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儿童的发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西方社会对儿童的发现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
文艺复兴运动对自然的崇尚、对人自身之自然（即天性）的发现，是西方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伟大起点。它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叠加与合体。它的展开与成熟，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上帝不在外部，而在每个人内心，个人不必依赖教会制度，而仅仅通过阅读圣经，便可与上帝直接交流从而得到上帝的救赎。
宗教改革运动实现了对人自身内在神圣性的发现。启蒙运动是对人的理性能力和政治权利的发现。与之相对照，浪漫主义运动则发现了人的诗性智慧，讴歌人生命的灵动，尤其是发现了儿童，因而实现了人学的、人本主义的新突破。
卢梭作为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家，其《爱弥儿》是现代教育学的起点、开端，可以说整个现代教育学都是卢梭主义的。卢梭强调，教育应从人的天性出发，人自身的天性是人最好的教师。任何教师作为外部力量，都必须与儿童自身内在的天性相一致。与生俱来的天性体现着自然目的、自然意志、自然趋向，规定着儿童成长的步骤和轨迹，因而儿童的天性才是儿童身心发展蓝图的总设计师。卢梭以后的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杜威、蒙台梭利等现代教育学家，都持卢梭主义的教育立场。现代教育学就是卢梭主义的教育学，现代教育学是卢梭主义教育学的别名。
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类似传统，而且源远流长。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儿童一旦长大成人，他面临的使命，面临的道路，就是对幼年的回归。孟子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与老子的上述思想是相互支援的。宋代陆九渊有云：“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在鹅湖论辩的前夜，陆九龄为了支持其弟陆九渊而专门作诗一首，此诗开门见山：“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小孩子生来就懂得亲爱自己的父母，长大后知道忠君爱国；历代圣人代代相传的思想财富其本质只是那赤子之心（孩提之心），这就将中国儒学史乃至全部思想史归结为赤子之心的代代相继。晚明的罗汝芳认为“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罗汝芳：《近溪子集》卷数），而其友人李贽的《童心说》则指出童心“自在”“自出”“自文”的光辉思想。每个人均托载着天命、天性、天志，赤子童心就是天命、天性、天志的化身。正如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诗句所言：“你们的孩子并不是你们的孩子。他们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凭借你们而来，却并非来自你们。”
上面谈的是道儒两家。再说说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五祖弘忍要传法，大弟子神秀写的偈子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惠能则针锋相对，提出“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此得到禅宗衣钵。不过，后来惠能有“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名句，“仁者心动”表明惠能抛弃了“本来无一物”的信念，而认同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的观念。也就是说，惠能与神秀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自性是佛。所谓自性，与儒学的“天性”、道家的“婴儿”可以相互会通。禅宗强调保护自性、仰仗自性，与儒道两家珍视赤子、婴儿、童心的哲学是一致的。
我把中国思想史概括为童心主义、赤子主义，或者干脆称为儿童主义。中国儒道释的共同纲领说到底，就是赤子主义或儿童主义，是对人自身天命、天性、自性、初心、童心的发现与唱颂。
