《从“菒”“菓”之异试谈黄刊明道本〈国语〉及其覆刻本的版本系统》（《安徽文献研究集刊》第5辑）有详辨，可参阅。)} 。

黄丕烈对明道本《国语》的行世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刊明道本的刊刻，使得明道本《国语》有了固定的文本形态，同时化身千万，使更多的学者有了可以依据的版本。可见黄丕烈对于《国语》明道本的广泛传播与文本形态的固化，贡献是巨大的。但同时也需要明确一点，黄刊明道本并不就是明道本，这也是学者在参考相应文献版本时需要提起注意的。

（三） 阙里孔氏对《国语》的校刊

检各图书馆所藏诗礼堂本《国语》，多谓为乾隆丙戌（1766）孔继汾所刊本。然诗礼堂本至少经过两次刊刻，第一次刊刻当在康熙年间，与乾隆刊本不尽相同。康熙年间本可称为孔毓圻本，乾隆年间本可称为孔传铎本。孔毓圻本与孔传铎本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不同，二本互有正讹，而孔毓圻本讹处多为孔传铎本所改正 ^{(4 郭万青《〈书目答问·史部〉“〈国语〉类”补证：以现行三种汇补著作为主》（《图书资讯学刊》2014年第2期）有详辨，可参阅。)} 。汪由敦所云孔氏家刻《国语》实即孔毓圻本，黄丕烈所用实为孔传铎本。

要之，阙里孔氏刻本《国语》，是清代为数不多的公序本的新版本，又是《四库全书》据以写定的底本，在《国语》版本史和清代《国语》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阙里孔氏不仅刊刻了《国语》，也刊刻了《国语补音》，为《微波榭丛书》之一种，由孔继涵刻成。孔继涵于乾隆壬辰（1772）借得何焯手校本对校《国语补音》。乾隆癸巳（1773）拜见戴震，得戴震所付《国语补音》，下定决心刊刻。戴震所付，恐即宋刻元明递修本，也即陈树华、孔广栻所谓之大德本。孔继涵借得陈树华《国语补音订误》，命孔广栻誊录在明德堂本上，此时距获得戴震赠本又二年。根据书后跋语，陈树华校阅所参有宋刻元明递修本、弘治十五年刊本、嘉靖五年正学书院本、张一鲲本、葛端调本等。孔继涵参照陈氏校本，于乾隆癸卯（1783）始刻成《国语补音》，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孔继涵卒。

微波榭丛书本《国语补音》是整个《国语补音》刊刻史上为数不多的单刻本。孔继涵在刊刻之前，多方讐校，并参阅多位学者的校勘成果，应该说是清代中期《国语补音》的精善之本。该本既是后世《国语补音》考校的重要版本，又是后世影刻的底本。如民国时期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湖北先正遗书》本《国语补音》即用微波榭本影印。清人钱保塘、今人张以仁校勘所用《补音》皆为微波榭本。

（四） 四库系列本《国语》的编纂

清人修纂《四库全书》，是整个中国文化史和图书史上的盛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开馆不久，乾隆皇帝下令要先期修成《四库全书荟要》。故《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同步进行，而先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修纂完成，此后阁本《四库全书》渐次修纂完成。作为一部先秦要籍，《国语》都列在内。

就文字的精准度而言，文津阁本文字错讹最多；就吸纳明道本成分而言，荟要本多于文渊阁本，荟要本、文渊阁本又多于文津阁本。

由于《四库全书》是皇家修书，集合最优人力与资源校勘抄写，又具有较为严格的工作流程，相对而言错误率较低，比之《国语》中之精刻本尚有胜之。但由于是写录本，流传较少，学者少有论及者。其后形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比较权威的古籍目录学著作，涉及古籍考订的各个方面，如其中的《国语》提要和《补音》提要，皆极为精审，论证谨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国语》提要和《国语补音》提要，代表着清代《国语》《国语补音》序跋提要的较高学术成就，是后世研讨《国语》、韦注、宋音的重要参考文献。

除了以上《国语》传本的抄录和刊刻之外，还有康熙四十二年（1703）闵齐伋裁注《国语》重刻，清代晚期董增龄《国语正义》稿本的流传以及刊本的产生。总体而言，整个清代，《国语》明道本和公序本都有刊刻，而黄刊明道本《国语》彰显于世二百余年。清刻公序本则相对比较少，除了张一鲲本、闵齐伋本的重刻外，清代新刻公序本只有诗礼堂本一种。四库各本尤其是荟要本、文渊阁本虽然抄写精审，但由于根据明道本以及相关刻本进行了校改，从版本系统的纯浄度上而言，是继朝鲜集贤殿校本、姜恩刻本之后又一个杂合的《国语》本子，且系抄本，流传不广，对清代《国语》研究影响有限。

二清人对《国语》的学术史梳理

韦昭《国语解叙》是《国语》研究史上第一篇重要的学术史文献。宋庠继韦昭之后，在其《国语补音叙录》一文中对历代《国语》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平议。此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等都对历代《国语》研究概况进行过历时梳理。至于清代前期，对历代《国语》研究进行学术梳理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和朱彝尊的《经义考》。

