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记忆与艺术：回到地方场所与往昔的历史经验

本文作者罗易扉教授

摘要

艺术作为记忆的一种形式，是人、地方与时间的联结之物。“地方”“记忆”与“艺术”具有层层关联及丰富的意义，“地方”是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与交往场所，是人类经验与有意义的“场所”。人类的记忆、想象与认同需要具体场所，而记忆、想象与认同则又重塑地方的“场所精神”。地方艺术连接着人对于地方的往昔历史经验，是人重返地方的记忆之物。地方艺术携带着个人、社会及国家的集体记忆，并帮助我们重建人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在世界民族处于一种松散结构的后民族时代，地方性知识与地方艺术对于身份认同具有重建意义。人通过地方艺术的可见形式，回到不可见的往昔历史经验。人通过充盈着地方场所精神的社会记忆，从而获得故土的身份认同，并通过地方艺术回到精神所栖息的故乡。

关键词

地方；记忆；地方艺术；场所精神；集体记忆；身份认同

一、引言：地方、记忆与艺术

所谓寻找故土，无非就是寻找意义。

艺术是人类的记忆形式，艺术史是人类心灵的历史。人类在流动的栖息寄居之中，通过记忆之物与故乡取得稀薄的联系。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Rilke）在诗歌《村子里立着最后一幢屋》中写道，“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这句诗道出了故乡与记忆之间的密切关系。二战时期流亡旅途之中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这样言说故土的意义：“我到什么地方，德国就在什么地方。”他描述了故乡对于人类精神的重要性，人在他乡对于故乡的地方依恋之情。澳大利亚学者比尔·阿希克罗特（Bill Ashcroft） 从后殖民民族语境出发，从艺术与文学乌托邦情境提出“家与根”的概念（Heimat）。在世界民族文艺作品的多种表现形式中，故乡的象征及意象成为连绵不断的永恒主题。中国古代很多诗人对故乡与土地留下过感怀的诗词歌咏，如曹丕就写下“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的感人诗句。“地方”不仅是一方土地的地理方位与物理空间，更是人类的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场所。地方性知识为地方艺术呈现源远流长的文化与历史文脉，地方、记忆与艺术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层层关联。艺术是记忆的一种生动方式，如舞蹈艺术采用身体的形式记录人类历史，音乐艺术采用声音的形式记录人类历史，视觉艺术采用影像的形式记录人类历史。地方艺术是社会记忆的一种形象方式，地方艺术因其所承载的故乡意象从而澄明。

里尔克

现代人远离土地的自然气息，渐渐淡忘了关于故乡的故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逐渐从依存变为陌生。现代人生活在充满统一现代性的空间之中，但依然可能通过记忆与故乡获得稀薄的联系。地方是一处充满场所精神与集体记忆的文化空间，亦是一块盛放着故乡记忆的意义空间。在即将到来的后民族时代，我们将通过何种文化形式来凝聚世界与社会？我们如何理解地方及地方知识的意义？又如何理解故乡与异乡？地方、记忆与艺术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艺术对于个体、民族、国家及社会具有何种意义？我们如何去理解地方、记忆与艺术之间缠结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艺术回到人类精神的故乡？这些都是人类学关于记忆研究的深层命题。本文试图通过艺术人类学、时间人类学、新文化地理学、艺术社会学及现象学围绕关于地方的叙事，通过叙述地方、记忆与艺术之间的层层关联，诠释地方艺术对于人、社会及国家的意义，思考地方、艺术与记忆对于身份认同及民族认同的重建价值。

托马斯·曼

二、地方与记忆

地理学一般是将地方视为物理的空间单位，地理研究被视为“物”的研究范畴。当代在人文领域出现地方研究思潮，学者们从不同领域思考地方的人文意义。社会学领域学者关注地方的社会意义研究，人类学领域学者关注地方的精神意义与场所精神，新文化地理学学者关注地方的情感研究。因此，学界关于地方研究主要呈现三类取向，即描述取向、社会建构取向及现象学取向。