人生就是这样：儿童不断地成长，不断地走向成熟，不断地脱离童年；可一旦真的脱离，你就与根基渐行渐远；若无根基，则人生如飘蓬，何处来立身？童心、童年作为根基，起着安身立命的作用，为人生指明前行的方向。“复归于婴儿”、“不失赤子之心”不是让生命再次变小，而是让人生愈发伟大，其间充满了诗性，洋溢着辩证法。
有几次做讲座时，在提问环节总有人希望了解：我是怎样与自家孩子打交道的。其实我不太愿意分享我家孩子的故事。她的生活没必要过早曝光，引发别人的特别关注。不能因为我是家长，就随便道说她的小秘密。不过我愿意谈谈我与孩子相处的一点点感受。
与女儿在一起，每时每刻，我持有一个立场、一个基本态度，尽管许多时候我未曾自觉地要求自己非如此不可。它作为我的一种无意识，与我的理论研究是一致的。比如，我经常揣摩游戏的本质与意义，我无比羡慕孩子们的游戏状态，但我知道作为成人，已经很难深入到儿童游戏王国的深处，很难深入到童年王国的深处。
疫情压境的情况下，孩子每天做完作业后，我常带她在小区散步、游戏。与我家这位小学生玩捉迷藏游戏，我有时就真的会捉住她，有时明明看到她藏在树丛里，我又会假装未见，吹着口哨做艰难寻找状，在她听得见的地方停止吹哨，喃喃自语：“哪去了，藏得真严实啊。”我是在制造假象，其实是配合并成全小孩子的游戏。于是就继续向前走。她从后面悄悄跑过来，突然对我喊：“大笨蛋，我在这里！”———多像两个傻子！
不久，在她书桌的纸上看到她随意涂抹的几句话：“捉迷藏：蹲在树丛里，爸爸吹着口哨，在面前经过，我的心嘭嘭嘭。” 这是多么紧张，多么刺激，多么快乐的游戏体验呀！这几句话也表明，游戏结束后，孩子还在回味游戏的种种神奇体验。可我们成人很难再有如此深刻的体验。
女儿喜欢看历史书，在谈读书体会时谈到古代的弓箭，她表示有意拥有一把弓箭，我承诺给她做一把。我用小区工人清理下来的竹子做了弓，再以细绳做弦。这是她第一次在书本、电视以外看到并拥有了真正的弓箭模型，她好高兴！其他孩子看到也很羡慕，遗憾的是我无法每人都送一把。
儿童们相见的瞬间，只有童年才会出现的游戏世界就瞬间生成了。他们的宏伟世界在游戏中逐渐显现，他们的快乐在游戏中不断高涨……我看着他们游戏，看着这群丰富、高贵、“伟大的儿童”从事游戏。当此之时，我耳边便会响起泰戈尔《在海边》里的诗句：“孩子们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聚会。头上是静止的无垠的天空，不宁的海波奔腾喧闹。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地聚会着。他们用沙子盖起房屋，用空贝壳来游戏。他们把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它们飘浮在深远的海上。孩子在世界的海滨做着游戏。”
宇宙不断发生着毁灭和创生，可是儿童的游戏却是永恒的，那种游戏感受会在一代一代儿童那里再现。“在无边的世界的海滨，孩子们盛大地聚会着”———那是永恒的童年生活的原型，永恒的儿童在从事永恒的游戏。
在游戏中，他们进入的世界是超出现实、高于现实的一个世界。它好像是假的，但又比真的世界更真，更为宏大丰富。儿童们在这个世界里如鱼得水，欢快无比！一旦走出童年，他们怎么能再让生命如此之“嗨（high）”呢？这是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应该享有的生命的愉悦，也是茁壮成长的时机———是将自身伟大情感、伟大力量和伟大体验展示出来的时机。所以，童年值得尊重、尊崇和珍视！
作为家长，我希望孩子享有童年生活的欢愉，希望孩子在自己的世界如同生活在桃花源一样。在童年的理想国里，儿童拥有茁壮成长的时机，自然地度过一系列成长阶段而进入成年，成为一个健康、幸福、全面发展的人，既能保持自我，自立于社会，又能与社会相互融洽，在自我实现中为社会做出贡献———真正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相互成就。
天堂在哪里？桃花源在哪里？就在童年里，就在游戏里，就在童心里，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孩提时光里。所谓理想国，只是为童心提供安宁快乐的摇篮和母亲怀抱般的社会，再现孩提时代的幸福而已！只是实现老子“复归于婴儿”、孟子“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理想，只是实践禅宗之自性即佛的信念。赤子、童心、自性才是理想国的根，只要社会、文化能如优秀园丁般地照料它，理想国就会长成参天大树。
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系统存在。无论你的理想中有怎样的儿童观、教育观，有时还是要向现实中的教育低头。
