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早年经历出身贫贱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9月8日（一说9月28日）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孔子是宋国开第二代君主微仲的第十四孙。孔父名为叔梁纥，原为宋国贵族，祖上为避战火从宋国逃亡鲁国。叔梁纥正妻生九女，妾生一男名叫孟皮，但天生跛足。叔梁纥便向颜氏女徵在求婚，后二人结合，生下孔子。[3] 孔子母亲颜徵在生孔子前于尼丘山祈祷，而生下后，孔子头顶凹陷。故母亲将孔子取名为丘。孔子幼年时便喜欢礼制，常陈设俎豆等礼器，以演练礼仪。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颜徵在并没有告诉孔子父亲的墓地。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母亲去世，孔子出于谨慎，并没有急于将母亲下葬。陬邑人挽父的母亲告诉孔子父亲的陵墓所在，孔子遂将母亲与父亲合葬。同年，鲁国权贵季氏宴请士人，孔子前去参加，结果季氏家臣阳虎认为孔子没有资格参加，将孔子斥退。[4] 初试仕途孔子成年后逐步在鲁国的政坛崭露头角，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为妻。长大后的孔子先在季氏的仓库里做官吏，统计仓库中的粮食，记账准确无误。又曾做管理牲畜的小吏，在他的管理下，牲畜高产。由于工作高效，孔子出任司空。[4] 年轻的孔子甚至还受到了其他国家君主的赏识，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景公和晏子到访鲁国，孔子与他们见面。齐景公和孔子谈论秦穆公能够称霸的原因。孔子指出秦穆公任用贤才、志向高远，但是其水平仅能当做王而不足以称霸。孔子的回答令齐景公十分高兴。[5]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与季氏发生冲突，兵败逃亡齐国。孔子也一同前往齐国。在齐国孔子听到了韶乐，并用心学习，为此三月不知肉味。齐国君主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向齐景公阐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思想和节俭理财的政治理念。齐景公很欣赏孔子，想要赐给他土地。但晏子认为不能委政于孔子，他认为孔子以礼教改造民俗的理念不适合百姓。齐国大夫此后想要加害孔子，孔子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并没有保护孔子的意思。孔子遂离开齐国返回鲁国。[5] 中年经历施政鲁国春秋时期权臣掌权，孔子对于这种礼崩乐坏的情况十分愤怒，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鲁国权臣季桓子家臣阳虎执政，孔子斥之为陪臣掌控国家，因而退出鲁国政坛。孔子归家后，编订诗书礼乐，追随他的弟子越来越多。[6] 权臣执政又常常导致权力不稳定，而发生内乱，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阳虎出逃齐国，季桓子的另一位家臣公山不狃趁机占据费邑背叛自己的主公季氏。他征召孔子，想要让孔子已为己用。孔子想要去公山不狃那里任职。孔子的大弟子子路不高兴，孔子最终未能成行。[7] 孔子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终于获得了被重用的机会，是年鲁定公任用孔子为中都宰，四方都来效法孔子的行政作为。这年春天，齐国与鲁国会于夹谷。齐景公想要以武力威胁鲁定公，被孔子识破。孔子斥责了齐景公在宴会上不合礼制的行为，让齐景公十分羞愧，最终齐景公将侵占鲁国的一些土地归还给了鲁国。一年后孔子升任司空，后又任大司寇。[7] 此后，孔子进一步推行自己的改革计划，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削弱威胁鲁定公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被称为因他们皆为鲁桓公的后代被称为“三桓”），准备将“三桓”的私邑拆掉，史称“隳三都”。孔子的做法遭到了“三桓”势力的反对，最终孔子“隳三都”的计划失败。[8]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以大司寇的官职代理国相管理国家。为整肃政治，孔子惩罚了自己的政敌大夫少正卯，同时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使鲁国路不拾遗。齐国人感觉孔子如此治理鲁国将使鲁国称霸，于是想要阻止孔子继续当政。齐国将会歌舞的美女，以及花马赠与鲁国。鲁国权臣季桓子接受了齐国的女乐，终日玩乐。后鲁国郊祀，结束后并没有给孔子送郊祀的祭肉。孔子对鲁国君臣十分失望，便带领学生离开鲁国。[9] 周游列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离开鲁国，去往卫国。在卫国孔子寄住在弟子子路妻子的兄长家。卫灵公十分尊敬孔子，以孔子在鲁国的俸禄水平优待孔子。有人向卫灵公进谗言陷害孔子。卫灵公便派公孙余假带人持兵器在孔子居所附近出入。孔子感觉到威胁，害怕获罪于卫灵公，便带弟子出走去往陈国。[9] 孔子在去陈国的路上，于匡城遇险。因长相酷似阳虎，与阳虎有仇的匡城人便围困孔子。孔子被困五日方才脱险。孔子经过蒲城后一个月，又返回卫国，住在蘧伯玉家中。卫灵公夫人南子派人对孔子说：“四方君子不以为辱要和卫灵公结为兄弟的，就必须先去见南子。”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卫灵公出行，卫灵公和南子乘一辆车，孔子坐在后面的车里。孔子叹到：“我没有见过有喜欢德行，和喜欢美色一样。”