（一）地方：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与交往场所

从地方（Place）的内涵与外延来看，这个概念经历了从作为自然地理的空间成为承载文化意义空间的转变。1940年，美国地理学家约翰·怀特（John Wright）提出“Geosophy”（地理知识学）一词，他认为应“从地方所承载的主观性意义出发，对地方进行重新认识”。1947年，怀特又从人文地理视角提出地方（Place）的概念：“'地方’是一处承载主观性的区域。”20世纪60年代，怀特进而提出“想象的地理学”观念，他认为人类的心灵中“既有一张知识地图，又有一张想象地图。想象地图是不同民族文化与个人，依据自身欲望、恐惧、爱与焦虑的情感所构筑的世界图景”。因此，纵观怀特关于地方的概念与诠释，地方显然是一处承载着人类主观意义之地。20世纪70年代，地方一词生发新的内涵，学者段义孚（Yi-Fu Tuan）与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围绕地方研究，段义孚提出意味颇深的“Topophilia（恋地情结）”概念，并因此成为人文地理学界的经典概念之一。此后，在人文地理学、文化研究及社会学学术范畴中，基于此含义之上的地方概念随之出现系列子概念，涵盖“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意象”与“地方记忆”。纵观“地方”的概念史与学术史，地方从“物”的地方成为“精神空间”的地方。当代人本主义地理学语境中的“地方”概念之中，“地方”从地理存在空间成为社会学中精神意义空间。

段义孚著《恋地情结》

地方是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地方对于具体的人具有特定意义，一处地方对于一个人的意义，或是故乡或是他乡。地方依恋成为身份认同的情感依托，一个自然地理空间因人的情感嵌入而成为精神空间的地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出现新文化地理学取向，地方研究从地理研究转向场所精神研究。20世纪60年代前，地理学者多采取地方描述取向，主要表现为描述性区域地理学研究。他们采取社会建构取向展开地方研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取向。20世纪70年代兴起空间研究文化思潮，德法地理学流派关注日常生活空间与地方的意义。他们采取现象学方法论，关注群体的空间生活经验与地方感研究。这类理论取向学者为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段义孚（YiFu Tuan）、安妮·布蒂默（Anne Buttimer）与安曼德·佛利蒙（Armand Fremont），他们重视情感的主观元素与地方的意义，关注个人或群体与所居住区域之间的情感关系。地方因此成为文化空间，嵌入了人的情感与想象。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构建筑，历代诸多地方经典建筑屡次在历史中重建。在此意义之上，地方建筑的重建成为地方记忆的重建过程。诗人王勃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九月，适逢滕王阁重修竣工，为之作千古经典《滕王阁序》。作为地方建筑的滕王阁，在中国历史中历经28次重建。通过滕王阁的空间景象，连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地方记忆。作为地方建筑的滕王阁若在，则与之关联的地方记忆即在。所有曾经与这块土地拥有共同历史经验的人，通过地方艺术而获得地方认同。此外，中国地方古建筑的诸多经典，例如岳阳楼、黄鹤楼与蓬莱阁等也经历多次重建。地方建筑的重建不仅是物质文化的重建，更是通过建筑艺术而重建地方的集体记忆。因此，地方艺术的重建过程，成为人与集体记忆的精神重建过程。

地方是人与自然地点建立意义的交往场所。地方对于个体与社会不只是一个意义中心，也是构建社会关系的一处交往场所。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科领域出现后现代思潮，学者们关注地方对于身份认同的建构意义。20世纪90年代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并促成了新文化地理学研究，地方研究涉及文化研究的空间问题研究。地方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空间，而非沉默寂静的地理与物的区域。此时期兴起了关于地方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在《地方：记忆、想像与认同》中反思地方的观念史，呈现人文地理学者对地方的不同解释。他通过新闻、流行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叙事来解释地方，追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的概念史，显示了地方研究从物理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研究的过程。此外，诸多学者聚焦地方研究，包括琼尼·理查德（Jolene Rickard）、露西·利帕德（Lucy Lippard）及艾伦·普瑞德（Allan Pred）等。又如学者多林·玛西（Doreen Massey）的著作《全球地方感》，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著作《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此类地方研究转向关注地理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他们思考外来因素对于地方的渗透，追问地方特色是否会因现代性而消失殆尽。要之，在此类人文地理思想研究中，主张地方具有社会功能。在社会文化生活体系之中，地理思维具有复杂的社会功能。