（一） 《古今图书集成》对《国语》学术史的梳理

《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按照经、史、子、集顺序排列，史部部分自三百六十七卷始，依次为谶纬部汇考、《国语》部汇考、《国语》部总论、《战国策》部汇考、《史记》部汇考一、二、三、四、总论……也就是说，《古今图书集成》把《国语》置于正史的前面，这一分类标准值得引起注意。《国语》部在第三百六十八、三百六十九两卷，分为《国语》部汇考一、汇考二、汇考三、总论一、总论二、《国语》部总论三、艺文、纪事、杂录几个部分，囊括了此前《国语》的所有著录资料以及重要的学术史资料，每一类别下基本按照时代先后次序进行胪列，客观反映了《国语》著录和《国语》研究的轨迹。

《古今图书集成》对《国语》的著录和学术史体例是一次很有益的尝试，为后世进行《国语》研究资料汇编提供了方法方式上的范例和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二） 《经义考》对《国语》学术史的梳理

朱彝尊《经义考》卷帙庞大，体例精审。《经义考》梳理《国语》内容在该书卷二百九。依据时间先后，顺次胪列《国语》、郑众《章句》、贾逵《解诂》、王肃《章句》、虞翻《国语注》、唐固《国语注》、韦昭《国语注》、孔晁《国语注》、柳宗元《非国语》、宋庠《国语补音》、鲁有开《国语音义》、林概《辨国语》、江端礼《非非国语》、沈虚中《左氏国语要略》、张九成《标注国语类编》、吕祖谦《左氏国语类编》、戴仔《非国语辨》、刘章《非国语》、无名氏《国语音略》、虞槃《非非国语》、叶真《是国语》、张邦奇《释国语》、曾于乾《非非国语》、穆文熙《国概》、刘城《春秋外传国语地名录》、刘城《春秋外传国语人名录》。

每部书下，如有艺文志著录的，先征引艺文志材料之著录卷次，卷次有异说者，小字注出。次明该书之存佚状态，非常见书，则注明存佚状态所自。次胪列各说，包括作者记载、著作序言以及相关评论等。以所著录《国语》为例，首出《国语》书名，次引录《汉书·艺文志》，次引《史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以下依次引录王充、傅玄、孔晁、刘熙、刘炫、刘知几、陆淳、《崇文总目》、司马光、晁公武、《朱子语类》、李焘、陈振孙、陈造、真德秀、王应麟、黄震、戴表元、黄省曾、王维桢、王世贞、陶望龄诸家之说，涉及《国语》作者、《国语》内容及性质、《国语》与《左传》的关系、《国语》价值等相关方面。

从学术史角度上讲，朱彝尊《经义考》对《国语》历时研究脉络的梳理是东汉以至明代《国语》研究的第一次历时总结，而且是比较全面的历时总结。虽然只是辑纂，而无辑纂者个人的意见掺杂在内，但是朱彝尊对《国语》本体研究、《国语》注释、《国语》评点、《国语》专题研究等相关研究类别的归纳与分立，对今天深入梳理和研究《国语》研究史，照样具有参照意义和价值。

三清人《国语》版本系统的确立、著录与考订

（一） 《国语》版本名称的演进

《国语》传本和版本名称具有阶段性特征。《国语旧音》以及以前的时代，对《国语》传本的命名以其注者为区分标准。至于注者所注《国语》究竟是几个传本，各传本之间的异同如何，是这一时期《国语》研究者未曾考虑到的问题。宋庠《国语补音》对《国语》传本和刊本的命名多种，也比较复杂。大体从传本反映内容的精准度角度命名，如宋庠《国语补音》中出现了“善本”“俗本”“众本”“诸本”“今本”“此本”“一本”“旧本”“市本”等名称，而“旧本”“市本”则是从传本或版本来源命名的。至于南宋时期，则出现了以出版机构命名的《国语》刻本名称，如陈造《题〈国语〉》就提到“监本”之目，尤袤《遂初堂书目》下也有“旧监本”之目。明代则出现了以出版地命名的版本名称，如许宗鲁《刻国语序》中提到的“闽本”“大名本”即是以出版地命名。

清人对《国语》的版本指称比较多样，如有：1.以所附著作为名者，如补音本；2.以版刻人或校勘人命名的，如《四库荟要目录》提及的张一鲲本、许宗鲁本，另如钱士兴等人提到的公序本，王煦等提到的“宋公序本”，刘青藜提到的吴勉学刊本；又有单称姓氏的，如渡边操称卢之颐校订本为“卢本”，秦鼎称闵齐伋《国语裁注》为“闵本”，还有单称名字的，如户崎允明《国语考》谓闵齐伋本为“齐伋本”；3.以版刻时期皇帝年号命名，如陈树华提到的明道本、嘉靖本、万历本，另外如弘治本等，以及清人在在提及的天圣明道本；另外也有在朝代后加年号的，如陈树华提到的“元大德本”“明弘治本”；另外，有简称者，如秦鼎称明道本为“明本”；4.确切纪年命名，如钱大昕所谓宋明道二年椠本、陈树华所谓明弘治十五年本、段玉裁所谓明道二年《国语》，等等；5.以朝代命名者，如《四库荟要》、惠栋、赵怀玉等称宋本，钱士兴所谓南宋椠本；6.刻书人、书坊、籍贯合称，如陈树华所谓“咸宁许宗鲁宜静书堂本”“吴郡金李泽远堂本”“崑山葛氏本”等；7.以版刻地命名，如赵怀玉所谓“闽本”等；8.以初刻或翻刻命名，如钱士兴所谓“吴门翻宋本”等；9.对于摹刻本或影写本等的特定称谓，如惠栋有“影宋本”之目，一些学者有“校宋本”之目等。此外，还有“元本”“旧本”“真本”“钞本”“今本”“临校本”之目。版本名目繁多，体现了清代学者对《国语》版本认识的细致与深入。