于是孔子厌恶卫灵公，再次出走卫国。[10] 孔子来到陈国居住，但陈国被楚国、晋国、吴国竞相攻击。国家动荡，孔子因而在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离开陈国。孔子路过蒲邑，蒲邑人将孔子挡住。孔子弟子公良孺带着私人战车帮孔子解围。蒲人与孔子定下盟约，不让孔子去卫国。孔子离开蒲邑后立马去了卫国。“子贡觉得不妥和孔子说：盟可负耶？孔子称：要盟（被要挟约定的盟约）也，神不听。”[11] 卫灵公亲自到郊外迎接孔子，并问孔子能否征伐蒲邑，孔子认为可以。卫灵公年老怠政，孔子叹息：“如果有人能任用我，只需一年就可以施行善政，三年就能很有成效。”[12] 赵简子家臣佛肸反叛，并请孔子来自己的县邑任职。孔子准备前往，但最终未能成行。孔子又打算去晋国大夫赵简子那里。之后听说赵简子杀死自己的家臣窦鸣犊和舜华，不愿再去赵简子那里。遂作琴曲《陬操》哀悼两位大夫，返回卫国。[13]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卫灵公向孔子询问行军打仗的知识，孔子说自己只知道礼乐之事，不懂行军打仗。卫灵公因而疏远孔子，孔子遂再次离开卫国前往陈国。[13] 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从叶县离开，居于陈国和蔡国之间。楚国讨伐陈国，在城父驻扎。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便请人聘请孔子来楚国。陈、蔡两国大夫担心孔子在楚国被启用后会不利于自己，便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围困起来。孔子和弟子们断食多日，但孔子仍带领弟子吟唱诗歌，教授礼法。孔子在围困中知道自己弟子们有怨气，便和他们一个个谈话。后孔子派子贡前往楚国求救，楚昭王遂派兵解救孔子。[16] 孔子被解救后，楚昭王原本想要给孔子封地七百里。但楚国的令尹认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贤能楚国没人能比得上，给他们那么多封地对于楚国来说不是好事。楚王作罢。这年，楚昭王在城父去世。孔子离开楚国，再次前往卫国。[17] 孔子的弟子冉求在鲁国权臣季康子手下发挥了自己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季康子军队在冉求的指挥下击败了齐国的军队。季康子在和冉求的谈话中了解到孔子的才学和人品，便使人带上礼物召孔子返回鲁国。孔子由此结束了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旅程。鲁哀公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但并不任用孔子。孔子也不求出仕，便在家编修六经。季康子想要施行征收田赋的政策，孔子表示反对，并且怒斥冉求辅佐季康子谋利的做法。[18] 晚年经历获麟之悲孔子返回鲁国后，专心编修《诗》《书》《礼》《乐》，并钻研《易经》，编订《春秋》。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有人在大野狩猎，打到一只奇怪的野兽。孔子前去查看，认为是一只麒麟。孔子十分哀伤，他认为这样的瑞兽被杀十分不祥，并说“吾道穷矣！”。就此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同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十分痛心，哀伤地说道：“天丧予！”[19] 鲁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大弟子子路因卫国动乱而死。孔子悲哀地说：“天祝予！”[20] 梦奠而卒孔子在子弟相继去世的打击下身体每况愈下。子贡前来看望孔子，孔子悲哀地和他说：“泰山要崩坏了，梁柱要被摧折了，哲人将要凋零了！”并且他还告诉子贡，他梦见自己坐在两个柱子中间祭奠。[21]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病逝，享年73岁。[21] 思想主张克己复礼孔子主张用礼法规范社会制度、人际道德、日常礼节等多个方面。《礼记·仲尼燕居》记载孔子曾说：“礼也者，理也。”换而言之，孔子认为，礼就是让人的言行符合规范的一切规定和纲纪，在礼的引导下，人的行为和言语才能恰到好处，达到中庸的境界。[22] 孔子的礼以周王室的礼法为基础，其内容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祭祀、行政、日常沟通、衣帽服饰、音乐、伦理等方面都有礼制的规范。孔子认为，在这些方面处处遵循礼的要求，社会就会达到和谐和稳定，长治久安的理想社会就能实现。[23] 孔子的礼法具有鲜明的等级性，尊卑长幼，君君臣臣都被礼法严格规定着彼此的行为和地位。在礼法的规定下，人们的地位尊卑、长幼次序、能力差别都被礼法框定，并用具体的原则和思想对人们的行为和言语进行规范，让每个人的行为符合自己的地位，以保证等级制度的稳定性。[24] 孔子对于礼法在日常中的运用十分重视，他认为应严谨地遵循礼法的规定。但他同时也反对死板地照搬礼法，《论语·子罕》中记载孔子曾说：“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显然，孔子认为，礼法的运用应符合实际情况，他见到穿丧服的、眼瞎的、身份尊贵的人，孔子没有严格遵循礼法，而是对他们保持晚辈或地位更低的人才应该采取的站立、快步走过的行为以表示敬意。[24] 同时，孔子认为礼法应适度，“过犹不及”是孔子礼法精神的一大核心内容。孔子反对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过于铺张浪费地践行礼法。[24] 对于如何践行礼制，孔子提倡“克己复礼”。然而对于克己复礼中的“克己”一词的含义，历朝历代的儒生多有不同见解。