大卫·哈维著《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

（二）地方：人与往昔历史经验及记忆建构认同的场所

现代世界充满了频繁的迁徙与移动性。现代社会处于飞速变化的状态，因此现代人处于非稳定的流动状态。飞速的交通为远距离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现代人的场所处于流动的状态。人类的频繁迁徙会带来无地方感，因此人往往会处于疏离而漂泊的心灵状态。我们距离故乡的地理距离日趋遥远，我们与故乡的记忆日趋模糊。在充满现代性的统一空间之中，现代性之下的地方日趋同质化，那些关于地方的原初意义渐渐在记忆中模糊或丢失。因此，地方与流散成为现代社会的新社会现实与命题。

地方是一处充盈人类往昔经验的意义空间。人若对地方空间产生了情感连结，便会在心灵中根植地方感。抽象空间科学忽视了人类的复杂经验，地理学应关注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地球。当代人类学及文化地理学现象学取向学者，他们关注地方的情感研究，并注重人类的经验与地方的关系。1976年，雷尔夫用“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一词描述现代统一性而无多样性的相似性景观：“人之所以为人，是因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地点与世界，拥有并认识你自己的位置。”此外，克雷斯韦尔也在其著作《安适其位/流离失所》及《关注电影》中，描述了人类远离地方而流散各处的漂泊状态。段义孚与雷尔夫在此采用现象学取向，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关注地方的人文内涵，认为“地方表达了面对世界态度的概念，强调主体性与经验，而非冷酷无情的空间科学逻辑”。因此，作为地理的地球亦是充满情感的家园，人类在不同层次上创造了地方。

Tim Cresswell著《安适其位/流离失所》（In Place/out of Place: Geography, Ideology and Transgression）

地方成为人与记忆建构认同的场所。地方为人的记忆、想象和认同提供了场所，而记忆、想象和认同则又重塑了地方。地方并非只是具有自然属性的物理存在空间，人的社会生产活动赋予地点社会意义。在此建构与认同活动过程中，作为自然物理“地点”转化为社会认同的“场所”。在人类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之中，地方是一处充满记忆的意义空间。我们的“家园”就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家即“地方”的一种典范。地点是生命所历经此处或此在的场所，地方是人的情感家园与文化空间。地方是人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所在之处，地方成为人与往昔记忆建构认同的连结媒介。地方艺术本身作为交际的动因，将所唤起的观念与身体经验把集体联合起来。地方艺术象征着共同体的统一，其不仅可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政治范围，亦可作用于阶级、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领域。《礼记·乐记》中记载：“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乐统同，礼辨异”。《乐记》中所体现的思想，反映了艺术具有和谐的社会功能。“乐统同”，便是把不同等级的人维系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乐体现了等级制度的礼，乐能够和合人们的感情即“合情”。《乐记》引用了荀子的论述，叙述长少若在乡里中一起听乐，则和顺，说明集体通过共同听乐能够达到“和”的秩序。《乐记》所言的乐的这种功能，正是描述了艺术具有和谐秩序并实现情感认同的社会功能。

《礼记》

三、地方与场所生命精神

空间既是人类的社会交往所处的地理空间，又是人的文化活动所发生的精神地带。“自然地点”与“地方”具有不同的内涵，“自然地点”（Site）指向一处场所的物理性，“地方”则指代具有文化意义的场所。“场所”并非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人的文化与社会交往活动共生的空间。人在一处地点的文化与生产活动，在时间中积淀而成地方的历史。因为历史传统的积累，自然地点因此转化为“场所”。人在自然地点的历史活动丰富了场所的意义，场所的产生源于人的意向性活动。正是因为丰厚的历史文脉，场所成为一处充盈人的历史经验与意义的空间。

（一）场所：充盈精神意义的文化与社会空间

场所的定义内含生动的精神意义。从场所的观念史来看，场所概念在时间人类学、社会学及现象学中不断衍生出新内涵。关于“场”的概念，《说文·土部》：“场，祭神道也。”“场”为祭祀神灵而开辟的开阔平地。“场”在创造之初，与神灵祭祀有关。从这个原始概念中显示，场所的功能是祭拜天神。人类在开阔的场地中与先祖、神灵对话交流，“场”的概念指向人对精神意义的追求。当代关于场所的概念也依然指向精神追求，延续了古代关于“场”的本质意义。在欧美人文学科史中，场所概念从最初源于建筑学意义，扩展为社会学与哲学的意义范畴。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

