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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所见辽朝封授天下兵马大元帅者，前后共七人。太祖子尧骨（太宗）、太宗弟李胡、圣宗弟隆庆、兴宗子洪基（道宗）、道宗叔重元（宗元）、道宗孙延禧（天祚帝）、天祚帝叔祖和鲁斡。他们在接受这一封号时，都不是实际统领天下兵马的最高军事统帅，但都与皇位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太宗、道宗和天祚帝是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继承皇位，李胡因世宗兀欲拥兵自立而失去继承皇位的权利。隆庆早卒。重元因起兵夺取皇位而致败亡。和鲁斡在天祚帝在位时病死，其子淳在辽末称帝。史实表明：天下兵马大元帅乃是授予皇位继承者的特定称号，或者说，授予这一称号即具有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辽朝历史上这一特有的现象，似未为往日治辽史者所留意。我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第六册中曾对这一现象有所论述，但因限于编写体例，不能多作论证。在这篇文章里，拟再对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封授与皇位继承的史实做一系统的考察，以期求得更多的理解。 一、大元帅的封授与太宗继统 九一六年，太祖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采用汉法建年号“神册”，立皇帝、皇后尊号，并随即立子倍为皇太子。这即是意味着：公开宣布废除契丹可汗的世选制，实行汉法的太子继承制，由皇太子继承皇位。这一制度的变革，在当时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但是，五年之后的天赞元年（922），又封授次子尧骨（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天显元年（926），太祖死后，不是皇太子而是大元帅继承了皇位。对于契丹皇位继承的这一变动，《资治通鉴考异》引后唐《实录》记为耶律德光拥兵自立。《通鉴》不采此说，而释为太祖述律后偏爱次子。两者都是依据并不确切的传闻，以汉人的传统观念推测立说，并不反映契丹历史的实际。 要探讨这一变动的背景与原因，需要考察一下封授大元帅前后的历史事实。 天赞元年初，即封授大元帅之前数月，契丹历史上曾发生过一重大事件，即太祖与太子倍父子的河北之败。辽季史臣于此事多有隐讳，元人修《辽史》参据汉籍，记事也极简略。《辽史.太祖纪》略称： [神册六年]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众来朝……庚申，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癸亥，围涿州……是日，破其郭。癸酉，刺史李嗣弼以城降。乙亥，〔李〕存勖至定州，王都迎谒马前。存勖引兵趋望都，遇我军秃馁五千骑，围之。存勖力战数四，不解。李嗣昭率三百骑来救，存勖乃得出，大战。我军不利，引归。
《辽史》此条有意扬胜讳败。《通鉴》卷二七一《后梁纪》记述此战始末甚详，摘录其要旨如下： [梁龙德元年]十二月辛未，契丹长驱而南，围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进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晋，晋王自镇州将亲军五千救之。……二年正月甲午，晋王至新城（时属祁州）南，候骑白契丹前锋宿新乐，涉沙河而南。……乃自帅铁骑五千先进，至新城北……行数十里，获契丹主之子。时沙河桥狭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众。是夕……契丹举众退保望都。晋王至定州，王都迎谒于马前。……戊戌，晋王引兵趋望都，契丹逆战。晋王以亲军千骑先进，遇奚酋秃馁五千骑，为其所围，晋王力战，出入数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闻之，引三百骑横击之，虏退，王乃得出。