从先秦时期文字的习惯用法来看，“克己复礼”中的“克”应解释为“能”，其含义应为：让自己能够感知本有的道德潜能，自觉践行礼的规范。而千百年来儒生多将“克己复礼”解释为克制自己、压抑自己的欲望去践行礼制。[25] 孔子的礼制思想中贯穿了自己的“仁学”“中庸之道”等思想理念，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伦理、社会思想体系。[26] 中庸之道孔子提倡“中庸”，“中庸”中的“中”即合适、合理的道路，“庸”则是常用的意思。因而，中庸就是一种强调日常生活中做事、思考问题要适度，合理，通过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达到平衡状态的哲学理念。在《论语》中记载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对于当时人们放弃“中庸之道”十分痛心。他认为“中庸之道”应广泛地践行于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包括君臣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行政制度，礼乐教化都离不开对“中庸之道”的遵循。[27] 需要指出的是，孔子的“中庸之道”绝非调和主义，也绝不是折中主义和庸碌无为。孔子对于善恶曲直有着鲜明的正义观和边界感。孔子的“中庸”强调的是遵循正确、合适的正道，将之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但后世在发展中不少人渐渐将孔子的“中庸”理解为调和主义和折中主义，认为儒家就应该居中，在面对对立的事情时选择中立的态度。在面对政治斗争时各阶层“和稀泥”、“模棱两可”、“模糊黑白”等行为和价值判断很多都套着“中庸”的外衣把自己合法化，这对于中国人形成压抑自己，因循守旧的做事风格有较为直接的关系。[27] 仁者爱人孔子推崇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种以“仁爱”为核心的和谐关系。孔子的“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也同时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简单来说，仁爱从人的内心生发，以爱、德性和同理心为核心。对人类美好情感的共鸣以及对他人的体谅和关心就是孔子“仁爱”精神的外在表现。[28] 仁爱思想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仁”从文字学来说从人、从心。这就决定了“仁爱”是从人内心生发出的一种思想。孔子称：“我欲仁，斯仁至矣。”因此，孔子的“仁爱”有着基于人内心情感的内在基础。孔子在谈论“仁”的时候也往往从情感入手。孔子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孔子从个人内心的好恶来诠释“仁”的价值判断，显示了仁爱思想基于人内心良知的情感底色。[28] 孔子的仁爱首先是“爱人”，而爱人之道则是以“忠恕”为核心的。即对人笃实，表里如一，同时用心去理解他人。所以孔子认为施行“仁爱”可以让人自身乃至社会长期和谐发展，《论语》中记载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显然孔子认为仁爱之心能让君子长期处于安定的精神状态中，智慧的人也能看到仁德的好处。[28] 孔子的“仁爱”具有一定的超阶级色彩，《论语》中孔子称：“泛爱众，而亲仁。”显然，孔子的仁并不只是针对当时的贵族阶级的，对于平民阶层，孔子同样认为应该施以仁爱。[28] 不语怪神《论语》中记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君子不谈论怪异、勇力、悖乱、鬼神之事，而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敏而好学洁身自好。鲁迅先生则进一步解释道：“孔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使中国文化注重现实政治和世俗生活，而不去追求超越现实的宗教或是神学世界。 主要成就教育孔子在鲁国广收门徒，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其门徒有三千之多，其中有七十二人最有贤能。孔子在古代教育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其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孔子的教育方式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古代教育的模式和内容。[29] 有教无类在春秋时期，教育为上层阶级所垄断，而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无论什么出身都可以受到教育。孔子曾对学生说：“拿着一束（十条）干肉送给我的人，我没有不教导他们的。”孔子招收的弟子也确实符合“有教无类”的原则。孔门弟子中既有冉求、孟懿子这样的贵族，也有生活贫困的颜回、曾参，还有子路这样行为粗鲁的“野人”，更有出身商人的子贡。孔子招收弟子不论贵贱，不分贫富。这在等级森严的春秋时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29] 谦谦君子孔子在教导学生时以“君子”作为塑造学生的理想人格标准。在孔子的理念里，君子要以施行仁义为己任。智勇兼备、胸怀坦荡是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形象。在孔子的理念里君子既不是过于文弱的，也不是过于武莽的。君子应该是文气和质朴之气兼具，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0] 在这样的理念下孔子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弟子，以期将他们培养成“有耻且有格”的君子。