（二） 清人《国语》版本著录

清代是《国语》公序本、明道本两大版本系统正式确立的时期，同时也是公序本、明道本两大版本系统内部系统逐渐明晰且确立的时期。因此，对具体《国语》版本考订的论述较为少见。但在官私书目的著录和一些题跋当中仍然有一些相关材料。

清代著录《国语》的官方书目有《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书目答问》等；著录《国语》的私家书目众题跋更多，如毛扆《汲古阁秘本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述古堂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朱筠《椒花吟舫书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持敬居书目》、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善本书志》、耿文光《十万卷楼藏书精华记》、杨以增《楹书隅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缪荃孙《艺风堂藏书目》等。这些书目著录《国语》的方式有详有略，有的只著录作者、著作名称；有的仅著录书名、版刻；有的则著录版本形态、书名、册数。可见清初的书目资料，基本上列《国语》入经部春秋类。《四库全书总目》颁行天下之后，藏书家自觉地列《国语》入史部杂史类了。

钱士兴在其识语中谓：“宋板《国语》二本，一摹吾家明道二年刻本，比真本不差毫发；一是宋公序补音刻本，段节分明，注解详备。合而观之，此书遂无遗憾。嘉靖中，吴门翻宋本，阙误多矣。钱士兴记。” ^{(5 钱谦益《先父景行府君行状》云：“先君讳世扬，字孝成，一字偁孝。”（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整理：《牧斋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45页）不见有“士兴”之名，方良《钱谦益年谱》则谓：“字孝成，又字士兴、偁孝。”并谓钱世扬“生于嘉靖甲寅年，卒于万历庚戌年，享年57岁”。（方良：《钱谦益年谱》，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这是《国语》明道本与公序本名称的首次明确提出，也标志着《国语》明道本系统和公序本系统的正式确立。此后钱曾《读书敏求记》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对公序本和明道本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确定。

（三） 清代序跋题识中对《国语》的考定

据统计，清代《国语》序跋76篇，这些序跋题识大致包括：一、公序本、明道本系统的版本特征；二、明道本、公序本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分析；三、明道本抄本的流传递藏；四、黄刊明道本的价值及学术意义；五、张一鲲本的版本特征及其校勘者；六、许宗鲁本的版本特征；七、清人递相校宋的学术活动及其依据；八、金李本的基本特征及其校勘；九、《国语补音》的版本源流；十、递修本的时代标识及其主要特征；十一、诗礼堂刊本的价值及其影响；十二、《国语》的性质、作者；十三、《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十四、《国语》具体版本的校勘；十五、《国语》的文章风格；十六、《国语》论著的基本内容、学术价值；十七、校勘。概括言之，这些序跋题识至少具有三个方面价值：1.为后世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明清时期《国语》传本与刻本资料；2.对于研究清代刻本的底本以及渊源提供了证据；3.正式确立了《国语》的两大版本系统。

总之，清代《国语》序跋题识对《国语》作者、成书、《左》《国》关系、刊本源流及优劣、著述大致等等都有所论列，为后世提供了精审的结论和较为翔实的资料。

（四） 清代古籍辨伪学背景下的《国语》认定

基于清代古籍辨伪的学术背景，故而在《国语》序跋题识资料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对《国语》的真伪等进行过讨论。总体上讲，清代的古籍辨伪学比较发达，但针对《国语》的辨伪相对较少。清代前期，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国语》“未足定其著书之人”，即不能确定《国语》的作者。清代晚期，才有康有为、崔适等人攻击刘歆，辨伪《左传》而兼及《国语》。他们根据《汉书·艺文志》载有刘歆《新国语》五十四篇（注云刘歆分《国语》）以及《左氏传》三十卷和《国语》二十一篇的记载，认为原本只有一部《国语》，刘歆把和《春秋》有关的割离出去别为《左传》，所剩丛残仍为《国语》。其考辨大略，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言之较详，可以参考 ^{(6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9-182页。)} 。

有清一代藏书为历代藏书之冠，私人藏书家辈出，藏书目众多，在前代学术成果和时代学术规约启发之下，对《国语》及其著述进行了著录，搜罗之全，超迈前人。乾隆年间，皇家修纂《四库全书》及《四库总目》，对《国语》诸多问题的厘定也是一种促进。清代《国语》序跋题识数量之大，有赖于清代整体学术尤其是古籍整理考订方面的巨大成就，有些学者因为考订经义或研讨《左传》，因而涉及《国语》，有些学者则专门对《国语》进行相应考订，有专门著作，有群书考订，有直接体现在刻本中的校勘考订条目，其研究心得及相关评议，多在题识序跋中有所体现。