场所是散发着特定精神气质的文化空间。场所具有唯一性，当空间被赋予特定文化历史与精神意义之后，会散发出特殊的精神特质。场所精神与复杂的后现代建筑理论相关，后现代建筑关注城市居民社会空间与精神的关联，并重视城市居民内部空间的交往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第九次会议上，凡·艾克（Aldo Van Eyck）团队发布了现代建筑重新定向的宣言，此后“场所”成为一个建筑学核心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后，场所概念从建筑意义扩展为社会学与哲学范畴。此后场所研究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关于场所概念的诸多理论。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Norberg Schulz）系统阐述场所理论，此后他基于现象学的场所理论，提出场所是具有意义空间的观念。场所不只是抽象的区位，场所是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物所组成的整体。这些物的总和决定了一种“环境的特性”，即场所的本质。如果说舒尔茨的场所概念阐释了场所的本质，那么学者罗杰·特兰西克（Roger Trancik）则阐明了场所的精神意义，认为“场所理论本质在于显示了物理空间的文化含义及人性意义。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还看到了场所的第三种存在，他认为“如果特定的秩序（景观、建筑物理结构）是外在的知觉，现象和经验则是内在的知觉。那么在一个构筑上，当外在知觉和内在知觉交融在一起，两种知觉达到高度融合状态之时，就产生出高于单纯前两者的第三种存在，即所谓的场所”。因此，场所是物质与精神融合统一的文化空间。

诺伯舒兹著《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

地方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场所是人类的生产活动及社会活动的社会空间。空间对于人类具有多种价值与功能，空间对于人的社会交往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人与环境间的基本关系称为存在空间，并将存在空间认作场所的本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现代性的同一性使得现代社会丢失了丰富的多样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之后，社会日趋注重文化的多样性。譬如在建筑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后建筑学家关注空间的多样性问题。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从城市思想、经济与伦理思想语境出发，反思现代性统一风格的城市规划，她敏锐地提出城市需要多样性发展的清醒思路。她不认同英国社会学家霍华德·瑞格尔德（Howard Rheingold）的田园城市模式理论以及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现代主义规划理论，她主张“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扬·盖尔（Jan Gehl）认为人的交往与物质空间具有密切关系，批判功能主义城市空间扼杀了公共空间中多样性生活方式。20世纪60年代，凯文·林奇（Kevin Lynch）基于人类学讨论城市意象，主张营造具有视觉识别性特征的城市空间，从而获得此处空间的多样性意义。此外，戴维·哈维（David Harvey）采取地方的社会建构取向，从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将地方、资本、权利与排外相互关联。在此，建筑领域学者看到了空间形态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联，他们主张通过发展城市的多样空间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他们充分证明了空间的社会生产功能，也意识到空间的社会交往功能的重要性。

简·雅各布斯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二）场所精神：唤起文化记忆与历史经验的生命精神

场所精神（Genius Loci）一词源自古罗马，罗马人将场所精神视作一处地方的守护神灵。此词语概念本身即显示了场所的生命精神，此后现象学影响了场所精神的词语含义。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ll）认为，生活世界与人的活动及历史相关，生活世界是意义活泼的世界。梅诺·庞蒂（Merleau Pontg）认为生活世界是人与环境所共生的社会空间，因而具有特殊的情境与语境。海德格尔影响了生活在挪威的诺伯格·舒尔茨，譬如舒尔茨结合北欧人文地理环境的朴素风格，塑造了具有北欧特色的“人情化建筑”。舒尔茨在这种社会语境中延续了场所精神理论体系，完善了古罗马关于场所的精神内涵。现象学学者批判纯粹的技术理性，他们重视充满精神的生活世界。

梅诺·庞蒂

场所精神成为唤起人的文化记忆与历史经验的生命精神，唤起人对地方及往昔的归属感。自然地点是一处地理的“存在空间”，而场所是人的“生活世界”。空间包括人与社会存在的物理世界，又包括真实存在的生活世界。人类的生活世界具有精神意义，场所精神为地方的文化内核。舒尔茨将场所精神的特征归结为方向感、认同感与归属感，场所往往与人和集体的文化记忆关联。“定居”是人存在的最基本方式，人在环境中拥有“家”的住所，因而建立起人与环境的关联。自然地点因人的活动成为“生活世界”，因此从存在空间成为人的精神场所。作为地理的地点融合了人的精神，自然地点在场所中与人的活动共生共处，自然地点因此转化为场所，场所的意义便随之产生。在此场所中的人便获得相应的历史经验，从而产生浓烈的身份认同感。