“道之以德”即以道德教化来引导学生。“齐之以礼”即以先秦礼法来规范学生的行为。[30] 文行忠信孔子以“文、行、忠、信”四方面作为自己教育的主要内容。“文”是指文化知识，主要是先秦时期的历代文献典籍。包括《诗经》、各种上古三代的礼法记载。“行”是指各种行为，包括家庭中如何入孝出悌，在行政时如何忠君守礼。“忠”是指为人要忠诚、厚道，对待事情要严肃认真。“信”是指要有诚信，对人要实在。孔子将这四方面贯彻到自己对子弟的言传身教中，教导他们如何学习、为人、处世。[31] 因材施教孔子对学生的教育并不是统一、程式化的，而是根据学生自己的性格特点，因材施教。对于不同学生提出的同一问题，孔子很可能针对他们的性格给出不同的答案。如冉求问孔子：“听到道理就应该做么？”孔子直接回答道：“当然应该听到就去做。”当子路问同样的问题时，孔子却回答：“父兄还在，要先听父兄的意见。”公西华很疑惑地问孔子为什么对同样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孔子称冉求性慢，比较谨慎，因此我让他做事果断一点。子路性情比较急躁，因此我让他谨慎一点，多听意见。[32] 注重美育孔子具备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他将自己的文艺美学理念灌注于自己教育弟子的过程中。孔子十分钟爱《诗经》，他经常带领弟子品读，并分享自己对诗的感受，同时让弟子提高对诗歌的审美水平。并通过诗让学生在审美中生发出丰富的情感和自然地真情流露，让主体达到一种情感享受的境界，从而达到孔子所提倡的“内圣”。此外，孔子还重视音乐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他经常和学生一起咏唱诗歌。孔子希望通过礼乐的熏陶完善弟子的人格修养。[33] 文学孔子在文学上成就很高。孔门四科，文学位列其中。孔子的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强调文学的政治实用性。在他眼里无论是历史散文亦或是诗歌都是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从《论语》中可以看到孔子的语言是朴素而优美的。孔子在《论语》中的言论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精致、巧妙的修饰。语言平实但不平乏，简单而又准确。《论语》中孔子的言论虽然简洁，但却微言大义，含蓄而深厚。孔子的语言平实，但也会使用一些排比、比喻来丰富语言的表现力。如孔子厌恶礼崩乐坏的现状便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囗之覆邦家者。”排比增强了语言的气势，充分表达出孔子对于春秋时期旧秩序崩坏，原有传统道德、礼乐被践踏的厌恶和愤怒。又比如，孔子称：“见不善如探汤。”一个“探”字将人手碰热水时被烫收回的状态形容地十分生动，进而形象地表达了对于“不善”的事要以厌恶、警惕的态度去面对。在面对春秋时期日益堕落的政治风气，孔子常用讽喻性的语言去批判它们。季康子向孔子问道：“杀死无道的人来成全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将那些小人的德行比喻为随风而倒的草，生动地阐释了礼崩乐坏下产生出的意志不坚定，立场摇摆的小人形象。孔子十分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自己也曾经创作过诗歌，不过传世作品多被学者疑为伪作。[34] 政治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并未能够施展其全部抱负，但是在其短暂的执政生涯以及和子弟的交谈中，也可以一窥孔子的政治理念。在鲁国执政时，孔子实施了多项政治措施。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他十分注重政治中名与实的统一，即实际拥有权力的人和名义上拥有权力的人的统一。同时让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安分守己，各自居于合适的位置，并且不做出出格的举动。孔子重视礼教在政治中的作用，强调人人循礼，这样社会就能和谐。孔子企图恢复周王室的礼乐制度进而恢复周王室分封制基础上的天下秩序。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权臣执政而国君大权旁落成为一种常态。在鲁国亦是如此，以季桓子为代表的“三桓”势力控制鲁国政治。孔子为“正名”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为严肃法律，诛少正卯。同时净化社会风俗，让鲁国“路不拾遗”，甚至市场上的买卖交易都井然有序。孔子执政时曾计划“隳三都”，即拆掉“三桓”各自的私邑以削弱“三桓”的势力。但最终遭到“三桓”的反对而不了了之。[35] 史学孔子晚年醉心编著《六经》，其中就有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在编著春秋时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种记述史学的手法——“春秋笔法”。即通过一种委婉、隐晦的方式在历史记录中表达态度、观点的历史书写形式。《左传》这样总结和评价孔子的“春秋笔法”：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孔子通过暗藏褒贬的方式，将自己对历史上人物的评价表达了出来，并将这些人的故事记述下来。对于乱臣贼子，孔子通过平常但隐晦的方式记述他们的罪行，鞭挞他们无耻的人格。春秋时期，大臣杀害君主的事情屡见不鲜，孔子在《春秋》中明确记载了许多大臣杀害君主的事迹。并且以“弑”字明晰其暴行。但孔子的“春秋笔法”也有局限性。