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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科学精神是如何产生的？ 要解释这个问题，从社会学角度可以得到很多答案——比如罗马教会统管下欧洲在政治上的四分五裂，遍布分散独立的小邦，自由迁徙和流亡的便利性，宗教改革后民族国家观念的崛起，冒险和贪欲启动的地理大发现由此带来的技术需求，印刷术出现促进知识流动，崛起的国家对科学实验的支持，以及由此形成的竞赛等等。 雅思贝尔斯还强调了基督教本身的作用——经院哲学的思辨属性，使得逻辑思维始终在欧洲人的头脑中占有主导地位；传教士们事实上起到了普及知识的作用；宗教改革带来的自然神学等基督教分支，使得研究自然变成了对上帝尊崇的一种方式。 雅思贝尔斯指出，认识现代科学的局限性比了解它的优势更为重要。 他指出，现代科学对于认识世界有两个观点——其一是世界各个部分都是可以被认识的，其二是世界作为整体是可以被认识的。第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分门别类的科学正在确证着这一点。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则不是科学能认识到的——这超越了科学边界。 这既是雅思贝尔斯本人的观点，也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核心观点之一。 没有人可以从经验和感觉的角度感知到整个世界，感知到世界整体。 我们所有的感觉，乃至所有的科学，都只是感知和认识到世界的一个具体部分。我们能够操作和开发的，也只是某一个环节、某一个方面。作为整体的世界，却是一个超出了科学逻辑范畴的东西。 正是因为对此认识不到位，人类认为科学可以认知到整个世界，由此导致了一种理性的狂妄，或者是科学的迷信——认为我们可以制造和组织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人工世界，我们通过计划、组织和技术手段，来实现我们心中的美好世界——从历史上各时期的乌托邦实践，一直到纳粹德国的实践，都是企图以人工和技术创造新世界例子。 结果就是灾难，包括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灾难、战争灾难，这都是对现代科学的错误认知导致的后果。——一句话，我们把现代科学用到了超出其能力范畴的地方。 于是技术把人类格式化了，反而限制了人的想象力与自由度，每个人都成了精确的零部件。 技术成了新的“暴君”，一切都交给技术解决，用技术替代伦理，用技术替代人性。科学精神最宝贵的质疑与反思，在技术面前突然间不起作用了。 雅思贝尔斯接着分析了技术的本质。 技术是一种能力，基于人的知性，在机制中思考，转变为各种数量关系。技术达成目的的方法是制造和利用，而不是创造和培育。技术本身没有目的，改造和支配资源，只有赋予了人的目的性，才有意义。
当代世界的特征。 雅思贝尔斯把“群众”作为当代世界的第一个特征——群众成为进程的决定性因素。不过，他区分了人民（people/volk）和群众（mass）的概念。 人民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比如说民族。人民有丰富的内涵和品质，最重要的，人民中的个体具有个人特点。 群众则是不可再分的。从mass上就可以看出来，是团块，就是一堆人，而非一个有机体。既可以指一群人，也可以指在尖锐矛盾情形下，一群人受到暗示做出的意见或行为，还可以指大量或平均水平的人显现出的劣性。 群众缺乏特性，是同质的，也是空洞的，是煽动和暗示的对象，没有责任感，只是随风倒而已。当人失去真正的世界，失去他的根源和基础，变得可以随意支配和替换的时候，群众就产生了。 雅思贝尔斯认为，由于技术带来的后果，今天这种情形在加剧：1、人们都变得视野狭隘，动辄分派系划界限；2、短视、缺少记忆地生活，今天的主张，到明天就抛到一旁；3、强制进行不知意义和目的的劳动，也不问其他——干就是了；4、大量的打发时间的消费行为和产品（比如现在的刷那啥）；5、撒谎、背叛和揭发成为主流，这使得人们都变得玩世不恭——自己都无法尊重自己。 这个特征下的群众，可以随意利用和驱使，可以随意打上标签。（提示：雅思贝尔斯说的是腐朽没落的西方社会，不要乱联想，敝号概不负责） 当代世界的第二个特征是传统价值的消解。 最大的价值消解，就是宗教逐渐褪色，失去了对现代人的影响力。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和进步，反而造成了空洞，代之而起的，是对意识形态的崇拜。 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功用与宗教类似，只不过意识形态常常是理性主义，或者直接说，是理性至上、狂妄的理性主义的产物。 它常常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绝对化和封闭化，拒绝反思和批评，把认识真理的方法教条化和庸俗化。 典型的手法或者特征就是： 首先是简化。简化的特征就是口号化、宣称获得了解释一切的普遍理论。 其次是否定和归咎。说直白点，就是推锅，把现在遇到的困难都堆在一个空洞的、幽灵般的概念头上，这个概念常常是诸如资本、敌对国家等等。之所以说是概念，是因为这都是经过精心操作包装后的东西。 传统价值消解是怎样产生的？ 雅思贝尔斯没有给出明确的解答，他梳理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大革命，以及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唯心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一直持续影响到19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和20世纪初的中国，从西向东开始了一场长达200年的系统性反思。 这种反思也就是消解的开始，针对的对象，正是四个文明体自轴心时代开启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也就是说，对于传统价值的消解，从两百年前持续至今，尚未完结。 