对于小学生来说，老师布置作业，该完成还是得按时完成，要求考试就得去考试，该参与竞争就得去参与竞争。对此，我们成人可以批判、解构、反抗，但作为家长，你还是要让年幼的子女适应现实，适应现实的人群、学校、社会、文化，否则受伤的还是孩子。我们不能让他还没长大成人，就觉得社会到处都是问题。文明是一个进程，孩子就生在这个时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适应这个时代。等孩子长大一些后，我们成人可以与儿童围绕对社会的适应与改造这一话题，有更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今天我们看到的儿童之“成人化”和成人之“巨婴化”，其实是文化病征之一。2011年，儿童文学学者方卫平指出一种“与童年为敌”的儿童文学现象。他说：“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儿童文学的精神价值被不断具体化为某种思想意识或道德诫令，继而极大地影响到儿童文学文本的艺术面貌及其探索精神。”“不少作品怀着教育儿童的动机和'自信’，总是把儿童设定为一个被质疑、被否定的对象，作品中所潜藏、体现的童年观，也总是表现出一种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与童年为敌’，这甚至成为历史上许多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一种基本的文化姿态。”方卫平指出，“今天我们的儿童阅读仍然明显受到一种功利而又狭隘的教育观的影响”，他举例说：“就目前小学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选文部分来看，从作品的选择到出于识字量、篇幅、内容等原因的文本改写，为了知识教育牺牲文学教育、为了道德教育牺牲精神培育的现象普遍存在。”显而易见，与童年为敌的现象不只是存在于儿童文学界，也存在于教育界，存在于整个社会和文化。
与方卫平批评的“与童年为敌”现象相呼应，2012年，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王侃则揭露社会文化中“与儿童为敌”的现象：“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与儿童为敌’的文化环境里。”“追求升学率的教师们说是把孩子们送上了战场，我以为他们是把孩子们赶进了屠宰场。”“与儿童为敌，其实就是与人类为敌，与世界的未来为敌。”
还有其他一些作者多次使用“与童年为敌”、“与儿童为敌”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对童年被损毁状态疼惜之余所发出的尖锐批评，它呼唤全社会正视童年正被损毁的可悲现实，通过发现儿童、珍视童年来实现对儿童权利的保障。
“与童年为敌”、“与儿童为敌”这类说法，往前可追溯至毛泽东对“以学生为敌”的教育现象的批评。
毛泽东曾经将学生的学业负担重，视为“以学生为敌”。1964年３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中学校长反映学生“学业负担重”的信件上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毛泽东对“以学生为敌”的教育是有所发现的，遗憾的是，这类教育问题至今依然未得到解决。
成人是怎样“充满爱心”地“与儿童／童年为敌”的？政府一再要求中小学“减负”，但总是阻力很大，难见成效。成人社会对儿童看似爱到深处，但所作所为，让孩子感受到的，以及最终养育的结果，都表明成人社会是与儿童开战，是把儿童作为征服、挤压和改造的对象。究其原由，是因为成人社会小觑儿童，对童年是否定的、贬黜的。这种对童年的无视或贬黜，必然出现“以学生为敌”、“与童年为敌”、“以儿童为敌”的教育－文化－社会现象。
在“以学生为敌”、“与童年为敌”、“以儿童为敌”的教育－文化－社会环境里，儿童的天性受到贬抑、压迫乃至破坏，那么，儿童就难以顺应天命天性的指引，难以充分将天命天性变为个体生命的现实成长，他最终只能长成一个“缩巴③茄子烂金瓜”，并未真正“成”人。这也是不少成人何以“巨婴化”的原因。所谓“巨婴”，是由于婴儿在荣格所谓“个体化”（“自性化”）过程中，发生弗洛伊德所谓“停滞”乃至“退行”，没有顺利按照个人精神发生的内在时间规定和相应轨迹向前发展，这个婴儿的天性未能及时化成生命成长中一系列发展阶段中的精神形态，于是个体的精神生命在成年期便呈现为一个病态的畸形的巨婴。老子“复归于婴儿”是让个体生命不断归根复命从而得以更饱满更充分地发展，而“巨婴化”则是个体未能充分展开自己的天命天性，未能顺利、充分向前发展。
成人“巨婴化”是“以学生为敌”、“与童年为敌”、“以儿童为敌”的教育－文化－社会必然的附生赘疣。古人尊崇童年，倡导“复归婴儿”，而今天的童年正处于被损毁的风险之中。童年的损毁、儿童的异化会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前几次的“两会”期间，教育部长都谈到“减负”，表明政府还是十分关心儿童幸福的。为什么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负担过重？问题就在于当前的教育不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我们不太了解儿童，不太尊重儿童，所以对整个社会来讲，还有一个“发现儿童”的任务。我们要补这个短板，同时树立一个新的目标：不只是要发现儿童，而且要发现“伟大儿童”。