因纵兵奋击，契丹大败，逐北至易州。会大雪弥旬，平地数尺，契丹人马无食，死者相属于道。契丹主举手指天，谓卢文进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归……契丹主责王郁，絷之以归，自是不听其谋。 比较两书的记事，不难看出，《辽史·太祖纪》主要是依据《通鉴》或源出《通鉴》的《契丹国志》，有些文句也还是《通鉴》的原文。但个别的地方似也参据了耶律俨的《实录》，或陈大任的旧史，故间或互有异同。辽太祖天赞元年（922）二月才下诏改元，《辽史·太祖纪》因而将这次战事系于神册六年（921）十二月之末，战败北归的时间实为次年（后梁龙德二年）正月。此次战事，辽太祖亲自统兵。从征的将官，据两书所记，可以互为证补： （一）《辽史·太祖纪》记这次出战，始于“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通鉴》不载。案王郁这时刚从晋王李存勖处来降，建策南伐，故太祖命太子倍统领，是可以理解的。《辽史·王郁传》也说：“帝遣郁从皇太子讨之，至定州。”所记当属可信。据此，这次契丹出兵，太子倍与王郁实为前锋，这是很重要的。 （二）《通鉴》记晋王“获契丹主之子”，《辽史·太祖纪》不载。此事又见《旧五代史·唐庄宗纪》，所记当属可信。这个被俘虏的契丹皇子并不是太子倍，而应是皇四子牙里果。《辽史·皇子表》载太祖宫人萧氏生牙里果，字敌辇。“天显三年，救耶律沙于定州，为李嗣源所获。至石晋立，始得还”。牙里果在定州被俘，当即天赞元年（922）的河北之战。《皇子表》误天赞元年为天显三年。救耶律沙也系误记【1】。 （三）《通鉴》记李存勖在望都被“奚酋秃馁”围困，《辽史·太祖纪》记此事源出《通鉴》。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在秃馁名下注为“契丹将名”。我意此名非人名，而是统领奚部的官名，即《辽史》中的秃里或吐里。辽、金两代，均设此官，统领边部。成吉思汗受封之“忽里”，也即此职【2】。辽太祖神册末年受任奚部此职者，是遥辇鲜质可汗之子耶律敌剌。《辽史·耶律敌剌传》称“太祖知其忠实，命掌礼仪，且委以军事。后以平内乱功，代辖里为奚六部吐里，卒”。辖里即太祖故交耶律欲稳之弟霞里。《辽史·耶律欲稳传》称：“弟霞里，终奚六部秃里。”奚六部秃里或吐里，即《通鉴》之“奚酋秃馁”。《辽史·耶律敌剌传》不载此次战功，当是契丹文献讳言太祖之败的缘故。 依据以上的考察，天赞元年初的河北之战实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契丹这次出兵，辽太祖为最高统帅，从征者有太子倍、少子牙里果、奚六部秃里敌剌和汉人降将王郁，是由契丹军和奚、汉诸军组成的浩浩大军。神册六年（921）十一月，辽太祖曾分兵侵掠河北十余城。回师后又于十二月命太子倍、王郁为前锋，再次南侵。但这次出兵，自破涿州后即连遭失败，皇子被俘，契丹军损失惨重，太祖败退易州，在风雪中逃回，可说是前此未有的一次惨败。太祖亲自指挥出战，自然难辞其咎，王郁身为前锋，也自有罪责。《通鉴》记太祖“责王郁”当是事实【3】。史籍不载太祖责太子事，但太子倍受命率王郁为前锋，自属无功而有过，是可以肯定的。 天赞元年的河北之败，显然对太祖的更易皇储产生了影响。次子尧骨受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在这年十一月，即河北败后数月，两者之间，应有一定的关系。这年尧骨二十岁，前此并未随军出战，河北之战，也没有从征。受封为大元帅后，次年正月即领兵南下，随即攻克平州。四月，又进军幽州，获胜。闰四月，拔曲阳，五月还师，太祖大加赏赉。史载太子倍倾慕汉文化，善作诗文，享誉一时。大元帅尧骨初次领兵，即大获全胜，表明他的军事才能胜过了乃兄。此后，大元帅之名与皇太子并称，随从太祖西征党项，东灭渤海，屡建战功，《辽史》对太宗即位前功绩的称颂自不免有意溢美，当也反映了基本的事实。 封授大元帅以后，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是：太祖灭渤海后对太子倍的晋封。天显元年（926）二月，改渤海国为东丹国，晋封太子倍为人皇王、东丹国王。辽太祖建契丹国，自号天皇王，皇后号地皇后，太子倍晋封为人皇王，地位仅次于帝、后，但由此也表明他不再是天皇王的继承人。渤海早已吸收汉文化，通用汉语文，以太子倍治东丹，自是恰当的人选，但由此也表明，他只能治理渤海一隅而不再成为契丹国主。