当本国丑闻发生时，孔子又会以“子为父隐、臣为君隐”的原则加以掩盖。孔子的“春秋笔法”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古代历史记录的书写，《史记》、《汉书》、《三国志》等二十四史的写作都有以“春秋笔法”暗含褒贬的方式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36][37] 音乐孔子十分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将音乐教育视为陶冶情操、培养完善人格的一种方式。孔子自己会演奏多种乐器，包括古琴、瑟、磬等乐器。《史记》中记载，孔子在卫国击磬，门外有人听到，便说孔子击磬时有深意。显然，孔子在击磬时倾注了自己的情感和想法，通过音乐表情达意。孔子还曾创作过几部琴曲。孔子曾想去晋国赵简子处就职，在路上听说赵简子杀害曾经辅佐自己的家臣。孔子为哀悼被赵简子杀害的家臣，便作了琴曲《陬操》。据蔡邕《琴操》中所记述，孔子在目睹鲁国君臣沉醉于齐国歌女的时候，愤而创作《龟山操》，表达自己对于政治腐败无能为力的悲愤情感。孔子游历多国未被重用，路过隐谷，见谷中芗兰独茂，想到自己独立于世生不逢时，于是触景生情，写下了《猗兰操》一曲。但孔子认为音乐的抒情性需要有节制，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切都在礼制的框架下，“发乎情，止乎礼”是孔子理想的音乐表达。[38][39] 历史评价孔子生前受到子弟们的高度赞扬。他们几乎一致将其评价为圣人、贤者，甚至强于古代的贤君尧、舜。但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于孔子褒贬不一。晏子认为孔子恢复礼教以教化人民的政治主张并不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墨子在《墨子》中的《非儒》一篇中批判孔子，认为孔子鼓动田常作乱，而在危难时又如饥不择食一般慌不择主。墨子还批判孔子的人品，认为他和弟子怀疑舜和周公，是心术不正的体现。总之墨子认为孔子为代表的儒生表面上讲求仁义，但是实际上鼓励叛乱危害天下。庄子在《盗跖》一文借盗跖之口称孔子：“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韩非在《韩非子》中认可孔子是贤明的人才，将其与管夷吾、伍子胥相提并论。并且承认“仲尼，天下圣人也”。但他同时认为，孔子一些言论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是“亡国之言”。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都对孔子予以高度评价，孟子称孔子是集大成的圣人，是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荀子则称孔子是当时的大儒，即便在破屋陋巷，王公也无法与之争名，即便在百里之地，千里之国也无法与孔子争雄。[40] 秦朝虽然推行以吏为师，以严刑峻法治国的理念，但孔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依旧很高。当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秦始皇长子扶苏称，诸生皆诵法孔子，害怕秦始皇用严刑峻法惩罚儒生会导致天下不安。可见孔子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西汉时期，在经历了早期的“黄老之术”思想统治后，汉武帝为独尊儒术，将孔子的地位拔高。董仲舒甚至将孔子塑造为先知，将其形象神圣化。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将孔子作《春秋》的动机解释为受命于天，传达天意。进而将孔子定义为有圣人之实而无帝王之名的“素王”。[41]司马迁在《史记》中也高度评价孔子，并称天下学者宗孔子为圣人。“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折中于夫子（指孔子），可谓至圣矣”。[42]汉成帝将孔子封为“褒成宣尼公”，用官方册封的方式加强孔子的“圣人”身份。东汉时期，孔子圣人的地位被进一步尊崇。有学者认为，在东汉，孔子取得了高于《六经》的政治地位，许多大臣在劝谏皇帝时都会引用孔子，可见孔子在当时皇帝的心目中地位之高。[41]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孔子的圣人地位受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挑战。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就曾说自己经常“薄汤武而非孔周”。他在《答难养生论》中更是讽刺孔子为名利奔波，神驰于利害之端，心惊于荣辱之途。[43]魏晋玄学追求玄远之说，有意无意间贬低了孔子积极入世的思想。因而以王弼著书试图“融合儒道”，他认为，孔子用“体无”的方式，认识世间最高，最为玄远的“无”的境界。孔子看似实用、具体的言说，无不体现着“无”的境界。[44]这一时期帝王、官方仍十分尊崇孔子，北魏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北魏孝文帝追封孔子为“文圣尼父”。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北周静帝加封孔子为“邹国公”。历代帝王对于孔子的尊崇使孔子的地位进一步被神圣化。[41] 至隋唐时期，官方对于孔子的推崇有增无减，隋文帝杨坚将孔子称为天子和百姓的“先师尼父”。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将孔子称为“宣父”。唐高宗夫妻对于加封孔子亦十分热衷。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赠“太师”。