先秦《中庸》开篇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道”既指道路、路线，又指理论。这里的“教”，既指教育，也指文化。这里的“性”，是指天性，或者说是指人自身的自然。
中国古人告诉我们，文化、教育应当修造那遵循天命、天性的理论和路线。其实就是强调：人自身的天性、自然性、自然规律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
儿童最充分地体现着天命、天性，面对儿童所体现的天命、天性，成人应当心存敬畏。
“与童年为敌”、“以儿童为敌”，是与天命天性为敌，是与《中庸》的道路背道而驰的。目前的很多不良观念和做法也是对社会问题的暴露。比如现在东部沿海城市各种补习班、辅导班、兴趣班，简直太多了。小孩子从学校一出来，有人就拿着小旗帜等在门口，准备把他们塞进各种班里训练。大家都在拼命地进行学业竞赛。某地的基础教育前几年一度（被）号称世界第一，但看看小学生乃至学前儿童那么多的各种课外补习班，看看他们的游戏时间和睡眠时间的严重不足，就知道正在享受“世界第一”教育的那些儿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那是人性的代价，那是成人对童年的野蛮相待。
2019年春，在一个坐满教育名士的饭局上，一位女士（其女正在上初中）告诉大家：她现在每天都在煎人参汤给女儿吃，以便使其在学业竞争中保持体力、继续拼搏。这位女士深知，让女儿天天服用人参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身体后遗症，但她表示：别无选择———只能选择让女儿在考分上取得成功。想起这些话，至今心有余悸！一些原本健康幸福的孩子已经带着身心的伤痛甚至残疾进入成人阶段、成人社会，他们还能成为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画家、企业家、政治家吗？甚而至于他们还能成为身心康健的普通公民和平凡劳动者吗？
一个以儿童／童年／学生为敌的社会，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对儿童成长是灾难，对整个社会也是灾难。大家都在浮躁氛围里，难有耐心静待花开，难让儿童充分按照自己固有的内在的自然节奏成长。一个以儿童／童年／学生为敌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揠苗助长的社会。
成人为了让儿童达成某种社会意义的成功，往往以牺牲童年幸福和儿童茁壮成长为代价。古代中国人倡导“复归婴儿”、“不失赤子之心”，而今人们为了所谓学业成功，不惜损毁童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深隐的文化病征。这是人为主义或人造主义的泛滥，是反自然的无儿童的教育学的泛滥。
老庄哲学提倡无为，试图让自然的意志表现出来，避免去做违背自然意志的狂妄之徒。儒家与禅宗也有无为思想。比如禅宗只信自性（其实相当于道家的“自然”、“赤子”、“婴儿”概念，以及儒学的“天命”“天性”概念），主张不立文字，几乎废止人为主义的文化，当然它是主张自己那套以自性为本位为目的的文化。
真正主宰个人的不是父母、教师或具体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每个人身上固有的“自然的导师”，他在引领我们向前去。
儿童不是一把烂泥，他是自身之所是。“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是多么地羡慕与推崇婴儿朝气蓬勃的生命！面对儿童，尤其是面对小婴儿所体现的天命、天志、天意（自然的意志），成人应当心怀敬畏。
当下，不少人关心0-3岁儿童的教育，这是好事。然而，一旦想到0-3岁的儿童也被成人盯上，出于善良的意愿而对其进行教育，又每每让我感到些许不安。
0-3岁的幼年期非常重要，但0-3岁更应当无为而治、无为而教。
请把0-3岁的他（她）当成一朵花，当成一滴朝露、一抹朝霞来看待吧。花朵上的朝露，外力不能轻易地去碰触它，一旦碰触就是毁灭。
在0-3岁，自然的目的正蓬勃展开。这时要给他（她）创造各种条件，让他（她）吃吃喝喝，醒醒睡睡，哼哼唧唧，说说唱唱，蹦蹦跳跳，跌跌打打，尝尝摸摸，做做玩玩，甚至要允许他（她）哭哭闹闹发发脾气，让他（她）满足，让他（她）宣泄，让他（她）开心，让他（她）尽性尽情尽兴，茁壮成长。幼童保育也要讲究科学，讲究智慧，讲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制宜，讲究安全第一，严防安全隐患。幼童保育更应当以“教育的大纲应当符合儿童的大纲”为原则。