四清人的《国语》校勘

今见最早的《国语》勘校实践始于韦昭。此后《国语旧音》《国语补音》都保留有一定校勘条目。而公序本本身就是宋庠以宋缄本为底本，参校众本校订而成的一个本子。明道本的刊刻也经过了江阴军乡贡进士葛惟肖等人的校勘。除了韦昭《国语解》、宋庠《国语补音》之外，其他的校勘行为没有留下具体的资料，无从查考了。《国语》校勘最有成就的要算清代。钱玄先生云：“清代是校勘学的全盛时期。清初学风厌弃宋明之理学，而崇尚朴学，亦即汉学。清代的朴学，它的涵义很广，概括说来，遵循汉代郑玄等经师治学精神，并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对经传及其他古籍作校订、注释、考据工作。所以清代的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更深入，更周密，富有求实的科学精神，均超越前代。” ^{(7 钱玄：《校勘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3-154页。)} 钱老这一精准概括为清代《国语》校勘能够取得重大成就提供了很好的注脚。罗积勇等也认为：“清朝统治中国的三百年，是古籍校勘史上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官方校勘还是私家校勘，都成就斐然。” ^{(8 罗积勇等：《中国古籍校勘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3页，第303-305页。)} 罗积勇等认为，清代校勘质量高、校勘理论达到新的高度，其原因首先与校勘发展的阶段性密不可分；其次是力矫不读书的空疏学风也促进了清代校勘学的发展；另外，清朝的政治环境也是促进清代校勘发展的重要原因。 ^{(8 罗积勇等：《中国古籍校勘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3页，第303-305页。)} 概括言之，可以从类型、方式、形态、内容、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简要概括。

（一） 清人《国语》校勘类型

清代的《国语》校勘，从目的上分为两大类型：1.校宋本的校勘；2.版本异文的校勘。前者属于“死校”，是在某一传本缺失状态下，依据传本对任意一个《国语》版本进行改订之后形成的和某传本完全相同的本子。如陆贻典依据钱钞本，对张一鲲本《国语》进行文字删订，最终形成陆贻典校宋本。惠栋依据钱钞本传录本，对刘怀恕刊本进行删订，最终形成惠栋校宋本。黄丕烈以诗礼堂本为底本，依据钱钞本传录本和前代校宋本，形成新的校宋本。其他如顾之逵以金李本为底本、卢文弨以吴汝纪本为底本、顾广圻以李克家本为底本、丁少山以宋刻元明递修本为底本等，依据明道本传录本或后来的刊本，形成校宋本。这一类都在提供明道本的复本，具有作为参校本的价值意义，校勘正误的价值则相对较低。而版本异文的校勘才是能比较完整汇集异文、比对取舍，对《国语》文本厘定和推动《国语》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工作。故本文研讨，主要是后者。

（二） 清人《国语》校勘方式

文字刊误商榷类的《国语》勘校行为，较早的当属王懋竑。按照校勘方式方法、依据版本等相关标准，可以分为这样几种：1.对某一本进行校勘，不参照他本。如王懋竑的《国语存校》即是对张一鲲本覆刻本进行的校勘，全卷375条，基本采用理校方法。2.依据他本进行校勘。如惠栋依据传抄宋本进行校勘。陈树华依据元大德本、明弘治本、许宗鲁本、金李本对传抄本明道本进行校勘。顾广圻依据公序本别本对黄刊明道本进行校勘。陈奂依据金李本、许宗鲁本对黄刊明道本进行校勘。汪远孙依据金李本、许宗鲁本、黄刊明道本进行校勘。李慈铭对公序本、黄刊明道本进行校勘。

（三） 清人《国语》校勘形态

清代校勘《国语》的形态有三种：1.专门著作。如王懋竑《国语存校》、黄丕烈《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钱保塘《国语补音札记》。2.札记、题跋。如关于公序本“昔我先世后稷”、明道本“昔我先王世后稷”的异同问题，戴震、王应奎、李慈铭等于其札记中言之。3.《国语》研究著作以及笔记类著作。如董增龄《国语正义》、汪远孙《国语三君注辑存》、汪远孙《国语发正》、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皆有关于《国语》具体文字的校勘问题。4.《国语》刻本批校或所附校勘记。如惠栋批校本、孔继涵批校本、牟庭校注本、陈奂批校本等都有相关的校勘文字，《四库全书荟要》本《国语》后附有校勘记。 ^{(9 《四库全书荟要》本《国语》附校勘记之详细，可参郭万青《〈国语〉四库荟要本校勘记疏补》（《2019中国四库学研究高层论坛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第175-191页）。)} 尤其陈奂依据金李本、许宗鲁本对黄刊明道本的校勘，实是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的重要依据和材料基础。

从参据版本的全面性上而言，清代无出陈树华之右者。陈树华既参考到元大德本等前代重要版本，复参考弘治本、嘉靖本、万历本，无论从时代跨度，还是从《国语》版本的精审度与全面性而言，陈树华在清代《国语》校勘中都是最高的。

（四） 清人《国语》校勘内容

清代《国语》校勘涉及《国语》的各个方面。以清初王懋竑和清中后期的汪远孙校勘实践内容为例。

王懋竑《读书记疑》卷十一为考校《国语》部分，共375条，从内容上看，大致包括五个方面：（1）订正讹字以及衍、脱、倒乙；（2）阐明文字通假之理；（3）明韦注所本；（4）疏证制度；（5）补释文义。

汪远孙《国语明道本考异》在《国语》校勘史上条目最多，涉及内容最多。《考异》全书共3198条，校勘韦解1799处，校勘《国语》正文1399处，校勘正文与校勘韦解之比为0.78：1，这和《校刊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校勘正文与韦解的比例不同，后者之比为1.53：1。其内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胪列二本异文，不别是非；2.胪列二本异文，且明是非去取；3.他书文字与《国语》不同，胪列之以别是非；4.胪列二本异文，且辨明文字关系；5.胪列二本异文，以《旧音》《补音》录文辅证公序本；6.胪列二本异文，引类书辅证；7.揭明二本篇章起讫不同；8.揭明二本异文，引他书释其中一本文字；9.揭明二本异文，辨别是非且帮助理由；10.揭出明道本字误，引公序本正字为证；11.揭明所据明道本、重刻公序本文字与《补音》文字不同；12.不别异文，唯以明道本文字作为讨论对象；13.胪列异文，不出公序本，实言公序本与明道本异文者；14.唯以金本与明道本文字相校；15.以《旧音》录文与今本《国语》相校；16.录文，直接引《札记》之说；17.以他书录文校《国语》文字；18.《发正》《三君注辑存》有说者，胪列异文之后注明“说见《发正》”“详《发正》”“详《三君注辑存》”；19.引《补音》《述闻》《札记》等考校结论，进行文字辨析；20.不别异文，直接判定字误；21.揭出明道本空格之处，公序本有字；22.评价《国语》题卷。