武周天绶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公元739年，唐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孔子在官方的评价体系中的神圣化形象被进一步构建了起来。不过在孔子“圣人”和“先师”的身份上，唐代统治者有过一番纠结和思考。最终，唐代统治者还是将孔子定义为“先圣”。唐代官方虽然十分推崇儒学，但佛教在民间以及上层阶级的精神世界中却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韩愈大力提倡儒学，同时也极力褒扬孔子，将孔子的地位进一步抬高。[41] 宋代帝王对于孔子的尊崇有增无减。公元1008年，宋真宗又封孔子为“圣文宣王”，孔子神圣化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同时，程朱理学的发展，将儒家学说进一步哲学化、系统化。让孔子“圣人”的形象得到了更多理论性的阐述。朱熹认为，孔子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他的思想传之万世，就这点而言，他要比古代的贤君尧舜还要伟大。并感叹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45] 元代蒙古统治者为建立自己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大力尊崇孔子。无论是国家祭祀还是官方宣传，孔子都给以很高的地位。在《曲阜重修宣圣庙碑》等碑刻中可以看到元朝君臣对于孔子的尊敬。[46]公元1307年，元武宗海山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其中“大成”的意思原为古乐演奏完毕，用来加封孔子，则是指代孔子的功绩、地位至高至伟。[41] 明清时期官方仍旧尊崇孔子的地位，但是开始弱化孔子“素王”的称号，转而强化孔子“先师”的身份。明世宗在确定明代祭祀孔子时将孔子的称呼定位为“至圣先师”。而清代顺治帝将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但李贽对于孔子的地位提出了挑战，他认为要“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即判断事情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完全以孔子的标准去作为是非对错的尺度是不对的。[47] 及至近代，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遭到了挑战。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其思想的价值。康有为在其著作《孔子改制考》中将孔子称为改革制度，乃至创立民主的革新者。梁启超则认为，孔子保守的观点导致后世效法他的知识分子变得十分谨慎乃至消沉。孔子的观点只能规范当时人的行为，绝对不能作为千年之后人们的行为准则。[48] 民国建立后，孔子的地位被进一步打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打倒孔家店”甚至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改革社会的口号。[48]但新儒家也在渐渐兴起，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极力推崇孔子在新时代的价值。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称孔子的礼教有宗教之用，而无宗教之弊。[49]他还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强调，西方思想界要改变他们的从来的人生态度，他们要求趋向的就是孔子的路。西方近现代许多思想家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践行孔子的路。[50] 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孔子的圣贤地位遭到了进一步挑战。面对这一情况，嵇文甫先生在《关于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指出要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孔子，不能完全以当代的观点去看，孔子固然有阶级局限性，但是其思想有着“民主性”的因素。[51][52]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于孔子的评价出现了新的转变，人们渐渐趋于理性，1978年7月，光明日报发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对孔子的成就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指出需要全面看待孔子的作用，文章承认孔子思想在当时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性。[53]庞朴先生在《孔子思想的再评价》一文中认为，孔子的政治设想具有空想性，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其“仁爱”的理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中国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历代统治者并非尊重孔子，而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推崇孔子。