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我党收押了一位特殊的战犯。有关他的传言在狱中迅速传了开来，有人说他是个逢战必胜、以一当百的狠角色，更有甚者说他还救过陈毅元帅的命。 这些传言并不是捕风捉影，一封由当时中野正副司令刘伯承、陈毅发来的电报证实了他的确是陈毅的老朋友，也是国民党中有名的悍将——川军虎将郭勋祺。  既然是密友，两人为何不强强联合，而选择战场相见？郭勋祺被俘后，陈毅和刘伯承亲自来探望他，让他放下战场上的对立，将往事永远沉淀在了岁月的长河里……  川军虎将威震赤水时任国民党副司令的郭勋祺是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虎将，他行军手段高明，在战场上表现出了英勇无畏的气概。最值得一提的便是1935年1月，郭勋祺所带领的川军对战红军超200位将帅的赤水河战役。 这场战役同时也是红军长征史中的经典战役——四渡赤水的开局之战。在这场战役中，红军主力精英尽数参战。不仅有毛、周、刘、邓、杨等核心领导亲自指挥，还出动了七大元帅朱德、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陈赓、宋任穷等200余开国将军。  1934年，红军计划在川北建立新的苏区。因此，盘踞四川的刘湘、郭勋祺等国民党军阀为了守护自己的防区，不得不与红军进行激烈对抗。郭勋祺在滔滔的赤水河边，召集了超过上万人的精锐部队，硬生生打退了红军长征的步伐。 尽管红军做了十足的准备，可战争中对上郭勋祺和他带领的一帮毫不怕死的川军战士，还是免不了落入不利的局势。战争中，川军戴着德国M35钢盔，扛着各式机关枪，战斗冲锋十分凶悍。激烈交火一段时间后，川军一度攻打到离毛主席所在的指挥部极近的阵地前，形势十分险峻。 关键时刻，陈赓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冲了上来，挡下了郭的一部分火力。可紧接着，郭勋祺的后援也马上到位，两方又开始了一轮新的交战。在如此胶灼的情势下，毛主席马上下令撤出战斗，另寻时机渡河。  眼看四渡赤水的开局之战如此惊险，毛主席愈发认识到不能低估了郭勋祺的实力。即使红军横渡长江的计划十分迫切，也不能让将士们白白牺牲，特别是在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的时候，冷静下来想出应对办法才是最合适的做法。于是在撤退途中，毛主席等人火速针对郭勋祺的战术展开复盘。 然而，大家都在认真复盘的时候，陈毅却表现得有些异常，在毛主席的追问下他才说出自己过去曾和郭勋祺走得很近，和大家说起了隐藏在郭勋祺内心深处的另一面…… 郭勋祺和陈毅两家住得很近，不仅是邻居还是校友。两人同属于成都省立甲等工业学校的校足球队，因为都热爱踢足球而走得很近。那时候，陈毅打前锋，郭勋祺打边锋，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无奈由于国共两军迎来对峙局面，两人不得不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陈毅 分属不同阵营的矛盾使郭勋祺带领的川军与红军产生了诸多对立，但郭勋祺一直在暗中利用自己的力量援助红军。特别是赤水之战后，蒋介石下令继续追捕，将处于下风的红军一网打尽。郭勋祺却推辞说自己的队伍需要休整，驳回了上级的命令。 郭勋祺之所以会这么轻易地放过红军，是因为他心中早就滋生了对于我党的好感。他态度转变的关键，正是源于和陈毅的一次谈话……  革命火炬胸中暗生早在1927年，蒋介石残杀共产党员的时候，刚刚加入我党的陈毅就和郭勋祺交流了许多革命相关的想法。当陈毅在蒋介石的搜捕下无处可去的时候，是郭勋祺收留了他，还安排了亲信护送陈毅脱离险境。 陈毅的革命理论，在这一时期的郭勋祺心中留下了一颗萌芽的种子。从此在作战中利用自己的力量多次援助红军，期望早日投靠我党。 身为国民党军官的郭勋祺，从不将自己优异的军事才能用来打击红军。红军经过防区，他就追得勤些；红军要借道，他便潦草应战。多次交手下来，终于将红军引向了较为隐蔽的区域，也因此给红军争取了不少储粮、储枪、储药的宝贵时间。 1938年，郭勋祺因为密联我党，失去了蒋介石的信赖。他丝毫不在乎自己升迁与否，依旧利用自己的人脉多次为我党传递情报。  蒋介石决定对我党赶尽杀绝后，便派刘湘实行堵截。