基础教育阶段的儿童尚未完成“减负”这一难题，我担心，一旦有关部门“加强0-3岁教育”，那么，或许升学压力就会传递到0-3岁……如果我们在对0-3岁儿童的认识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轻易地“加强”教育，那是极为危险的。一旦以一套教育理念来“蛮干”，就是针对幼童搞破坏干坏事。
最容易走入孩子内心的是妈妈。当没有受到社会上“过度教育”蛊惑的妈妈，抱着孩子亲密地说着“妈妈语”，那怀抱中的婴儿多么惬意快乐！但也有这样的妈妈，口袋里装满卡片，不时取出一张卡片，出示给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然后说，“这是苹果”，“这是香蕉”，有时再跟随几句洋泾浜的英文。于是，一座教育的大山已经压在几个月大的孩子头上。你想想，她家里就有苹果、香蕉，口袋里非要装一些苹果、香蕉的卡片（这其实就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教育技术主义），好像这个时候你不教孩子什么是苹果、香蕉，孩子一辈子就不知道什么是苹果、香蕉一样。即便是指着家里饭桌上的苹果、香蕉，如果“这是苹果”、“这是香蕉”仅仅是“妈妈语”，那么，这便是亲子之间自然而然的交流；如果你的交流是为了实现向几个月大的孩子进行教育的所谓宏伟蓝图，那么，这就是干扰和压迫。
当前的教育过于忽视“天性的教育”。现代教育学主张，教育即自然发展，教育即生长。可我们将教育理解为使用各种人为手段（技术）从外部大量地向儿童灌输信息，这对儿童成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卢梭在其“第一论”即为第戎科学院征文所作的论文里，对“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这一议题做了否定的论证。他主张，要发现人自身的丰富与伟大，要将眼光聚焦于人的心灵、人的内在世界。在论文的最后，卢梭写道：“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反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这就是真正的哲学了，让我们学会满足这种哲学吧！”这是卢梭整个思想体系的起点。这是批评科学与艺术对人自身的压迫，是其一生批评文化压抑天性、社会压迫个人、教育压迫儿童的开端。卢梭曾提醒读者注意，其《论科学与艺术》、《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和《爱弥儿》“是同一篇论文”。可见，《论科学与艺术》所表达的思想是卢梭教育学的理论前设，这对于理解教育学学科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海德格尔对甚嚣尘上的技术主义也充满警惕。1955年，他在《泰然任之》一文中曾写道：“核时代中滚滚而来的技术革命可能会束缚人，蛊惑人，令人目眩而丧心病狂，以至于有朝一日只剩下计算性思维作为唯一的思维……”伴随计算性思维，巨大的危险会席卷而来，“计算性思维唆使人不停地投机”，“人将否定和抛弃他的最本己的东西”，让人失去“根基持存性”。当然，盲目抵制技术世界是愚蠢的，但是，如果人类将技术视为救星而将自己委身于技术，将会成为技术的奴隶。
除海德格尔之外，斯蒂格勒等人也对人类被技术奴役的现象具有深刻的警醒与批判。技术世界愈是发达，人类愈是需要向内回转（也即遵循古老的信条“复归于婴儿”，“不失赤子之心”，“反身而诚”等等），愈是需要儿童主义的引领。
现在全世界都在搞人工智能竞赛，一旦误用或过度用于教育，就非常可怕。对于幼童来说，“感觉印象先于字词”，不可用技术产品替代他对真实世界的感知与把握，不能以技术来抑制自然天性。
当前教育界的技术主义正甚嚣尘上。十几年前就有人找我，要开发学前教育的网络课程资源，我当时便予以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对待小年龄儿童，我不主张故意让他们认识虚拟符号的东西。———幼童要看多少次云朵，才真正了解什么是云；幼童要跨越多少次小溪，才真正知道什么是溪流和沟渠———他（她）们最需要的是实物，通过接触实物来获得感觉印象。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首因现象”，第一印象是假东西，可能对孩子一生的相关认知都有破坏性。当然幼童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但若外部扭曲的压力过大，孩子还是会歧变、异化、难以治愈的。
