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甘肃名医柯与参，曾是邓宝珊将军收藏字画的鉴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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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画坛轶事》第五章之五
国医馆长柯与参
甘肃省省卫生厅在畅家巷的办公场所，解放前是家水烟厂。水烟是兰州的特产，畅销全国各地。在解放前比较流行，很多人都喜欢端着发亮的铜制水烟壶，对着细长的烟嘴，咕嘟咕嘟吸烟。

水烟厂兰州老话称之为烟坊。兰州有好几家烟坊，规模都很大，卫生厅占的这家，建筑规模宏大，分左右两路，一边是制烟的厂房，有宽阔的庭院，青砖铺地，用来晾晒烟叶，这里被改建成礼堂和宿舍。另一边是管理与经营场所，有前后两进院落，厅机关主要在这两个院子里办公。前院是机关各处室的办公室，后院左右两厢平房是副厅长们的办公室，正房是两层楼房，厅长在二楼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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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下有个房间，是我的绘画工作室。我的工作比较特殊，与忙忙碌碌的机关工作人员交集不多，大部分时间自己关在房间里画宣传画。后院厢房的一间办公室里有位主管中医的副厅长，柯与参。他祖籍湖北郧西县，出生于甘肃宁县，年少时父母离世成为孤儿，家境贫寒。但他聪颖好学，砍柴之余，在山村私塾外偷听学习，被准予免费入学成为学儿中佼佼者，十七岁考入甘肃第一师范，品学兼优留校任教，私立陇右中学校长。23岁爱妻患病夭亡。至亲骨肉相继病故，柯与参悲痛欲绝。弃文学医，立志为天下人解除病痛。他先后赴南京、北平、上海遍访名医学习中医，25岁开始在兰州独立行医。民国时期曾任国医馆馆长和中央医馆理事。

他笃信佛教，悬壶济世，解放前在兰州中医老字号“安泰堂”坐堂接诊时，诊脉桌上摆一木盘，看病之人自愿奉薪，多寡自便，遇贫困急难者免费诊治。他有首自勉诗“不营商业不耕田，妻子啼号要吃穿。续命医方廉价卖，想来不是昧心钱”体现了他对生活的清淡态度和崇高医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主管中医的副厅长。他的国学功底深厚，喜文弄墨，虽比我大二十多岁，却与我志趣相投，有很多共同语言。厅里中医方面的事不多，他经常到我的办公室来，看看我画画，与我聊聊书画典故，打发无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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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不谈政治，全是些有教育意义和有关文化方面的人和事。记得他曾讲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读书人，读了好多书，经历了好多事，看破了红尘，抛家舍业决心礼佛，只有一方心爱的砚台割舍不下，离家时在墙上挖个洞将砚台藏在其中。遁入空门后，平日除了参禅念经外就去坐禅，坐禅时总是走神不能入静。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毫无进步。有次在冥寂中忽然想到那方砚台，立刻起身，回到家中，六亲不认，陌如路人，挖出砚台，用尽浑身力气，将砚台摔得粉碎，转身扬长而去，回到寺院后，修成正果，无余涅槃坐化了。”讲到此处，他站起身来，双手举过头顶作重摔状，形象极为生动。我问他“无欲涅槃是啥意思？”他说“不是欲望的欲，是剩余的余。涅槃有两种：'有余’、'无余’。无余可以永无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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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先生很早就认识甘肃省长邓宝珊，两人关系密切。据他讲，邓宝珊是天水人，少年时在兰州一家烟坊当看门娃。制作水烟，是先把烟叶晒干后润上清油，用巨石把烟叶压制成大块刨成丝，再压制成块切成小块包装出售。烟坊里干活的多是女工，负责捋烟叶，抽出叶脉后把烟叶放在庭院中晾晒。邓宝珊脖子上吊着个将军不下马的大钥匙，每天早晨把门打开，放女工们进厂干活，晚上收工后再把门打开放女工下班回家。一次他在洒扫干杂活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古瓷花瓶，烟厂老板责骂他时顺手打了他一记耳光，邓宝珊赌气逃离烟房当了兵，后来去了新疆，那年邓宝珊15岁，自此开始戎马生涯。他身经百战，成为傅作义麾下得力干将，解放前就驻守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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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与参谈及，邓宝珊虽行伍出身，但对传统字画有浓厚兴趣，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好学善思，择善而从，结交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挚友。特别是解放后，他任甘肃省长期间，进京机会多，琉璃厂的荣宝斋，跨车胡同的齐白石宅院，是他公务之余的必访之地，并与白石老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邓收藏的名人字画，尤以白石精品为重。他经常请柯与参欣赏鉴定他的藏品，邓收藏的几张齐白石的精品画作，柯与参都见过。据柯老讲，邓宝珊是以甘肃的《黄龙碑》原拓为礼，馈赠给齐白石。齐白石非常高兴，给他回赠了画作。白石老人还为邓篆刻有一枚大印章，“人长寿”。