而现在的中国人对于孔子需要批判地继承他的观点。[54] 李泽厚先生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称孔子没有将人类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神明或者其他神秘事物，而是消融在以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世俗人际关系中。同时孔子肯定情欲的合理性，并强调对其进行合理引导。这样一来，孔子的思想就抵制了轻视现实的悲观主义和宗教出世概念。而孔子以“仁”作为内在的心理依据，突出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排斥了鬼神虚诞等虚幻神学理念对人精神独立性的指导和控制，具有一种清醒的实践理性精神。后世的孔子学说经过汉儒、宋儒的改造，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压抑，限制情感的理论。这样一个孔子学说与孔子的本来面目已经有了一定的偏离。但是孔子学说原型中因循、传统、保守的一面又和后世塑造出来的孔子学说有着一定的本质联系，这些学说并未脱离孔子“仁学”的母体。因此，孔子“仁学”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对于中国的科学文化发展是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的。它会压制、引导人们的情绪，让人处于一种自我压抑的状态里。但同时，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也有着巨大的优势，它在美学上创造出一种含蓄、淡远的追求。它让中国人注重现实生活，乐观进取，而不会否定现实，更不会去追求玄远的灵魂超度，以及宗教神学的统治。[55] 在国际上，孔子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直接接受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孔子思想移风易俗。朝鲜从新罗时期便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作为考试内容，加强了孔子在朝鲜文化圈的影响力。高丽时期，朝鲜王室祭孔，一直延续到李朝。日本则在大化改新时期便建立了孔庙，对孔子的尊崇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56] 在欧美文化圈，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孔子思想中劝人行善的内容十分有价值，他认为欧洲都应践行孔子的思想。但黑格尔认为孔子的学说没什么哲学价值，只是一些道德常识，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56] 相关典故丧家之犬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去往郑国，和弟子们失散。有人在城东门外看到了孔子，告诉孔子的弟子子贡说：“东门有个人，额头像古代的贤君尧，肩像郑国的贤臣子产，脖子像古代的贤人皋陶一样，但从腰以下比大禹短三寸，憔悴颓丧的像只丧家狗似的。”子贡找到孔子，对他说郑人对他的形容。孔子说：“他对我形貌的形容倒未必准确，但是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呀！是呀！”[11] 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酷爱阅读《易经》，孔子极为勤奋，反复翻看，导致穿书简的绳子多次断裂，司马迁将之称为“韦编三绝”。“韦编”即指代穿书简的绳子，“三绝”即断裂多次。后世以“韦编三绝”来形容读书勤奋刻苦。[57] 三月不知肉味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孔子随鲁昭公赴齐国，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并用心学习，为此三月不知肉味。但关于孔子为何“三月不知肉味”学术界有一些争议。在东汉时期，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认为，孔子“不知肉味”不是因为快乐，而是因为“伤痛”。因齐景公作为诸侯，却滥奏周王之乐，是一种失礼的行为，所以让孔子痛心于周王室的衰落。现代学者周苇风则在《质疑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音乐审美意义》一文认为，孔子“三月不知肉味”既不是沉醉于音乐，也不是因为齐景公失礼。而是因为生活窘迫，没肉可吃。孔子即便“三个月不知肉味”仍然醉心于学习“韶乐”，这让齐国人交口称赞。[58] 后世纪念孔庙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去世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8年，孔子的旧宅被改造为庙。据宋朝孔传的《东家杂记》称，是鲁哀公为孔子立庙。汉朝时，孔庙不时有人拜谒，但多是私人行为。孔庙中的一些旧房甚至还被汉地方宗王拆除，从中发现了《古文尚书》。东晋时期，孝武帝接受尚书谢石的请求，在国学建庙屋，即孔子庙，从此历朝国都的国学中都设有孔子庙。北齐时期，朝廷诏令在郡学中立孔子庙。至唐代，唐太宗又诏令在郡学、县学中皆立孔子庙。从此孔子庙遍布全国各地。[59] 孔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由于孔子死后弟子们各自持树前来种植，历经多代，孔子墓地附近的林地越来越大，就形成了如今的孔林。北宋宣和元年，朝廷在墓道旁修建了石仪。明代嘉靖至崇祯年间官方修建了孔林大门与神道。