除了可以算作专著的《国语》校勘之外，还包括序跋题识中的校勘，已见上文引述。此外，清代大量的学术笔记，其中关于《国语》的校勘材料也颇有一些。另外，就是流传下来的清人《国语》批校本，其中也有对《国语》的校勘。清代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往往涉及《国语》的校勘问题，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学者的专著中，涉及《国语》的问题时，也往往在版本异文、他书异文方面进行勘校判定。

（五） 清人《国语》校勘意义

这些校勘：1.深化和细化了《国语》的版本系统，使得我们对《国语》的版本源流具有更为明晰的认识；2.为《国语》具体文本的勘定以及具体的语词训诂提供了依据和思考维度，为恢复《国语》文本的本来面貌提供了材料和理论支撑；3.为后世的《国语》勘校与勘定提供了材料与典范。

五清代《国语》训诂考校

清代《国语》研究是整个《国语》研究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出现了诸多的《国语》研究著作，且多以传注的形态存现。从具体形式上看，仍然包括专门著作和札记两类。前者包括董增龄《国语正义》、黄模《国语补韦》、牟庭《国语校注》、龚丽正《国语韦昭注疏》 ^{(10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五云：“段先生玉裁……其女夫曰龚丽正，字闇斋，仁和人。嘉庆丙辰进士，官郎中，以懋堂为师，能传其学，著有《国语韦昭注疏》。”又清潘衍桐《两浙轩续录》卷一八“龚丽正”注下亦云龚氏“箸有《国语韦昭注疏》”。孙诒让《〈国语〉“九畡”义》谓：“近代治《国语》者如龚氏丽正、董氏增龄、汪氏远孙，咸未能疏证其义。”（雪克点校《籀廎述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91页）审其言，似见过龚著。又黄侃先生谓：“龚丽正《国语韦昭注疏》有刊本。”（黄延祖重辑：《黄侃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84页）但各种馆藏皆未见，亦未见清以来学者有著录者，该书当已亡佚。故徐复先生《〈国语译注〉序》谓：“龚丽正为段玉裁女夫，亲承诲迪，所撰《国语韦昭注疏》，必有可观，惜未见传本，洵为憾事。”（《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7页）另，旧传洪亮吉有《国语韦昭注疏》十六卷，各种书籍也多录其名，其实为误传，郭万青《洪亮吉未作〈国语韦昭注疏〉辨》（《文献》2010年第1期）已辨其非，可参阅。)} 、谭澐《国语释地》、汪远孙《国语发正》、陈瑑《国语翼解》、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等，后者则包括朱亦栋《群书札记》、王引之《经义述闻》、许灏《通介堂经说》、陈伟《愚虑录》、俞樾《群经平议》等。有些学术札记条目较多，单独分卷，如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于鬯《香草校书》等。有的学术札记考辨《国语》条目较少，如许灏《通介堂经说》仅8条。注释考校内容涉及《国语》的普通词语以及天文、历法、礼仪制度、地理等各个方面的专门用语，并涉及对韦注的补正商榷。