艺术活动与事件建立人与地方的身份与阶层认同。以色列加利利山（Galilee）音乐节最初由草根阶层所创立，为庆祝以色列传统音乐的音乐节。在最初草根阶层传统习俗中，加利利山是以色列人主办传统文化活动的空间。加利利山为以色列普通民众而非精英阶层的象征空间，此后却因商业资本的渗透及资本的运作，将音乐节空间渐渐塑造为精英阶层的空间象征。音乐节之后演变为欧洲高雅艺术的象征，精英阶层甚至将音乐节作为精英与普通阶层的区隔象征。以欧洲高雅艺术主导的加利利山音乐节，成为以色列上流社会的象征节庆，以色列社会的草根阶层被区隔在外。斯坦利·沃特曼（Stanley Waterman）认为，以色列加利利山音乐节显示出音乐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从加利利山音乐节的阶层象征意义变迁来看，音乐节作为一类象征空间，建构了以色列精英阶层的身份认同。

以色列上加利利山风光

四、地方艺术与地方依恋

“地方艺术”（Local Art）在中西方文献中具有不同的名称与内涵，本文基于中西方艺术的观念，尝试建立一种普遍性的新定义：地方艺术为特属于一个地域的艺术，指在一个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具有本地域地方特色与地方精神的艺术形式。地方艺术在此定义中不仅包括地方物质文化的艺术形式，还包括非物质文化的艺术形式。具体来说，涵盖地方建筑、地方服饰、地方手工艺品等物质文化，以及地方图像、地方音乐、地方戏剧、地方舞蹈等非物质文化。艺术成为人与时间的联结之物，凝结了物与人的互融关系。地方艺术是携带着人对一处地方的原生情感，艺术唤起人与地方所关联的情感记忆。通过艺术所传递的审美感情，从而获得情感认同而产生地方依恋。艺术作为记忆之物，充盈着人类的复杂情感。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绘画艺术，在时间之中沉积了人类经年累月的记忆。艺术作为人与往昔记忆的媒介，建构人类的情感与身份认同。物携带着地方及时代的集体记忆，在时间进程中凝固为民族象征。

（一）艺术的原境与地方依恋

珍妮特·罗德里格斯（Jeanette Rodriguez）与泰德·弗堤耶（Ted Fortier）曾言，“文化动力的神秘之处在于记忆”。现代世界中复杂的地方性走向同一，因此现代社会的去地方性逐渐明显。地方是一处充盈历史经验与意义的场所，地方艺术承载了人的往昔经验与未来想象。地方艺术通过唤起人的归属感，根植于地方的记忆唤起身份认同感。地方艺术成为人回到本土历史语境的媒介，艺术构建了人对地方的身份认同。地方艺术是一种连接之物，连接着人对于往昔空间的历史经验。地方艺术携带着人对地方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地方艺术成为人重返地方的记忆之物。

Jeanette Rodriguez、Ted Fortier著Cultural Memory: Resistance, Faith ＆ Identity

地方是地方艺术的原境（Context）。美国艺术批评家露西·利帕德如此描述地方与艺术的亲密关系：地方除了盛满感情的维度，还与彼时此刻的时间相交织。地方是一处沉淀了深厚的历史与记忆之地，地方言说人与周围世界的复杂关系，地方甚至显现所关联的形式本身。记忆印刻着在那儿的陈年旧事，记忆也预告着在那里的未来之事。利帕德重视本土语境对于艺术的意义，她主张回到本土语境的叙事策略，去理解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文化的复杂叙事。在《地方的向往：在多中心社会的地方感》中，她反思全球化时代危机中的地方与本土性问题。利帕德曾这样问道，“我们在何处，我们可往何处去”。视觉历史学学者琼尼·理查德同样主张应抛弃他者的陌生眼光，以抵制他者对于地方艺术的殖民叙事。格尔茨在《整合革命：新兴国家的原生情感与公民政治》中提出“原生情感”（Primordial Sentiments）概念，指代某一族群或民族基于原生性归属（Primordial Attachment）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因此，回到地方的原境是艺术通往真实经验的方式。在本土历史原境之下展开地方叙事的艺术，唤起受众对于往昔及地方的相关回忆。受众在被唤起的场所历史经验之中，通过身体经验重建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

