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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友芝篆書八言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莫友芝的好友汪士鐸[1]在爲《郘亭遺詩》作跋時説：『先生詩如秋霄警鶴，漢苑鳴蜩，風露淒清，知爲不食人間煙火者。又如五丁開山，斧險鑿崖，絶無一寸平土，真可藥袁、蔣之性靈，起鍾、譚之廢疾。至其正書草隸，皆本此意，樸茂古質，令人哂羲之俗書趁姿媚也。』[2]莫友芝的詩學與書學在學術理念上相一致，皆不追隨時風，他在書學領域開闢了一片新疆土。誠如楊守敬所云：『自完白後，篆書大昌，名家輩出，若楊沂孫之學《石鼓》，莫子友芝之學《少室》，皆取法甚高。』[3]莫友芝不囿於規模鄧派篆書的取法，而選擇相對冷門的東漢《少室石闕》。這得益於他對藏品《文選樓縮刻少室闕十五石》的研究，從這一點上來説，莫友芝實現了鑒藏與實踐之間的無縫聯結。
莫友芝篆書對聯 貴州省博物館藏 莫友芝並不以收藏法書名跡而聞名，他對於『鑒藏家』有著清醒的認識： 鑒藏家固以題詠著録、流傳有自、整潔無損者爲珍，然市賈作僞，乃專求能手摹仿此類，以欺時人。即素以鑒别自喜者，亦往往墮其術中，此難免米氏貪名好聲之譏。蓋奇書古畫，有歷千百年，頻經浩劫，復出於故紙堆中，識者獲而彰之，始耀於世，譬諸相人，重國士於微賤，斯稱真鑒。苟真贋莫辨，第以有名人經藏印記題跋，即附和以爲珍秘，殆所謂皮相者耶。近又專尚四王、吴、惲，甚者價重千鎰，所見尤隘。[4]  在莫友芝的眼中，鑒藏家的藏品固以流傳有序、裝幀完好爲佳，但這也給以盈利爲生的市賈帶來商機，他們可以僞造名家的鑒藏印及題跋，甚至還能僞造古物。這便使『貪名好聲』之徒墜入陷阱，他們往往以是否有名人題跋、印記來評定書畫的真僞優劣，還自詡爲『鑒藏家』。莫友芝批評了這種過度重視與流傳有關的外在證據而忽略字畫本身的『皮相』行爲，同時也對近世的收藏風氣進行了回應。  莫友芝的收藏多以碑刻拓本爲主，其鑒藏活動也在『信碑不信帖』的觀念中進行。他曾敏銳地指出刻帖的劣勢，即『失真』： 昭陵繭紙曾出人間，不知宋以後何故遂無消息。二王諸帖亦只五代以來流傳翻刻，各就本家意思，疑皆失真。鄙意信碑不信帖，以甚非當時所刻，誠然。繭紙出時，一時武人夷虜，安知此事，消磨灰燼之中，亦勢所必至。[5] 作爲一位金石鑒藏家，莫友芝認爲存世可見的二王諸帖皆爲歷代輾轉翻刻而成，都滲入了製作刻帖者對二王的理解。而碑刻因當時所刻便保留了書跡的原貌，在這一方面它比刻帖更具有收藏價值（當然，莫友芝並未注意到碑刻製作過程中刻工對於字跡的『加工』以及在拓本製作過程中拓工行爲與自然剝蝕等因素）。對莫友芝評鑒藏品的討論，便可從四個方面進行觀察。 一是對於漢魏隸書拓本的鑒藏。莫友芝極爲喜愛西漢時期的隸書，潘祖蔭曾贈其《孝禹碑》拓片，他在題跋中談道：『今存漢石，自西京者希矣。曲阜之魯孝王刻石，及揚州淮南厲王墓之中殿第廿等小石，並此三耳。結字蕭散天真，筆意渾勁，兼分篆，亦與中殿相似。』[6]與大多數鑒藏家推舉經典漢隸（如《華山廟碑》《禮器碑》《乙瑛碑》《張遷碑》）不同的是，莫友芝對《夏承碑》情有獨鍾，甚至將此碑推舉到集漢碑之大成的地步：『漢碑至《夏承》，上引篆、籀，下通隸、楷，書家精能，至斯極矣！』[7]爲了證明此碑所蘊含的古意，他還拈出《魏曹真碑》與之相印證：『魏曹真一石，乃遙與助其波瀾。雖雄厚少遜，而後來引篆籀美隸楷名家，殆未有不自滋出者。』[8]由此可見，莫友芝所激賞的是漢隸之中蘊含的篆籀之氣，同時他對於曹魏時期的隸書甚爲偏愛。在《鄆州學新田記》的題跋中，他提到了此碑爲宋人隸書之傑出者：『宋人乏佳分書，唯晏袤《山河堰記》雄逸有漢人意象。李伉此石，力摹《黃初》《孔羨》，得其方滿，雖衝明不逮，庶幾虎賁中郎之似，亦宋碑之傑出者矣。』[9]之所以傑出，就是規模《黃初殘石》與《孔羨碑》的結果。  