刘湘不认同蒋介石的做法，战前专程找来当时的总指挥郭勋祺，偷偷嘱咐他：“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对红军造成重大伤害，做做样子就差不多了。” 本身对红军就有好感的郭勋祺在上战场后更是十分配合，只装模作样地打出了几发零星的炮火。不仅从来不在隐蔽处出招，更是逮着机会就往红军的兵营里送弹药，运兵器。一路下来，不像是追击，更像是护送。 几场对仗下来，郭勋祺根据自己对前方战场局势的判断力，将红军引向了安全地带。这样的做法，十分有利于当时的红军保存战斗力，也令无数英雄烈士免遭蒋介石所迫害。否则凭郭勋祺足以对抗200多位将帅的军事实力，真要打起来，红军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 有这样一位密友潜伏在国军中，带来的支持是方方面面的。郭勋祺看到红军身上的破烂衣衫后，马上派人送来一千余套军服。新四军身上的装备一下从褴褛的麻衣变成了崭新的军服，立马士气大振。  郭勋祺不仅带来了充足的武器和丰富的粮草，大大鼓舞了红军战士的士气，赋予了新四军崭新的精神面貌。他还多次截下有效情报，无私接应共军，种种行为都令陈毅和刘伯承感恩不已……郭勋祺对我党的帮助，是细致入微的，落到实处的。 然而私下和新四军的关系再好，也改变不了郭勋祺身为国民军官的身份。他内心的挣扎与痛苦直到国共联合抗日防线成立后才减弱了一些，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他作为一个军人最渴望做的事情，便是团结一致，抵御外敌，做一个救国救民的正义之士。 带着坚定的信念，郭勋祺在抗日期间带兵冲在了最前线，麾下的144师在华北战场上斩获无数荣光，他自己更是因为伤重被送进医院救治。这一时期，他抗日的伟大功绩传到了共军的耳朵里，当时的政治厅厅长郭沫若毫不掩饰对这位战场英雄的赞赏，亲自作诗认可其收复山河有功。 这样一位我党的真心朋友，获得真正回归的机会和他被俘时的上司——康泽有很大的关系。  在此之前，蒋介石因为郭勋祺多次私联红军而一再降他的职，连往日他亲自带领的川军部队也从他身边强行调离。蒋介石下令将精于特务和政治工作的康泽作为第十五绥靖区的负责人，命他接管一支全区共3个旅中，除104旅是中央军，163、164旅都是川军的部队。 康泽上任后，气愤地发现川军都不服他的管教，无奈只能喊来郭勋祺做自己的副手，好对川军形成有力震慑。川军队伍里都是跟着郭勋祺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骁勇强兵，自然服他管教。郭勋祺和川军各将领的情谊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紧密了，接连获得了多场战役的突破。 然而正当全军气势如虹的时候，康泽在襄樊战役中仗着自己司令官的身份，对郭勋祺的行军战略多加干涉。两人意见相左的后果便是整场战役陷入混乱，直接消耗了一大批川军的战力。郭勋祺便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接连失利，被王近山所俘虏，被押解回了我党的监狱中。  在押犯忽成座上宾这次被俘，郭勋祺并不认为是一场不幸。反之，他认为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机会，终于在这一刻到来了。 当两只脚都踏进了解放军所监管的范围后，郭勋祺认为下一步最重要的便是马上和陈毅取得联系，表明自己的诚意，从此无所顾忌地投入到解放事业中。 随着监狱闸门落下，郭勋祺丝毫不慌，淡定而冷静地提出他的要求：“请司令员替我发一封电报给陈毅，我有话要和他说。” 同时被俘的国军此时正不满地拍打着监狱的闸门，郭勋祺在一片嘈杂中快速拟好了电报的内容，他在信中表明了过往效忠蒋介石的悔恨，以及希望尽快和陈毅见面的迫切。神情一脸专注的他和周遭正愤怒大吼的国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足以看出他们被俘后面临的境况将会大不相同。 此时，身处中原军区的刘伯承和陈毅一听说郭勋祺被生俘，心情都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以郭勋祺的军事实力，竟然会如此轻易地成为我党的俘虏。喜的是国共合作破裂后，郭勋祺被我党所俘，这对解放新中国来说是一桩天大的好事，恰恰是给了解放军一个亲自迎接挚友回归的宝贵机会。 