地方艺术唤起人的地方依恋。艺术能唤起人对于地方往昔的历史回忆，从而获得地方与国家的身份认同。过去不是客观给定的事实，而是一种集体的重构。在家庭、宗教群体及社会阶级中，人类的过去依靠集体记忆而延续。集体记忆为一类中间媒介，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他强调记忆的公众性，认为记忆依赖集体处所与公众空间而存在。他延续并拓展了导师涂尔干的“集体欢腾”思想，研究在庆典欢腾时刻与日常生活时刻之间的间隙之处。因此，他弥合了涂尔干欢腾仪式之后的社会空白与间隙之处。地方艺术是凝结一方土地的集体记忆之物，地方艺术充盈着丰厚的地方文脉。地方与地景不仅是景物的物理区位而已，还是人的观念体现及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地方是人曾经生长与生活之处，充盈一个人的回忆与经验。故人因对地方的向往，从而产生地方依恋。正是这种地方依恋，形成了人与地方身份认同的情感连结。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

（二）作为重构与再想象故土的地方艺术

“恋地情结”（Topophilia）即人与地方或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连带，人们会因为长期生活而依恋上某个地方便会产生“恋地情结”。人对于地方具有浓厚的依恋情结，此种依恋体现在美学意义、感觉层面或情感层面。人在地方的定位过程中完成认同与建构，地方与认同在这种循环过程中不断得到重构与再生产。关于地方与身份的重建关联，如同人类学学者菲奥纳·麦肯齐（Fiona D.  Mackenzie）所言，“我们应超越地方的'纯粹本质’，将地方置于具体时空语境中理解身份认同的重构与再生产”。地方在身份认同过程中产生新的内涵，地方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重构。

地方艺术的物品与象征元素会唤起原居民的恋地情结。现代人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往往处于一种疏离状态，那些曾经生活的土地在地理时空中渐行渐远。地方不但是人在社会生活体系中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地方在此意义上还包裹了日常生活及与之息息相关的事物。《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此处所言“垂衣裳”记载了服饰作为身份的象征与标识意义，族群通过服饰所传达的象征意义，获得情感认同从而达到“天下治”。日常生活的服饰艺术及艺术的象征性成为群体认同的情感基础，在此，通过服饰艺术而表达的身份和权力认同，不但体现了先民的世界观，也衍生出通过服饰艺术而获得国家认同的政治意义。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Robert Layton）研究澳大利亚原居民艺术与中国山东民间艺术，认为澳大利亚原居民与中国民间手工艺品之所以得到传承，缘于有乐于购买这类手工艺品的消费者。原居民艺术品之所以吸引城市购买者，缘于物提供给收藏者对土地的归属感，一种与遥远过去的承续感。这不但吸引“无根”的殖民社会，也吸引城市的原居民艺术家去追溯他们的故土。西方人或城市原居民对于手工艺品购买，不仅是西方殖民者对于过去的连接，也是城市原居民对于土地的恋地情结。

李鼎祚撰《周易集解》

地方艺术会激起原居民对于故土的再建构与再想象。地方艺术隐含地方历史文脉的深层隐喻，激发原居民对于过去的生活与历史经验。苏格兰英属原居民手工艺品哈里斯挂毯（Harris）即颇具代表性，图案的寓意源于哈里斯岛本土原居民日常生活。在苏格兰哈里斯岛哈里斯挂毯图像中，图像表达了地方、身份和视觉艺术之间的关联。无论是挂毯制作材料还是刺绣图案，其中所携带的历史和文化隐喻，唤起原居民对于岛屿的向往与怀念。菲奥纳·麦肯齐研究此类挂毯图案，认为原居民通过观看图像可获得认知，即“我是哈里斯岛人”，“我的哈里斯岛是什么样”。挂毯中图像元素透出原居民对于故土再建构与再想象，并显示出原居民身份与地方之间的所有联系。图案表达了特定的社会与政治情境下，原居民对于地方意义与地方认同再建构。挂毯图像映射出深刻的政治美学，通过艺术元素显现岛屿与审美空间之间的社会关系。地方的图像意象穿梭过去并连接现在，视觉符号穿越时空并转化为场所精神。图像激发了受众对于过去生活世界的回忆，从而唤起地方身份认同。正因人的恋地情结的存在，地方艺术激发了人与地方的身份认同关系，艺术成为再建构与再想象故土的一种方式。