第二個方面則是蕭梁碑刻的鑒賞。莫友芝對於梁碑的訪拓與傳播已爲幕府學人所熟識，此處要討論的是莫友芝是如何爲梁碑披上『經典』的外衣。首先是莫友芝計劃將蕭梁石刻匯爲一部《梁石記》，在爲友人所撰《舊館壇碑考》的題跋中，他吐露了這一想法： 今金石家言前五代碑刻，唯蕭梁一代略能指數，餘蓋罕聞。戊辰秋於金陵搜獲，在孫伯淵氏《訪碑録》外，更七、八事亦是梁物，擬匯爲《梁石記》以傳之。其石無存而孤拓在世，有重刻若《舊館壇》者，亦從編入。已據顧湘舟刻翁叔均雙鈎本鈔儲卷中。[10] 其次是他增繹了《蕭碑》的文本内容，較之王昶的《金石萃編》多出千餘字：『如第一行：「公諱，字僧達。南徐州蘭陵郡蘭陵縣都鄉中都里人。」凡廿一字。次行提行云：「太祖文皇帝之少子，今上之季弟也。」即《萃編》所未録。』[11]在書法史層面中，莫友芝爲梁碑找到了具體位置：『上承鍾、王，下開歐、薛。』[12]同時，他論證了梁碑與二王之間的聯繫： 晉以來書家，北鍾南王，□足千世。王□有帖無碑，而子敬《桓山頌額》《保母墓磚》，集帖摹收，尚存彷彿，假使二王書碑，決不仍用帖法，與元常以降魏齊舊拓不相徑庭。義淵書《忠武》此碑，□極一時之選，□有不師法二王者，因此與《蕭景神道》以上溯之，乃有以契二王真處，是在善悟者自得之耳。[13] 莫友芝覺察出墨跡與碑刻之間的區别，他道出若使二王寫碑（即書丹），勢必與在紙卷上作字有所區别；進而指出，刨去碑刻的物質性，貝義淵所書《始興忠武王蕭碑》與《蕭景神道碑》在風貌上皆有暗合二王法度之處。由此可見，在樹立梁碑爲經典時，莫友芝仍在二王的體系内爲梁碑找尋依託。  莫友芝篆書五言聯 來源：西泠印社2009年秋拍 三是對北碑的鑒賞與考訂。嘉道以降，崇尚北碑的風氣逐漸瀰漫進入各個階層，莫友芝亦不例外。在《吊比干文》的題跋中，他説：『嘉、道以來，相習尚元魏人碑版。此石朝廷著作，書手尤極一時能事，其精誼當冠一代。老輩以元重刻，不甚重之，非鑒之真者。每經比干廟，此石獨精彩動人，徘徊不忍捨去。』[14]又如他在《魏靈藏薛法紹造像碑》題跋中云：『《鉅魏靈藏河東薛法紹二人造像碑》，亦無年月，與《楊大眼碑》同出洛陽伊闕，字勢又相近，殆同時作也。其波磔自然處並可悟屋漏法，橫畫多帶分隸，亦見蘭台發源。』[15]莫友芝並未盲目地吹捧北碑，但還是十分注重將北碑置於書法傳統譜系中進行闡釋，比如與『屋漏痕』相關聯，與唐代書家歐陽通（蘭台）相對比。『精采』是莫友芝評價北碑常用之語，對於凸文陽刻的《始平公造像記》，他認爲：『碑額記文及界行並凸文，異他刻，而氣韻生動，倍見精采。』[16]對於北碑的考訂，莫友芝常用文本入手，結合史書所載進行考辨。在跋《丘穆陵亮造像記》中，莫友芝對『丘穆陵氏』的來源及『穆』字的改變時間做了詳細的論述： 右後魏太和十九年，使持節司空公、長樂王丘穆陵亮，及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橛造彌勒像碑，蓋洛陽新出，故蘭泉、淵如金石書未載。《魏書·官氏志》丘穆陵氏後改爲穆氏，《元和姓纂》載穆氏『河南』，一望云『代人』，本姓丘目陵氏……《金石録》所謂自穆崇至亮皆姓丘穆陵氏，史但云姓穆者，乃其闕誤是也。《孝文吊比干墓碑》先此一年，其陰題名亦有『丘目陵亮』，結銜云『司空、太子太傅、長樂公』，蓋越歲，亮已致宮傅、晉王爵矣！同姓復有純、惠二人，字皆作『目』，與《姓纂》合。此作『穆』，與《官氏》合，當此爲正。故改氏省爲『穆』，其作『目』，僅取同音耳！[17]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稿本《金石影目録》 選自《莫友芝全集》 四是關於隋唐碑刻的鑒賞。莫友芝認爲，真書的發展到隋代開皇、大業年間已相當完備，爲初唐真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真書至初唐極盛，而初唐諸家精詣，北朝無不具者。至開皇、大業間，即初唐矣。』