董增龄《国语正义》、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是清代《国语》传注著作为数不多的两部全录《国语》本文与韦昭注的《国语》研究专著。董增龄《国语正义》采用张一鲲本的重刻本为底本，参照明道本，并臆改《国语》本文与韦注。今检董增龄《国语正义》刊本1425条，其中絶大多数是疏证韦注的，也有韦不出注而董增龄补出的。就内容上而言，在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方面用功较多，在训诂上用力较少。其所训诂，基本上引征他书以辅成或反对韦注，缺乏比较精纯的小学功夫。且其对韦注训诂提出商榷者，亦多可商。 ^{(11 详参郭万青：《董增龄〈国语正义〉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4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21年。)} 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采用黄刊明道本为底本，考校条目共1042条，考校过程中参考了众多的清人成果，董增龄的《国语正义》也在其参考之列，所辨有益于《国语》研究者不少。从注解的基本存在形态而言，可以分为刊本、写本和批校三种形式。从著述类型上，可分为专著、札记二种；专著又根据具体内容不同，可分为综合性著述和专题性著述。总之，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大总结时期。从传统语言学上看，清代的古音学、语法学都很发达。在这一时代学术背景下，训诂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学者自觉运用古音学成果，在考证时强调汉学家法，无征不信，较之明代谨严有体。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列有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先秦诸子及其他古籍、辨伪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谱牒学、历算学及自然科学、地理学、政书、音乐学、金石学、佛学、编类书、刻丛书及目录学、笔记及文集、官书，可见清代学术门类之繁杂与昌盛。对于专书整理而言，经学、小学、辨伪、辑佚、史学、历算、地理、音乐、金石无不是整理古籍所需之学问，尤其像《国语》这种具有古乐学、天文历法等内容的专书，就更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撑，故徐养原、项名达等以音乐、历算著称者而有高论；洪亮吉研究地理，而为董增龄《国语正义》所征引，谭澐别创为《国语释地》一格，开出《国语》地理研究专门之新领域；《国语》之《周语》《鲁语》部分，前人碑刻铭文中多有相同语句内容，是王昶《金石萃编》采《国语》以证碑刻，而陈树华等采碑刻以与《国语》本文相参，蒋光煦采以与“周景王为无射”相参；陈瑑、王煦、郑知同，皆专治《说文》，其注重文字，研讨形体，考校《国语》每每以《说文》为依据；而汪中、刘台拱、王引之等为乾嘉巨擘，每能破形体而系源流，故其治《国语》又别有盛景；牟庭学问精纯，读书得间，每能发人所未发。汪远孙承乾嘉之余绪，又精研地理等，虽其《发正》多采前人，要亦有其创发与贡献。吴曾祺处在清代整个传统学术的终点上，砥砺前贤，研磨语义，也有自己的心得与贡献。从研究者籍贯而言，清代包括《国语补音》在内主于校勘者11人，其中浙江籍4人，江苏籍6人，山东籍1人；从事《国语》训诂考校的24人中，江苏籍6人，浙江籍11人，山东籍2人，安徽、湖南、福建、贵州、广东各1人。可见，清代江浙学者在《国语》校勘训诂方面占有絶对优势，也为《国语》文本厘定、训诂考校作出了贡献。此外，各种经义考校、杂撰笔记、学者文集、相应著作中，每每见引《国语》为证兼考校之者。故有清一代《国语》训诂考校成就为《国语》研究史之冠，其研究方法、方式影响百代，其研究成果对推动《国语》训诂考据、深化《国语》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六清代《国语》辑佚

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说：“书籍递嬗散亡，好学之士，每读前代著录，按索不获，深致慨惜，于是乎有辑佚之业。” ^{(12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6页。)} 对辑佚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表述。朱季海云：“辑佚之作，所以扶微起絶，饰闲补亡，诚有不得已者也。溯其滥觞，盖起有宋。” ^{(13 朱季海：《辑佚书议》，见载于氏著《初照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5页。)} 对辑佚的功能及辑佚工作的兴起作了概括论述。“辑佚”作为术语出现得比较晚，但辑佚工作很早就出现了。今见《中华大典·文献目录典·文献学分典·辑佚总部》所收文献论及此者，较早的有韩愈，而以宋元以来渐次增多，清代辑佚达到空前繁荣。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用两章的篇幅来探讨清代辑佚的繁荣，此外中国大陆地区有两部专著专门以清代辑佚为研究对象，即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和郭国庆《清代辑佚研究》。 ^{(14 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郭国庆：《清代辑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 另外，中国台湾地区陈惠美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辑佚学》也以清代辑佚作为研究对象，讨论较详，可以参考。此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清代辑佚方面的论文也具有相当数量。从这些侧面也可以看出清代辑佚的繁荣局面。关于清代辑佚的总体特点，曹书杰曾总结了八个方面：1.辑佚工作者的队伍壮大；2.出现了以辑佚为主业的学者；3.辑佚的对象和范围十分广泛；4.卷帙浩繁的大部头辑佚著作开始出现；5.辑佚类型多有创获；6.辑佚学者有师门传承；7.辑佚的体例和方法更趋完善；8.辑佚的工作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和重视 ^{(15 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9-130页。)} 。

清代中后期是《国语》辑佚的黄金阶段和重要时期，一些学者进行了《国语》辑佚的工作。当然，由于学者的具体学术背景、学术旨趣、学术动机、辑佚材料、辑佚方法以及相关的原因，表现在具体辑佚方面，也有很多差别。当代学者中，较早且较系统对《国语》辑佚进行总结和研究的是张以仁。张以仁同时也是《国语》旧注辑佚的集大成者，其《〈国语〉旧注的辑佚工作及其产生的问题》是《国语》旧注辑佚方面较早的总结之作。该文的第三部分“以往《国语》旧注辑佚的情形”和第四部分“以往辑佚成果之检讨”，对马国翰、王谟、黄奭、蒋曰豫和汪远孙等五位清代《国语》旧注辑佚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总结。当然，由于张氏主要关注《国语》旧注辑佚，并非关注《国语》本文、《国语》韦注和《国语》旧音等等，即便其所关注的《国语》旧注也并非全面，其梳理主要为其《国语旧注辑校》作理论铺垫，并非全面。

从内容上而言，清代《国语》辑佚分为三个主要方面：1.《国语》佚文辑佚；2.《国语》佚注以及《国语》韦昭注辑佚；3.《国语旧音》辑佚。在这三方面中，以《国语》佚注辑佚成就最大。

张以仁认为《国语》辑佚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资料选择的尺度不齐。与旧注无关者有之；同类资料，处理不一的情况也存在；2.资料的出处处理不当，细分则包括体例不当、错引出处等方面；3.资料的隶属不当，有误认作者、误系正文、数注合系一处、一注分系数处等情况；4.注文本身又有诸多讹误。有的舍旧注不录，有的字误，有的产生衍文，有的误增字，有的误倒，有的误删，有的误脱或资料不足而误脱，有的误以正文为注文，有的以他书之注羼入 ^{(16 张以仁：《〈国语〉旧注的辑佚工作及其产生的问题》，《张以仁语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3-227页。)} 。正因为张以仁对清代《国语》佚注辑佚有清醒的认识和周详的分析，故而在其《国语旧注辑校》中才严明体例，在资料出处、隶属方面比较严格谨慎。