Fiona D. Mackenzie著Places of Possibility: Property, Nature and Community Land Ownership

五、地方、记忆与艺术

（一）作为集体记忆的地方艺术

艺术是记忆的一种形式。艺术作为日常生活中人类实践活动之一，通过细小的事物形成庞大的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元素，民族艺术是集体记忆的情感基础。英国人类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从族群象征主义观念出发，将“Nation”（民族）定义为“与领土有关且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与祖先，拥有共通记忆并共享文化”。此外，史密斯将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五种核心元素归纳为：历史领土和祖国、共同神话与历史记忆、共同的大众文化、共同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共同的地域内的经济生活。显然，记忆是民族认同的基本情感元素，艺术具有民族认同凝聚作用。

集体记忆形成集体的身份与文化认同。记忆中所携带的往昔历史经验，唤起民族认同的情感。记忆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成为民族集体认同的情感元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研究了历史与文化主观要素的关系，他们认为族群的共享记忆形成集体身份与文化认同。很多学者在研究了社会记忆的价值后认为，历史与记忆对于民族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族群通过神话、记忆与象征来凝聚民族认同，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文化记忆”理论，他通过古代埃及、以色列及希腊三种文化，发现过去的集体图像可以确定民族的身份关系。因此，民族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共同体，其历史记忆对于文化的连续性及身份的确定具有核心意义。

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艺术与地方场所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之场。艺术是文化记忆的符号与记忆方式，地方艺术是民族认同的文化要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文化学与历史人类学重视“文化记忆”研究，文化学取向学者将艺术视作一类文化符号。法国史学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将法国艺术明确认定为法国集体记忆的形式。他以歌曲《马赛曲》及建筑埃菲尔铁塔为例，认为法国的艺术成为法国记忆的重要形式。诺拉提出“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的概念，主张通过民族记忆去追寻法兰西群体、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及归属感。如上所述，艺术与地方场所是民族的记忆之场，艺术是寻觅并追随民族认同的情感元素。

埃菲尔铁塔旧照

（二）唤起往昔历史经验的地方艺术

人类的迁徙与流散伴随着失去根及家园的感觉。人的漂泊感源自周围世界的无秩序感，而人的无意义感往往源自历史的无逻辑感。艺术作为文化符号，连结我们的现在与过去。艺术是民族稳定的文化记忆形式，人类在艺术的形式中寻找精神的家园。艺术既是人类集体记忆的符号，也是人类个体记忆的符号。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将艺术归为一类社会实践，明确提出社会实践包括“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在他这里，图像显然被他认定为艺术的基本形式之一。记忆研究德国学派学者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储存知识，一个群体从知识储存中，获得关于自己、整体性和独特性意识”。艺术作为文化记忆的符号，融入并成为民族的文化文本。

地方艺术犹如一张鲜明的地方文化记忆地图。地方性为个人与社会群体的社会化过程提供了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并使之成为定位身份认同的基点。视觉文化中显现社会的隐形语言，通过视觉符号表达社会的隐形知识。劳拉·弗伦韦德（Lara Fullenwieder）通过例证视觉符号所携带的含义，表明艺术显现出浓烈的隐性政治认同。艺术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符号，通过隐性知识传递身份认同感。劳拉·史密斯（Laura Smith）通过摄影艺术个案，阐释摄影建构了美洲原居民女性身份认同的事实。南希·米特罗（Nancy Mithlo）通过原居民电影的例证，说明了当代美洲印第安人通过艺术确定地方与身份认同。当代艺术亦是如此，通过各种象征的形式表达了身份认同。例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把装置艺术作为文化记忆的新媒介形式，表达了文化的密码打开记忆之门。地方艺术犹如文化地图，唤起往昔历史经验，生动勾勒出人类关于地方的文化记忆。