[18]進一步來説，在《隋龍藏寺碑》的題跋中，他明晰了此碑在書法史上的定位，即承接北朝碑刻的遺緒而又不相同，同時肇啓《伊闕佛龕碑》《王居士磚塔銘》等初唐碑刻的面目： 此碑置之褚登善諸石中，殆無以别，知即所從出也。前乎此之武平六年《道興造像記》，後乎登善之《王居士磚塔銘》，皆是一家眷屬。前輩至謂《磚塔》乃集此碑字所爲，固不必然，亦見其波瀾莫二矣。碑在正定城中大佛寺，額字猶完好如新，其結體即開《伊闕佛龕》，其精悍奪人，又與《張猛龍碑》額分道揚鑣。鷦庵（引按：唐翰題）此本，校近拓多完七十餘字，尤可寶貴。當别求精拓額字合之。[19] 對於唐代書家顏真卿、李邕在書法史上的地位，莫友芝亦有自己的考量。顏真卿之所以在書法史上著名，是因爲其書作中蘊含的『篆分意趣』與『拙澀天真』：『凡皆魯公晚年書。融會篆分隸爲一家，無意於工，工乃獨絶。其俊偉軒豁處，人所激賞，追摹善矣。其一二拙澀天真，人所忽視，尤超詣不可等倫。學者合數碑觀之，當自得也。』[20]而對於李邕的評價，莫友芝則從後世書家取法的層面上來考量，趙孟、董其昌都曾取法李邕並有所成就，董其昌更是從宋四家處得到啟發而上溯北海：『《秦望》骨氣堅卓，是趙承旨宗師，《有道》神韻清空，又爲董尚書鼻祖。宋人於北海書極右《有道》一石，董尚書變法固從宋四家出也。』[21]  莫友芝篆書對聯 來源：匡時2017春拍 除此之外，浸淫於金石鑒藏圈既久的莫友芝對於碑刻拓本中摹刻的問題保持著高度地警覺。在《秦泰山刻石摹本》的題跋中，他對於嚴可均[22]的鈎摹水平極爲贊賞：『以好古拓鈎摹，下真跡一等者，與鈎摹剝蝕古帖，下真跡二等者，皆上上妙手……此鐵橋先生手跡，乃能僅下真跡二等，以視阮、孫諸刻，直孱無生氣，始知此老精詣突過一時能事也。』[23]對於翻刻的名碑巨跡，莫友芝以唐碑爲例，對翻刻中的人爲因素進行了反思：『浙中唐刻必以北海《秦望山》《葉有道》兩碑爲甲觀，惜皆不存。後人傳刻，意攙他碑筆否？』[24]翻刻畢竟不是鈎摹，不可能達到惟妙惟肖的地步，在此過程中，或多或少都會摻入翻刻者對於碑刻的認知。爲了掌握翻刻本所帶來的誤讀因素，莫友芝在考訂碑刻拓本時極爲注意翻刻與原作之間的區别，如其在《宋拓顏魯公書李含光碑》中的考釋： 碑中『與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遺名子韋渠牟嘗接採真之游』數語中，其『生門人』三字元刻作『門人中』，『子韋』二字元刻作『韋渠』，『接』字元刻作『採』。豈初刻時遺一『生』字，而此十餘字已刻始覺之，磨去改刻，而磨不盡者尚存此六字耶？惟『渠』『採』二字稍細瘦，餘四字亦與改刻筆畫不異，則何也？『以補楊、許之闕』一句，『楊』『許』二字獨緊峭而小，蓋非顏書，如《臧懷恪碑》……之比耳。[25]  總的來説，莫友芝對於藏品的評鑒多在『信碑不信帖』的觀念下進行。但對藏品進行研究的同時，莫友芝亦有其他角度的考量。比如『先文化後筆墨』，在《姚端恪公手跡》中題跋曰：『余平生論書，不盡右書家，以書本心畫，可以觀人，書家但筆墨專精取勝，而昔人道德、文章、政事、風節著者，雖書不名家，而一種真氣流溢，每每在書家上。』[26]清初重臣姚文然並不以書聞名，但此卷所流露出的氣韻正是書家所缺失的。莫友芝看重的是書作散發的『真氣流溢』，而非單純的筆墨技巧。再如『先原物後流傳』，他在好友吴雲出示的《隋大業塔盤銘》題跋曰：『此盤金石家所未見，字雖不多，而能與石經峪、水牛山、小鐵山等佛經存漢魏遺法，是隋隸絶佳者，非唐人所能及。』[27]雖然此物曾經張廷濟收藏，但莫友芝却能從拓本本身的藝術水準進行鑒賞，他認爲隋隸所擁有的漢魏遺法是唐隸所不及的。同時他秉持著應將藏品『始耀於世』的理念，告知吴雲：『平齋幸喜傳稀有古石，曷不精刻一通以詒海内同好？』[28]
 國家圖書館藏莫友芝書札 转载自“近墨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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