《辽史·义宗倍传》载倍献歌陛辞，“太祖曰：得汝治东土，吾复何忧？倍号泣而出”。晋封王号反而号泣而出，正是透露了此中的委曲。 辽太祖在河北败后封授次子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渤海灭后，晋封太子倍为人皇王、东丹国王，当是互有联系的两个事件，是改变皇位传承的两个步骤。他显然不便废除由他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太子制，又不便将河北之败归罪于太子而另立太子。在他看来，晋封人皇王、授任东丹国王，乃是对太子倍的最为妥善的安置，大元帅继承皇位也因而成为势所必然。“吾复何忧”，正是显示了辽太祖足以自慰的心情。 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天下兵马大元帅会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封号？如所周知，辽太祖阿保机本人，是作为迭剌部夷离堇而取代遥辇可汗，建立契丹国家的【4】。迭剌部原是联盟中最为强大的部落，迭剌部夷离堇于是成为统率联盟兵马的军事首长。契丹建国后，太祖改变旧制，亲自统率全国的兵马，实际是以可汗而兼为最高军事统帅。尧骨受封大元帅后，仍然只是受命从征，并无统领天下兵马的实权，但有此封号而继承皇位，则是符合于以夷离堇取代可汗的传统。不传位于太子而传位于大元帅，于是成为不遵依太子继位的汉法而沿袭契丹军事首长代立的前例，反对者是难以非议的。 为什么辽太祖不直接授予尧骨以夷离堇称号？这是由当时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契丹旧制，迭剌部夷离堇原由贵族世选。因而辽太祖阿保机取代可汗自立后，曾爆发了同具当选资格的诸弟剌葛、安端、寅底石等的反乱。建国后，辽太祖虽然为最高军事首长，但迭剌部夷离堇统领的部兵，依然是强劲的军兵。《辽史·营卫志》说，太祖以迭剌部“强大难制”，析分为二，其事正在天赞元年（922），即封授尧骨之前不久。《辽史·太祖纪》天赞元年“十月，分迭剌部为二院，斜涅赤为北院夷离堇，绾思为南院夷离堇”。太祖此举，旨在削弱迭剌部及夷离堇的权势，但两夷离堇仍是皇帝麾下主要的统兵将领。灭渤海之役，由北院夷离堇斜涅赤、南院夷离堇迭里从征，即是明证。在此情势下，封授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位在皇帝之下，两夷离堇之上，他人难与匹敌。迭剌部分而为二，两夷离堇并立，便也失去了争夺皇位的可能。这年正月，太祖父子败于河北。十月，分迭剌部为二，各置夷离堇。十一月，封尧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一年之间，先后发生的三大事件，彼此之间，不无脉络可寻。可见，辽太祖为巩固其家族统治，是经过了深谋熟虑，封授大元帅，并非出于偶然。 为什么采用了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汉语称号？这当是经过了与亲信汉臣的悉心谋划。天下兵马元帅称号，初见于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这年六月，安禄山入潼关，唐玄宗离西京奔成都。七月，以皇太子亨为天下兵马元帅平乱。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即唐肃宗。肃宗以皇子俶为天下兵马元帅，尔后又立为皇太子，改名豫。另以皇子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唐肃宗死，赵王系谋夺皇位被杀。唐代宗李豫即位，以子适（音括）为天下兵马元帅，广德二年（764）立为皇太子，又以皇子邈为天下兵马元帅。大历八年（774）皇子邈死，天下兵马元帅遂罢设。事见《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列传》及卷四九《百官志下》。唐代的天下兵马元帅设置于安史之乱的非常时期，原为领兵平乱，并不具有皇位继承的意义。《新唐书·十一宗诸子列传》之《承天皇帝倓传》载：“至灵武，太子（肃宗）即帝位，议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左右固请广平王（代宗）。