    柯与参提及的《黄龙碑》我早就见过。那时我才十六岁，我腿病好了后，在被服厂当小工时，有个白胡子老头，西安人，在被服厂门道里摆地摊，专买旧字贴，也有石碑拓片。他有两张《黄龙碑》拓片，他家住凯士林饭馆后院，他领我到他家去看过。和一般碑不一样，是方形，纸张很大有一米多见方，我疑为纸有接缝，仔细看后没有接缝。拓片右侧刻有单线条白描图：龙、鹿、有两棵小树，树上有两个树枝天生长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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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先生解释说那是'连理枝’。他对《黄龙碑》有很深入的研究，给我解释说，此碑在甘肃武都地区成县的天井山，刻在鱼窍狭的悬崖峭壁上，拓下来不容易。镌刻于东汉建宁年间，是著名的汉代书法三颂之一《西狭颂》，俗称《黄龙碑》，是汉隶真迹，记载武都太守李翕政绩，是古代摩崖石刻之珍品，字体古朴自然，笔力遒劲，结构美观，在国内外书法界和史学界享有盛誉。上面刻的图案叫《五瑞图》（全称为《邑池五瑞图》），有（黄）龙、有（白）鹿，木连理，嘉禾、甘露（应为承露人），表示吉祥。

之前，我看到过《西狭颂》的印刷字帖，上面没有“五瑞图”，因为不懂书法，更不会欣赏。听了柯老的详细介绍后，再找来看，逐渐可以看出些门道，此碑字形结构严谨自然，用笔灵活，变化多姿，耐人寻味。

    事后，我向去过成县的同行问起《黄龙碑》的情况，了解到，解放后政府很重视，为防人为乱拓损坏，也怕自然风化，给保护起来了。门上锁了两把锁，陇南地区锁了一把，成县锁了一把，只有两方同意才能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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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省上在邓家花园旧址筹建邓宝珊故居纪念馆，翟广炜参与陈设设计，工作结束后他带我到园中参观，并访谈过邓的老秘书。了解到一些邓宝珊与齐白石交往的情况。在北京时，邓有时用车把老人接到西单附近，一家湖南人开的“曲苑”小饭馆吃饭，这是白石老人喜欢去的菜馆。说起这个饭馆，也有来历。解放后，周恩来总理曾给齐白石老人做工作，大意是说新中国的艺术家要为人民服务，由国家供养，不需要再卖画了。为此专门安排这家饭馆每天给白石家里送两顿饭。谈起邓宝珊收藏的白石画作，秘书介绍有两个来源，大部分是直接购于白石老人，也有一些是从白石老人儿子手中买的。邓宝珊非常好客，在邓家花园经常宴请招待文人朋友。邓宝珊与傅作义将军关系密切，两人的家属经常往来。傅作义的母亲抗战时期就留住兰州，由邓照顾，傅母在兰州去世后，在静宁路上的关帝庙出殡，葬礼很隆重，轰动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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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生时代就在东城壕的旧货市场经常看到柯与参，与他熟悉后，我问起他在书画方面的收藏，他说没有，好的买不起，差的看不上。他主要是收藏文史古籍善本，医书、字帖碑刻拓片，也有一些名家篆刻印章。