郭国庆在《清代辑佚研究》一书中辟有专章对清代辑佚失误进行过探讨，认为清代辑佚失误可以分为以存为佚、阙辑失采、重出误收、删削改窜、编排杂乱、来源不明六个方面 ^{(17 郭国庆：《清代辑佚研究》，第142-174页。)} 。除了第一个方面在《国语》辑佚当中并不存在外，其他几个方面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国语》辑佚中。

总的来讲，清代《国语》辑佚尤其是佚注辑佚：1.为后世提供了《国语》佚注的基本材料，为推动《国语》研究提供了保障；2.形成了比较规范的辑佚体例，为后世辑佚工作确立了基本范式；3.辑佚来源不断扩展丰富；4.各具一定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学术价值而言，自然以汪远孙《国语三君注辑存》最为精善。

七清代《国语》评点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评点文学的群星璀璨期，出现了很多评点大家，所举有金圣叹、毛宗岗、李渔、钱谦益、冯舒、冯班、邢昉、黄宗羲、王夫之、陆次云、陆云龙等。孙氏认为：“这些评点大师不仅学问渊博、精通经史，而且文学修养很高，对文学作品有着一种敏鋭的观察能力。他们或侧重于诗文评点，或侧重于小说、戏曲评点，涉及面都很宽，所作评点的文字和风格也各不相同，自成家数。他们在明人文学评点的基础上，又大力开拓，把中国的文学评点推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峰，并对清代的文学评点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8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孙氏进而认为：“清代散文评点中影响较大、更受读者欢迎的，还是那些通代之选的散文读本，如吴楚材、吴调侯评选的《古文观止》、常安评选的《古文披金》、浦起龙的《古文眉铨》、过珙评选的《古文评注》、汪基评选的《古文喈凤新编》、于在衡的《古文分编集评初集》等。由于这些散文选本多从先秦至唐宋元明，各代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集于一函，且所作评点甚精当，故均有一定影响和相当的读者群。” ^{(19 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第312页。)} 这些古文选本的价值，张志公已经注意到了，他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一书第四章“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中专门辟有一节“阅读教材——古文选注评点本，诗歌选本，涉猎用书”中，对古文选本的价值和评点价值已经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他说：“所有这些选本，大都有注、评（或批）和圈点。注，是解释字义、名物、典故等等；评（或批），是指点文章思想内容上或写作方法上的要点；圈点，是用符号（画在字旁的圆圈、黑点、直线、三角，画在段落末尾的短横等）标示重要的词句或段落的划分。这些，一般总称为评点。” ^{(20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126页。)} 并从文章的选法、编法和注释评点的角度对古文选本进行了分类列举。孟伟认为清代古文选本在选家身份和选本特点方面具有显著的共性特征：1.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是清代古文选本编选的最终目的；2.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是清代古文选本编选的重要宗旨；3.清代古文选本的选家普遍具有教师身份，选本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另外，他认为清代古文选本评语一般具有三方面内容：1.对文章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2.文章创作经验的总结；3.文章的鉴赏品评 ^{(21 孟伟：《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及其文学批评意义》，《北方论丛》2015年第1期。)} 。当然，具体古文选本还会有一定的差异。但张志公、孙琴安、孟伟等人对清代古文选本的整体认识是值得肯定的。

清代《国语》评点承明代评点而又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国语》专书评点比之明代大量减少，而古文选本中《国语》具体篇章评点则比较多见。就形式上而言，清代《国语》评点中，古文选评多于《国语》专门评点著作，而且《国语》专门评点著作也只是选编评点篇目，不录《国语》全书。从时间上而言，清代前期、中期的《国语》评点多于清代中后期。从评点内容上看，有集中对文章技巧进行评点者，也有涉及《国语》内容、注释者。

从评点形式上而言，清代二十多种《国语》专门评点和古文选本评点并无本质区别。从时代上来看，《国语》评选和带有《国语》的古文评点选本大都产生在清代前期，评点活动热潮一直持续到乾隆时期。和明代相比，清代《国语》古文选本多于明代的古文选本。《国语》专门评选著作中，除了王铎的手批之外，其他正式刊刻的评点选篇相对较少。和明代相比，清代各《国语》评点著作人似无倚重名流或新中功名人士以牟取暴利的行径。乾隆以后的《国语》评点和带有《国语》的古文评点选本都比较少见。清代《国语》评点二十二家中，江苏籍10家，浙江籍、江西籍各3家，安徽籍、河北籍各2家，河南籍、福建籍各1家，可见清代江苏籍学者在《国语》评点方面的贡献。就整个清代《国语》评点史而言，除了明清之际的几位，其他的评点者大多数学问不高，一般具有经塾教书的经历或塾师身份，比较侧重初学入门，侧重儒家正统思想观念的宣传并以之为标准进行是非判断，侧重于字法、词法、句法、章法的揭示，为文章写作提供方法和范例。当然，各个选本也存在不同，比如选篇的侧重方面，具体篇章、语句的点评方面，都存在差异。就选录篇目而言，各书多寡不一，其中有受其书体例的局限，也有对《国语》认知程度不同的因素。