《孩童之道》是泰戈尔的一首诗，其中有言：“孩子有成堆的黄金与珠子，但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却像一个乞丐。”泰戈尔给出的答案是，他们“假装着完全无助的样子，便是想要祈求妈妈的爱的财富”。成人和儿童是相互需要的，我们成人应肩负对儿童爱的责任，以回报儿童对我们成人的信赖和爱。社会应当是儿童友好型的社会，学校应当是儿童友好型的学校，这是儿童主义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设想，关于人的科学和关于自然的科学将会成为同一门科学，未来的理想社会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本主义的社会，是向着人的本性复归的社会。古代中国人也指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不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本主义的合体吗？我以为，儿童主义能够体现马克思的这一理想。
要实现“复归于婴儿”的理想，重获儿童时代的乐园，那么，整个社会、文化和教育均应以儿童为本位，要遵循每个人身上的自然目的和自然意志，呼应于天命，听命于“存在的召唤”。要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第一步是建立儿童友好型的学校、城市和社会。在这一阶段，首先要深入地认识儿童，理解儿童，尊重儿童，按照儿童自身的特点、需要和规律来安排他们的生活和教育，为儿童提供必要的充满关爱的各种软硬件设施与条件。
儿童友好型的学校、城市和社会一旦实现，按逻辑来说再下一步，儿童主义就会强大起来，会影响到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儿童主义或将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这与人类进化的特有方式“幼态持续”也是一致的。
海德格尔有关“根据律”的系列讲座，最后一讲中呼之欲出的思想，正呼应了赫拉克利特“残篇52”：儿童是存在者整体的主宰，也是每个存在者的主宰和根据。海德格尔在《根据律》一书中把儿童摆在了整个哲学体系最高的位置：“存在之天命置送，乃是一个游戏着的儿童，一个游戏着棋子的儿童……问题始终在于，倾听着这种游戏的诸定律的我们是否与之共同游戏，如何与之共同游戏，是否及如何使我们适合于这种游戏。”海德格尔的这段话与中国的儿童主义遥相呼应，这是人类文明走到当今这个阶段必然会产生的思想，是历史自身的逻辑所推出的新的时代精神———至高的东西就是儿童。从卢梭、康德、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到尼采、海德格尔，这些哲人的思想都可以归入儿童主义体系的某个侧面。这里的儿童既是我们身边的儿童，也是我们曾经的儿童，也是至今生活在我们生命深处的那个儿童；这里的“儿童”概念既是实的也是虚的，既是对儿童的陈述，又可指代存在、天命、天性、自性、根据、主宰。由此可见，中西方的儿童主义本身就蕴含这一命题：永恒的儿童引领我们前进！
当年设立儿童节的初心，是保护儿童权益。我们可以赋予儿童节一个新的内涵，即在保护儿童权益的基础上，不仅把它作为儿童的节日，而且将其视为包括所有成人的全民节日。如果每个人都“复归婴儿”，拥抱赤子之心，不断汲取童年这一“存在的井”中不竭的天命天性资源，那么，实现成人生命活力的蓬勃再生和满血复活便有望实现。
目前中国教育学界，一些教育学者已认识到要研究人、发现人，要研究教育人学，这是历史的进步，但这还不够。对人的认识，无法脱离对儿童的认识。从对人的发现到对儿童的发现，这一进程不只是儿童观的突破，而且是人学的突破；对儿童的发现，是对人所作发现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推进。教育学不宜仅仅满足于人的概念而止步不前。对人学的突破，应当继承老子“复归于婴儿”、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以及华兹华斯“儿童是成人之父”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并继续前进。
20世纪的进化论学者发现人所特有的进化方式是“幼态持续”，即选择祖先的幼年性状而集中到基因库中。“幼态持续”进化方式使人类有了愈来愈长亦愈来愈丰富的童年，从而使人类拥有了教育和文明。而“幼态持续”进化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与老子“复归于婴儿”、孟子“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说法是一致的，也在自然哲学和进化理论维度支持“儿童是成人之父”等观念。
无论中国古代的“复归于婴儿”、“不失赤子之心”，还是西方海德格尔倡导人们与儿童共游戏，倡导我们成人的生活应和（应合）于儿童的游戏，还有“幼态持续”理论，等等，都在支持从夸美纽斯、卢梭到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杜威、蒙台梭利、苏霍姆林斯基等现代教育家的共同思想纲领：发现儿童，跟随儿童。
故此，永恒的儿童引领我们前进，这是一种新的发现、新的文化，人类可由此进入新的文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