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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不会成为中国诗歌的第二个“余秀华”？
作者:无枪的将军
偶然在南方人物周刊公众号上看到了一篇名为《送外卖的间隙，他写了几千首诗，单篇阅读量破2000万》的文章（且不说单篇文章阅读量破2000万的真实性如何，仅仅一个标题，就足可以傲视当今诗坛了），我们才知道，原来，中国诗坛又出了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外卖诗人”。
［经过查阅，我们发现，“诗刊社”近期也刊发了一篇名为《“外卖诗人”王计兵首部诗集《赶时间的人》出版》以及多篇（2020年左右）王计兵相关诗歌作品，由此可见，“外卖诗人”名号的发掘，同样离不开“诗刊社”，这个中国诗坛“老大哥”的功劳，虽然我们也曾批评过“诗刊社”刊发的一些诗歌作品存在的问题，但是，它们不遗余力的“推荐”认可的诗人，我们还是有几分“佩服”，不管其出于什么目的，至少，也让一些“底层诗人”看到了些许“希望”吧。］
说到“外卖诗人”，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多年前的“脑瘫诗人”余秀华，虽然，二者在“个体属性”上有所差别，但是，其中还是有诸多相似之处存在的，比如，同样都是“爱诗如命”，同样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同样都是拥有一个身份标签（一个脑瘫诗人，一个外卖诗人），同样都是与“诗刊社”有过或多或少的交集，同样也都是媒体关注的对象……！
如此众多的相似之下，我们也对中国诗歌的未来产生出几分疑惑:
“难道中国诗人需要出圈（出名），就必须要拥有一个所谓的身份属性标签吗？
难道，只有“社会底层”的身份才是（诗歌）文学者出圈（出名）的标配吗？”
［当然，这样的疑问，可能会引来一些非议，但是，作为一个诗歌的批判平台，我们认为，即使有非议存在，甚至是淹没我们，也将无法阻止我们对事件本质的探讨！］
事实上，诗歌（文学作品）一旦与“某某”标签（身份属性）对标上，其诗歌（文学作品）本身所具备的意义，也将彻底变得无意义可言。
因为，任何作品存在的价值都离不开读者（观众）的认可，而，这些具有“标签”的诗人作品，往往会把读者的关注点，从作品本身转移到诗人“身份属性相关”之上，人性通常也都是感性大于理性，当读者一旦对诗人产生了悲悯情愫，显然，其文本自身的存在性与本身的价值，自然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简单说，就算诗歌写的并不好，甚至普通得非常普通，读者也会因为其身份属性产生的悲悯情愫，对诗歌进行自我脑补，形成一种臆想式阅读，从而，盲目的认可作品。
显然，在这样的境况下，对于诗者也是极为有害的，因为，这一帮盲从粉的“阿谀奉承”式捧读，往往会使其产生出一种认知上的错觉，误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极具高度的存在性了，无论怎么写，写的如何不堪，也都会受到读者的认可和喜爱——这也是很多被贴了“标签”的诗人，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最终昙花一现的原因所在。］
既然，一旦贴上“标签”后，其文本必然会失去应有的意义和价值，那么，诗刊社为何还会如此呢？
此处道理很简单，仅从身份属性来说，在多数人眼里，底层生活的人都是属于弱势群体类别，负重前行的他们，更需要的是社会的温暖以及被大众所关爱（关注）。
［直白点说，就是一个底层人物，以他对诗歌的热爱及现实身份的反差性，足可以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关注），也可以让一潭死水似的现代诗歌重新焕发第二春（以话题激活萎靡的诗坛），还可以再一次让发掘者（诗刊）重整“伯乐”雄风，傲立诗坛，如此一箭三雕，又何乐而不为？］
那么，“外卖诗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余秀华”呢？
我们认为，他是很难成为，或者超越余秀华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外卖诗人”的诗歌不具备余秀华诗歌中“特有”的“语趣与思想”，二是“外卖诗人”没有足够彰显的“个体特性”来引爆社会反响（反思），他最多也就算是千千万万个你我的缩影，只是多了一些对诗歌的狂热以及几个发现他的“贵人”助力而已。
显然，这样的条件，是并不足以在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毕竟，当今诗坛拥有类似的命运，类似的诗歌，简直比比皆是……！
［因此，我们认为，“外卖诗人”注定只是一次推广后（出版诗集推广）的“昙花一现”，可谓出现得突然，但淹没得却会更快。］
当然，对于给诗人贴“标签”，我们也是特别的反感，首先，一些所谓的“标签”，不仅对诗人心理造成了“负担”，而且，还会给大众留下“贩卖”同情（怜悯）之嫌。（当然，也有一些诗人沉醉于所谓的“标签”之中，总认为“标签”就是对其创作水平，或自身的一种认可，显然，有这种思想存在的，一定也是一个对“名利的追求大于对艺术追求”的庸俗之人，只是，像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写得出具有灵魂深度的作品呢？）
想想，如果，一个诗者不是因为其作品而受到读者喜爱，反而是因为其身份属性让人同情式喜欢（怜悯），甚至追捧！ ——这是不是有些……？既滑稽又可悲！
作者简介：无枪的将军，本名：何天軍，籍贯:重庆万州，当代诗学解读平台【评诗论道】主笔，独立批评家、评论人、实用性诗学理论研究者；推崇:“以诗养性，以评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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