帝日：广平既冢嗣，安用元帅。答曰：太子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元帅，抚军也，莫宜于广平王。帝从之。”此条释天下兵马元帅为太子抚军，似可备一解。客观的事实是：唐肃宗以天下兵马元帅即皇帝位，代宗、德宗都是先封大元帅，再立为太子，即位。天下兵马元帅于是成为封授皇位继承人的崇高称号。辽太祖采此称号并增入“大”字，以册封太宗继承皇位，既可符合契丹军事首长代立的故事，在汉族历史上也有例可援，自便于藩汉臣僚的认可。 由此可见，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封授，乃是在太子制已经确立的形势下，辽太祖为改传次子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它虽有军事首长代立的故事可循，但并非恢复契丹可汗的世选制，而是由皇帝封授皇子，继承皇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是采用了皇子世袭的汉法，只是不称太子，而采用了大元帅这一特定的封号。但这一权宜措施的实施，却为后代所沿袭，对辽朝此后的皇位继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此也可见，太宗的继承皇位，并非简单地出于述律太后（淳钦后）的偏爱，而是辽太祖在河北战后就已布置的安排。《辽史·耶律屋质传》记世宗与淳钦后议和时，质问太后：“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圣（太宗）？”“太后曰：立嗣圣者，太祖遗旨”。淳钦后的这一对答当属可信而并非出于自解。《辽史·淳钦后传》说，“初，太祖尝谓太宗必兴我家。后欲令皇太子倍避之。太祖册倍为东丹王。太祖崩，太宗立”，当也近乎事实。但是，淳钦后为实施太祖遗旨，在摄政期间，严厉镇压了异己的贵族，便又隐伏了贵族反乱的危机。 二、世宗与大元帅李胡的皇位争夺 太宗死后，东丹王倍之子兀欲与太宗弟李胡争夺皇位，至以兵戈相见，是辽朝皇位继承中的又一件大事，而这与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封授，关系尤为密切。 辽太宗即位三年后，天显五年（930）三月，封授弟李胡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5】。陈述先生曾指出：“皇太弟之号乃自晋惠帝立成都王颖以来之故事”，“故册李胡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即无异曰候补大汗”【6】，这是正确的。但我以为李胡之作为皇位继承人，大元帅的封授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前节所论，天下兵马大元帅既是太祖为传位于太宗而特设的封号，太宗即位后，也就不能不继续沿用天下兵马大元帅封授制，以证明其继位为合法，借以消弭反抗，巩固皇权。太宗即位后，尚无子嗣。依据契丹夷离堇世选的旧制，父子兄弟都具有当选的资格。封授皇弟也符合于传统的惯例。太宗皇弟中，淳钦后所生，只有李胡一人。四弟牙里果，系宫人所生，且已在河北之战中被俘，太宗即位时尚未返回，自然不具封授的条件。但是，太宗在位三年后才封授李胡，显然也是经过了必要的准备，并采取了慎重的步骤。《辽史·太宗纪》载：天显四年（929）十月，“诏皇弟李胡帅师趋云中，讨郡县之未附者。次年正月，李胡攻下寰州，二月自云中凯旋。李胡捷报传来后，太宗自正月至三月，三次朝见太后，并“召群臣议军国事”，然后才在三月间封授李胡天下兵马大元帅称号。可见，封授李胡是在他作战获胜，显示了指挥军事的能力，并且经过太后的同意（或授意）和群臣的认可。封授李胡的次年，太宗靖安后生子述律（穆宗），但太宗一朝迄未立他为太子，而只封寿安王。这也表明，封授李胡后，皇位继承的大局已定，太宗在世时，并没有再做更改。 和前朝一样，李胡虽然被授予大元帅封号，但统领全国兵马的最高军事统帅，仍是太宗本人。会同九年（946）八月，太宗自将南伐，次年四月回军途中病死在栾城。临终前，并曾通过使臣向皇太弟李胡嘱托军政要事。可见他仍然以为皇位将由李胡继承。但军中值宿卫的将官耶律安抟联络南院大王耶律吼、北院大王耶律洼（太宗改北南院夷离堇为大王），诈传李胡已死，拥立从征的耶律倍之子兀欲（世宗）在军中即位称帝。