各本所引《国语》篇章总量大约有120多篇。其中“祭公谏征犬戎”“召公谏厉王弭谤”“襄王不许请隧”“单襄公论陈必亡”“里革断罟匡君”“敬姜论劳逸”“叔向贺贫”“王孙圉论楚宝”“诸稽郢行成于吴”九篇，各本基本选入；此外，“宣王不藉千亩”“仓葛不服晋”“太子晋谏壅川”“单穆公谏铸大钱”“臧文仲如齐告籴”“展禽论祀爰居”“季文子相宣成”“襄公如楚”“桓公用管仲”“桓公欲霸诸侯”“骊姬夜半谗申生”“胥臣论教”“范文子论战”“伍举谏章华之台”“蓝尹亹告子西修德”“吴许越成”“吴王杀申胥”“吴王争盟”“勾践灭吴”“勾践既栖于会稽之上”“范蠡不许吴成”，絶大多数古文选本也予以收入。这些被古文选本选入的《国语》篇章，成为后来古文读本、文学作品选本和教材所选《国语》篇目的主要材料来源。

各本在篇目名称标举上不完全一致。有从明代继承而来的以首句为篇名的方式，也有从明代以来的概括篇章大义的命名方式。前者比较单纯，后者比较复杂。因为各家对篇章大义的概括不尽相同，故而篇章名称也存在不同。即便篇章大义概括相同的，篇名也不大一样。以“召公谏厉王弭谤”一篇为例，本篇涉及主要人物为召公和厉王，涉及主要事件为：厉王虐，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有谤则杀，厉王以为弭谤。召公谏之，王不听，终引起国人暴动。篇名往往以召公、厉王为主，一般二者都有，如“召公谏厉王弭谤”“召公谏厉王止谤”“召公谏厉王监谤”，有的直接去掉“厉王”，也是可以的。更有的，从厉王处立篇名，以“厉王虐政”“厉王暴政”名之，也通。这一篇大义简单，篇名概括应该也很直截了当，但在篇目名称上还有诸多的不同。其他各篇篇名不同，也就理所当然了。

各本评点体例也有诸多不同。体例上而言，首先是有无上栏评点的问题，其次是正文内有无注评的问题，另外，正文内有无夹批的问题等等。当然，像汪基《古文喈凤》、余诚《古文释义》创制的评点体例层次分明，详细明了，可谓独树一帜了。

另外，针对同一文句或篇章的评点，由于侧重不同，各家评点也多有不同。即便对“国语”二字的评点也存在区别，虽然都是撮录前人成说，但在具体表述中仍然会掺杂入个人见解。比如《国语》产生在《左传》前还是《左传》后的问题，古文选本编辑者还是有自己的见解体现的。

总体而言，清代《国语》评点和清代《国语》训诂考据，二者在时间上虽然互有交叉，但确实存在着接续性和交替性。乾嘉学术的勃兴，使得精英学术占据舞台，而由清初形成的古书评点慢慢淡化在大众视野之中。众多评点者的生平资料相当缺乏，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如此，仍然要看到清代《国语》评点的重要学术价值，以及清代《国语》评点在《国语》普及传播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清代《国语》评点在梳理《国语》篇章、揭示《国语》思想价值观念、教化世道人心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结语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认为，清代前期是由义理向考据过渡的时期，清代中期则处于考据学的笼罩之下 ^{(22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7-259页。)} 。清代《国语》研究阶段性特征也比较明显，清代前期主要是《国语》校宋本的形成时期和《国语》评点学的发达时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明道本的两大抄本，并在此抄本的传录本的基础上，学者争相以各种公序本作为底本进行校宋的工作。另外，承明代《国语》评点学之余绪，《国语》评点在清代前期比较发达，当然和明代《国语》评点学不同，清代《国语》评点多出现于古文汇编或古文选集中，专门的《国语》评点专著相对较少，在内容、风格上也和明代《国语》评点存在着诸多不同。清代中期，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从事《国语》训诂考据研究者慢慢增多。和清代《国语》评点相同，清代《国语》训诂考据的专门著作相对不多，很多考据成果隐没在学术札记中，这也是《国语》继东汉三国魏晋时期的第一次研究繁荣之后的第二个繁荣阶段，学者们普遍利用古音学、文字学、校勘学、版本学、金石学、历史地理学、古乐学研究成果和相关材料，对《国语》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为后世《国语》的进一步深入整理提供了理论方法和结论，同时也为《国语》的进一步传播作出了贡献。随着《国语》训诂考据研究的兴起，《国语》及其佚注辑佚也成为清代《国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专门从事辑佚的学者、从事《国语》研究的学者，其他相应的学者，对《国语》本文、《国语》佚注以及《国语》韦昭注进行了辑佚的工作，在方法方式、材料来源、佚文辨析等方面为后世《国语》辑佚提供了基本范式。清代学者对《国语》性质的认定有其学术背景的影响，也有遵从官方认定的影响。如浦起龙即以《国语》为史，主要还是因为浦起龙研究《史通》，接受了刘知几的观点。而段玉裁、俞樾等人则沿袭《艺文志》以来的认定方式，仍然归《国语》入经部。还有一些学者，主要是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在著录《国语》时遵从《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把《国语》置于史部杂史类之下。晚清时期，康有为、崔适等人对《国语》的真伪进行了辨正，他们的辨正更应该放在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考虑，不仅仅是纯学术问题，可置勿论。要之，清代《国语》研究内容多样，方法多元，多本实事求是之意，对于深入研讨《国语》的相关学术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清代诸多的《国语》研究还需要进行深入发掘和整理，使其真正的学术价值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