阿莱达·阿斯曼

（三）回到记忆之场的地方艺术

前现代时期族群的集体象征如神话与符号，在民族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类社会进入后民族时代，民族国家凝聚力逐渐减弱。后民族时代世界民族如何凝聚，成为当代学者需要思考的新问题。学者们在时间、历史与记忆的关系中，纷纷提出重建文化的方法。社会学学者研究社会的迁徙与变动因素，人类学者找寻文化背后的心灵动因。英国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提出“复兴或创造一种本土的精英文化”。盖尔纳精英文化体系，则涵盖了语言、文字、服饰、音乐与舞蹈文化。作为地方文化体系的地方艺术，成为集体记忆的文化表征。人类学家史密斯提出，“一个民族若采用一套象征符号体系，包括旗帜、国歌、制服、纪念碑与庆典，若成员们认同共同的遗产与文化，则会获得身份认同并从而获得民族归属感”。如上所述，艺术具有民族认同的凝结与融合作用。

欧内斯特·盖尔纳著《民族与民族主义》

地方是地方艺术的记忆剧场。地方艺术携带着地方文脉的回音与象征，回荡在集体文化的记忆剧场。人类社会依靠集体记忆而获得绵延的动力，艺术作为记忆的形式绵延着本民族的文化。特定的文化、神话、记忆、象征符号与传统，形成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类型。地方艺术作为族群的象征形式之一，成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形式。后民族时代社会结构呈现为脆弱的趋势，而抵御民族松散的利器无疑为文化认同感。作为社会知识体系的文化艺术，通过情感认同连接族裔的精神共同体。地方艺术作为社会集体记忆与集体精神的表达，因而成为凝结民族精神的文化利器。

正是具体的地方事物赋予地方艺术特定的意义，地方艺术成为唤起往昔历史经验之物。艺术作为社会记忆的生动形式，成为人类的精神故乡。作为“物”的艺术，成为地方空间与人类记忆的连结之物。作为物与人的互融之物，艺术成为携带人类情感之物。作为地方情感的表征，地方艺术成为身份认同之物。作为民族象征符号的艺术，能唤起族裔共同体的历史认同感。作为集体记忆的符号象征，艺术成为人的集体记忆联系之物。作为社会记忆的符号体系，艺术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连接之物。作为人类社会记忆的表征，艺术成为人类集体记忆唤起之物。

Anthony D. Smith著National Identity

结语

一个人或一个族群的流散与漂泊感，往往来自世界的无秩序感及历史无逻辑感，并源于对故乡及家园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因此，在绵长的文化中去寻觅精神的故乡是人类永恒的爱与主题。

地方是人与地点建立意义的精神空间与交往场所，地方是人与往昔记忆建构认同的场址。地方是人类在生活世界中的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地理空间因人的活动成为生活世界。地方是一处充盈人类经验与意义的场所，地方承载了人类过去记忆与未来想象。地方因此成为一群人与过往记忆建构认同的场址，地方依恋从而成为人类身份认同的情感依托。场所充盈着人的历史经验与意义，地点因而获得场所精神。场所精神唤起人对往昔的经验，并唤起人对地方的历史归属感。艺术是人类的记忆，艺术既是人类个体记忆符号，亦是人类社会集体记忆符号。艺术是人类往昔经验的凝结，艺术的象征元素唤起人对于故土的归属感。艺术作为族群的象征之物，唤起往昔历史的集体经验。艺术事件建立人与地方的身份认同，艺术物品隐含了地方的历史与文化隐喻。地方艺术作为凝聚族群情感的文化，成为民族认同及身份认同的基本元素。因此，“地方、记忆与艺术”成为人类精神的连结，地方为人的记忆、想象和认同提供了场所，而记忆、想象和认同则又重塑了地方。

Tim Cresswell著《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

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均不能游离于地方的意义而存在，意义生产不能脱离具体的人、物以及地方。地方艺术成为人与地方重获身份认同的媒介，地方艺术承载着丰富的象征与隐喻，充盈着人类对于地方的向往与地方依恋，艺术成为再建构与再想象故土的一种方式。人类通过地方艺术的可见形式，回到不可见的往昔历史经验。人类通过充盈着地方场所精神的故乡记忆，获得民族认同与身份认同。地方艺术凝结成哈布瓦赫意义上的集体记忆，显现为一种时间之物。艺术落入社会庆典时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寂静空白，而集体记忆就此打开并激活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沉寂时间。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作者：罗易扉，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