雅思贝尔斯引用了一段1918年荷兰汉学家高延的著作《道同主义》，来说明这种消解是全人类意义上的——道同的体系是中国精神文化所能达到的顶峰，健全的科学是唯一能削弱这个系统，并使其衰亡的力量。 如果中国发展了现代科学，那么中国的整体精神生活无疑会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它或者使中国完全陷入脱节，或者使中国经历一场重生。——这是高延在1918年说的话，从后来的五四运赛先生、新文化运动、军阀乱政、抗日救亡、新生活运动、解放战争、除四旧运动、Wenge，都可以看到高延所说的事情在得到印证——中国在不断地破除既往，寻求新的替代。 第三部分 未来会是怎样 雅思贝尔斯梳理了18世纪以来各主要杰出人士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测，很有意思，但受制于随笔形式，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是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做的分析和预判。想想今天。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尼采的预测——羊群会突然发现，没有牧羊人！只有一群羊！每个人的追求都一样，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谁觉得自己不一样，那就只好去精神病院了。 雅思贝尔斯结合自己的生存境遇，认为，资源、种族、疾病、自然灾害，都不是什么根本性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仍然在人性二字上。 他毕生都对纳粹的集中营心有余悸——他看到的在集中营里协助开展屠杀工作的人，都是在那个体制里的积极分子、爱国人士，其中不少人道德高尚、为人忠诚慷慨，他们只是一丝不苟地遵照上级命令以及岗位职责要求，把人们送进库房，然后按下按钮。 把他们每个人分开来看，都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那个没有发问、质疑和反思的体制上。这个问题，比之核武器、核战争更为可怕。这一点，雅思贝尔斯认为，当代世界还没有显示能摆脱出去的征兆。
总结上述观点，雅思贝尔斯提炼出了未来人类社会的三个趋势性需求： 一是群众强烈要求秩序，社会主义体现了这种公正性；二是地球空间上的世界秩序构建；三是重新确立人类生存意义的信仰。 由于这三个趋势都涉及到了一个重要概念——自由，雅思贝尔斯就先论述什么是自由。 从哲学上看，首先自由是克服外部事物对我的强制性，同时克服自身的专断。自身的专断指的是只有我的意见和观点的自由，即单一的意见。所以，自由首先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之间能够深度交流，有意识地为公共状况自由奋斗。 其次，自由涉及一切事物的权利，而且常常通过两极性对立的方式展示出来。所谓两极性，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对立面，也就是普遍存在的矛盾。 永远不能消灭矛盾，只要放弃矛盾，就会丧失自由。所以，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永远保持开放，把矛盾对立视为常态，在对立的张力中，保留一切可能性——形势永远都是在变化的，说不准今天被踏进地狱的东西，明天就成为万人追捧之物。 留有余地和保持中庸之道，这是正途，也是基督教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中最为宝贵的结论和资源。 再次，自由不是个人的，个人的自由来源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自由之路，与真理之路一样，永远都在路上。从主观上看，个人的自由还只有在超越自我的境况下才被人体会到。自由本身也是一个运动过程。 重点谈了下政治自由。政治自由首先表现为消极的一面，人民可以有不接受某种管理方式的自由。其次从积极的一面而言，那就是通过法治来实现和保证政治自由——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规则来进行交往和治理。 重要的观点是，政治自由的保障在于，统治的理性要懂得克制与界限，更要受到监督和压力；反过来，人民也要懂得克制——政治自由的起点，仍然在于普通人之间对异见的尊重和包容。 回到三大趋势来看。 首先谈社会主义。雅思贝尔斯所指的社会主义，是人类自进入技术时代之后，普遍产生的对分配的公正性的诉求，实现这种诉求的方式有多种，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是其中一种方式。 马克思实现社会公正的主要方法，是计划经济。不同于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雅思贝尔斯是典型的德国理性主义思路，遇事永远是从矛盾对立点出发。（提示：以下是对人类普遍性诉求，没有针对性） 雅思贝尔斯认为，一项涉及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经济计划，要能正确地实施，并实现社会公正目标，既不现实，也不理性。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有计划，就必须要执行，而要执行一个从上到下制定的计划，就必须集中权力。而且这项权力必须极大，大到可以代替所有人的选择，从需要什么颜色的纽扣，到想从事什么职业。 第二，要执行计划，就必须有一套效率高的官僚体制来贯彻计划，以官僚体制取代自由市场。官僚体制的特点就是层级性和权力的不对等性，不同层级的官僚对应了不同的权力，也拥有不同的待遇，这其实加速了不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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