孔林占地180多公顷，内有坟冢10万余座。是中国重要的古建筑群之一。[60] 孔府孔府是孔子嫡长孙居住的府邸，紧邻曲阜孔庙东侧。现存孔府为明清时期建造，占地16万平方米，有房屋400余间。三路布局，三路布局东路即东学建有一贯堂、慕恩堂、孔氏家庙及作坊等西路即西学建有红粤轩、忠恕堂、安怀堂及花厅等孔府的主体建筑在中路前为官衙有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后六间等最后为后花园。同时亦是帝王规格的九进院落。[60] 祀孔孔子作为古代王朝崇敬的“至圣先师”，历代受到各帝王和大臣、百姓的祭祀。汉高祖曾于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并祀以太牢，以示尊崇。开启了后世帝王祭祀孔子的滥觞。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曾派司空祭祀孔子。东汉明帝时，下令国学及全国郡县学校祭祀孔子。但在祀孔在汉代还未形成国之常祀。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孔子为释奠礼主要对象的制度固定了下来，帝王祭祀孔子更加频繁。隋唐时期，孔子祭祀制度基本定型，以孔子为主祀，颜回等孔子弟子以及历代大儒为从祀的制度一直延续千年。此后直至清代，对于孔子的祭祀级别基本为中祀，而光绪年间改为大祀。民国时期，袁世凯曾短暂恢复祭孔。1934年，民国政府规定以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派大员去曲阜祭祀孔子。从1984年开始，山东曲阜以9月22日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每年确定一个主题，祭祀孔子，召开学术会议讨论孔子研究的相关问题。[61] 衍圣公孔子的嫡系后代中的嫡长子会被中国古代王朝尊为衍圣公。衍圣公的称号起源于北宋至和元年。当年，宋仁宗封孔子后代大宗嫡长子为“衍圣公”。从此以后，孔门的嫡长子一直世袭'衍圣公'的称号，直到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民国政府取消衍圣公的称号，将孔子后代大宗嫡长子改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62] 人物争议野合而生司马迁《史记》中记载，孔子是其父与母亲“野合”所生的。对于孔子父母的“野合”。历代有许多解释。郑玄在注解《礼记》时说：孔子的母亲颜徵在认为和孔子父亲的“野合”是羞耻的，因而不告诉孔子父亲的墓址所在。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解释说：孔子的父母结婚时，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年纪非常大，而母亲颜徵在年纪很小，不符合礼法，因而被称为“野合”。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认为，男子只要过了八八六十四岁阳道便绝，超过这样的年龄结婚都被称为“野合”。王肃在编写《孔子家语》时“为尊者讳”，将孔子“野合而生”的事实直接斥为“无此事，注记者谬”。此后经学家对于孔子“野合而生”的解释多以回避，或歪曲本意来掩饰的态度去维护孔子形象。[63]近代儒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认为孔子是“感天而生”外加“野合”，这是民间传说对于孔子出生的神话演绎。[64]蔡尚思先生在《孔子思想体系》中认为孔子的父亲强奸了颜徵在因而被司马迁称为“野合”。[65]孔令奇则在硕士论文《先秦非孔问题研究》中认为，孔子的父母是参加了商周春秋时期的一种野外婚配活动——郊禖，从而结合产下了孔子，因而被称为“野合”。[63] 生日不详《春秋·穀梁传》中称：“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庚子，孔子生。”但《春秋·公羊传》又称：“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来朝。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于商任。十又一月，庚子，孔子生。”两部先秦文献在孔子生日问题上出现了矛盾，一个记载为十月出生，一个为十一月出生。而且旧历和新历历法不同，故确定孔子生辰较为困难，雍正年间，大臣商议将孔子的生辰定为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民国时期依旧沿用这一说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民间祭孔普遍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公历九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日。辽宁大学毕宝魁教授则在《孔子生年生日详考》中经过考证认为，孔子的生日应在农历八月二十一，公历十月八日。[66] 杀少正卯孔子在鲁国施政时，为施行仁政，诛杀了乱政的少正卯。《荀子·宥坐》中记载孔子认为少正卯五恶兼具，不可不诛。但是对于孔子杀少正卯，学界有许多争议。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中认为，孔子诛少正卯的记载是不可信的，甚至少正卯都是不存在的。现代学者汪秀丽在《'子诛少正卯’案辨正》一文中指出，孔子当初并没有杀死少正卯，在春秋时期，“诛”的意思并非是施以死刑的意思，而是责罚的意思。后世的学者望文生义，将“诛”理解为了杀死。[67] 影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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