刘伯承马上安排发布了一则电报，要求务必将郭勋祺安全送往中原军区的政治部，确保他们能顺利见到郭勋祺。陈毅收到信后立马回复了郭勋祺，在信中更是和他以兄弟相称，并附言自己正在赶来相见的路上。 王近山司令员见状，马上将他迎出牢笼，让郭勋祺舒舒服服地骑马上路，还安排了人一路小心护送。 刘伯承赶到后，第一时间声明这是他和陈毅的故友，马上安排设宴款待郭勋祺。能和郭勋祺顺利见上面，刘伯承和陈毅的心情都是无比激动的。 和陈毅如愿见上面的郭勋祺，也难掩自己的激动，连声喊着陈毅的字：“仲弘，仲弘。”对郭来说，这不是被俘，而是归家。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为抗日救国献力，这才是他参军的初心。这一次被俘，他知道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 许久未见的三人，聊得十分开心，郭勋祺向陈毅提起了一件一直藏在他心里的事。国共联合抗日的时候，他曾经上书项英同志，为自己争取投靠我党的机会，却遭到了项英的拒绝。此后他心里一直很不是滋味，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属。 陈毅心下了然，郭勋祺能够亲口说出自己的心结，正是因为这里是能让他卸下心防的地方。而郭勋祺正是将自己和刘伯承当作他值得信任的兄弟，才愿意开口诉说心中多年的憋屈。 他认真地听他说完，真诚地向郭勋祺说明当时面临的无奈状况，我党迫于蒋介石的高压，为了不落人口实只能让郭先留在国军内部；紧接着他耐心地和郭勋祺解释当时军中的条件并不太好：“你过来了，让川军中的弟兄跟着你过苦日子，那不是对不住兄弟们嘛！” 这一场充满真心的对话，彻底解开了郭勋祺的心结。他的心，在这一刻终于踏实下来了。此时此刻的他，无论是肉体躯壳还是精神灵魂，都被真正地接纳了。他找到了自己愿意付出余生的事业，然而和他一起被俘的康泽等人，却没有他这样的觉悟。 康泽不仅不受优待，还马上被转移到了高级战犯关押区进行重点改造。早期改造的过程中，康泽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在思想上完全不和我党靠拢。后来，康泽被关押了整整15年，直到1963年才终于出狱。 两人被俘后受到的区别对待，正是我党对于目标一致的朋友和拒不接受改造的战犯的鲜明态度。 期间，郭勋祺听闻了康泽在狱中不仅拒不认罪，还挑唆狱友，对他这种行为感到不屑，立马声称不愿与康泽这样执迷不悟的人同流合污。他将全部心思放在了伟大的解放事业上，简单休整后，便马不停蹄地和陈、刘商讨起了进一步的安排。 刘伯承、陈毅为郭勋祺争取到了解放军队伍中的核心岗位，期望能三人联手为解放军事业出力。郭勋祺却表明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四川，一是心系留守故乡的家人，二是可以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威望，进行策反工作，为和平解放中国做贡献。 在他的坚持下，陈毅、刘伯承将他送回了成都。在那里，郭勋祺不厌其烦地向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讲述自己被俘后的亲历见闻，宣扬我党宽待俘虏的政策，劝说多位川军将领投靠我党。 回到四川后的郭勋祺，就此告别了战火纷飞的沙场，获得了和家人相守的宝贵机会。在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坚持为解放事业出力，尽管困难且危险，但他的心中却感到无比得满足。 1949年初，成都和平解放，离不开郭勋祺坚持不懈进行策反工作的努力。解放后，郭勋祺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1959年，郭勋祺因病逝世。 郭勋祺在瞬息万变的革命局势中不断沉浮，仍能坚持心中的格局。身为革命工作者，无论身处哪一个阵营，只要心中坚持为人民群众做贡献的信念，和我党有着同样的目标，便是新中国将永远铭记的杰出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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