他家住在闵家桥的一个独院里，院中有两层楼，二楼全是藏书，有近万册。有些社会上的朋友慕名找柯先生看病，请我牵线搭桥，在单位不方便，我经常周末带人去他家。他家院子很大，带个小花园，他日常起居住在藏书楼的一楼，其他家人在院里平房居住。有时候去早了，碰到他吃早饭，我们就在一旁候诊。他有个习惯，每天吃完早饭，他会阅读甘肃日报，读完报，他把报纸铺在桌子上，在上面认真写字练习书法，偶尔也会画画山水画，写完后才干其他事情，天天如此，雷打不动。他对书法研究很深，他写欧的字苍劲有力，我创作的卫生宣传连环画《卫生奶奶》完成后，我到他办公室请他题写了标题。“李贡画传”四个字也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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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与参先生在卫生系统口碑不错，解放后，历经多次运动都未受影响。但文革他没能闯过去。在一次学习大会上，他表态发言时，可能走神了，把资产阶级说成了无产阶级。被造反派纠住不放，原本和风细雨的会场风云突变，倾刻电闪雷鸣，变成对坏分子柯与参的批斗大会。“打倒坏分子柯与参！＂的口号此起彼伏。平日和颜悦色的柯老先生哪经过这阵势，直接晕了过去。病在床上三天才勉强起来。造反派勒令他上班去挨斗。他小儿子柯肃成每天把父亲用自行车推来接去，接受批判。中医学校的造反派到卫生厅来贴大字报。看到了批判柯与参的大字报后，连夜去抄了他的家。把他的藏书拉走了一卡车，还抄走了藏在楼顶和用塑料袋包起来埋在花园里的钱财，他大半辈子的积蓄。这些是柯与参主动交待的。

1969年文革后期，我从礼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来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碰到他也去学习。我见他络腮白胡子长了半尺多长，感到突然，问其缘由，他手捋长髯回答说是愁的，三个月就长了这么长。说起造反派家拉走的一卡车书。他悄声对我讲，他在正宁县有个姐姐，他早看出形势不对头，把最有价值的两箱善本书提前转移到乡下姐姐家了。在那个时段敢给我讲这话，柯老对我真是信任。

文革后，柯与参主持筹备甘肃中医学院，老人家终于可以不再受虚名缚束，重新从事他钟爱的传统中医药事业。他四处奔走，招募聚集了一批分散在甘肃各地县的名老中医，其中有很多是文革中从北京下放的中医药专家，在国内具有一定的权威与知名度，这批人成为学院最主要的师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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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准备大干一场，为振兴甘肃的地方中医医疗与教育事业发挥余热。但在紧张筹备过程中，他突然去世了。这让我感到很突然，虽然柯老年岁大了，但他平日注重养生，豁达乐观，身体和心态都很好啊。后来在他小儿子处得知，家里把头天剩的米饭炒鸡蛋吃了，食物中毒，家里其他人吃了也不舒服上吐下泻，但无大碍，柯老毕竟上了年岁，却丢了性命。

此事听来令人深感遗憾。他有两儿一女，大儿子柯杨是兰州大学的中文系教授，是研究甘肃民间文艺与民俗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对少数民族歌谣“花儿”有很深研究，是他把在西北荒芜贫瘠沟壑里传唱的“花儿”推上了世界舞台。小儿子柯肃成后来与我同在中医学院工作。柯与参民国时期当过私立陇右中学的校长，水梓是校董，杨永清是外聘的美术教员，翟广炜、水天中、柯杨都曾就读此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