传令诸将，“有不从者，以军法从事”（《辽史·耶律洼传》）。淳钦后命李胡领兵拒战。李胡兵败。淳钦后母子被迫许和，随即被囚禁于祖州。 《辽史》关于此次皇位之争的记事，似是主要出于耶律俨的《实录》。辽朝自圣宗时开始纂修前朝实录，此后历朝续有增修，至天祚帝时成耶律俨主纂的皇朝《实录》七十卷，为元人修《辽史》所本。历朝史臣显然由于景宗以下诸帝均出于世宗一系，对世宗之夺位不免曲意回护，而对李胡多所贬抑，并不反映客观的实际。依据太祖、太宗建立的大元帅继立制，李胡受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世宗兀欲既未被立为太子，又无大元帅封号，并不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指责太后不立人皇王，也不能成为他自立称帝的理由，旧制先皇帝死后，例由皇后称制扶立新帝。李胡受太后之命为合法。兀欲拒太后之命，在军中擅立，也与惯例不合。拥立世宗的群臣对此也很明白。《辽史·耶律安抟传》记：耶律洼对安抟说：“恐不白太后而立，为国家启衅。”安抟回答说：“若白太后，必立李胡。”《辽史·耶律吼传》也记吼与洼密议说：“若请于太后，则必属李胡。”拥立世宗的臣僚明知李胡当立而不惜拥兵一逞。洼与吼北、南二大王统领原属迭剌部的强兵，名为大元帅但只领有上京留守军和宫卫军的李胡，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世宗之立，并无制度的依据，只是靠兵力取胜，实际上是一次篡夺皇位的兵变和政变，这在当时人，大概也是清楚的。 太宗即位前，淳钦后曾经处死了一批契丹贵族。耶律安抟等之所以拥兵发难，当与此有关。安抟之父、南院夷离堇迭里，因建言立人皇王，以党附东丹罪系狱处死。随从起兵的寅底石之子刘哥，对太后说：“臣父无罪，太后杀之，以此怨耳。”萧敌鲁之子萧翰也说：“臣母无罪，太后杀之，以此不能无憾。”军中起兵诸将或因先人被杀对太后心存仇怨，或惧太后重演诛杀之事，心怀疑虑，并不都是由于效忠于世宗。世宗诈传李胡死讯，拥兵夺位，虽然获得暂时的胜利，在契丹族人中，自是难以服众。世宗即位后不久，太宗第三子天德即联络刘哥、萧翰等谋反。在位仅满四年，即被安端之子察割刺杀。《辽史·耶律喜隐传》说“李胡而下，宗王反侧，无代无之”。世宗拥兵夺位，破坏了契丹皇位传承的旧制，招致亲王反乱不止，影响是深远的。 穆宗应历十年（960），李胡子喜隐谋反被杀。李胡囚死狱中，圣宗追谥为钦顺皇帝，兴宗又增谥为章肃皇帝。李胡和耶律倍（谥文献钦义皇帝）一样，未即帝位而追谥帝号，说明世宗子孙也深知李胡当立，故在他死后又承认这位天下兵马大元帅的皇帝地位，借以平息积怨。 三、太子制的重建与大元帅的再封授 世宗遇刺后，穆宗述律平乱称帝。穆宗被杀，景宗贤（明记）平乱称帝。景宗未建皇储而早逝（年三十五），睿智皇后萧绰扶立十二岁的皇子隆绪（圣宗）即位，萧绰号承天太后，摄军国事，世宗以下，穆宗、景宗、圣宗诸帝，都是在非常情况下即位，因而在即位前并没有过太子或大元帅的称号。圣宗时期，辽朝国势至于极盛，皇位继承制度则出现了由封授大元帅到重建太子制的变革。 承天太后次子隆庆，《辽史》无传。《皇子表》说他“统和中，拜南京留守。开泰初，加守太师兼政事令，寻拜大元帅，赐金券”。《辽史·圣宗纪》只称他是南京留守、秦晋国王，不载拜大元帅事。辽宁北镇出土秦晋国妃墓志，全记隆庆官封，为“故资忠弘孝神谋霸略兴国功臣、兵马大元帅、燕京留守、守尚书令兼政事令、秦晋国王、赠孝贞皇太弟”【7】，可证拜大元帅，确有其事。《圣宗纪》载开泰元年十二月“赐皇弟秦晋国王铁券”，加号兵马大元帅，应在此时前后。这时，承天太后已死，圣宗尚无子嗣，封授兵马大元帅又赐以铁券，似有意传位于弟。开泰五年二月，圣宗元妃（钦哀后）生子宗真（兴宗）。七月，隆庆来朝，在返还南京途中，突然去世。次年，追赠皇太弟。《辽史》不为隆庆立传，当是因为《实录》记事无多，其间有无隐讳，无从臆测。据北镇出土耶律宗政与宗允墓志【8】，隆庆有子三人：宗政、宗德、宗允，兴宗朝俱为显宦，道宗清宁间先后病逝，都与皇位之争无涉。 隆庆死后，圣宗没有再封授天下兵马大元帅，而是重建了太子继承制，太平元年（1021）十一月，册立五岁的皇子宗真为皇太子。这是在辽太祖册封太子倍的一百多年以后，再次册封契丹太子，意义是重大的。圣宗在位时期，采纳汉法，于契丹旧制多有改革。太子制的重建，也是重要的改制。圣宗立太子，并未遭到抵抗，说明皇子世袭，仍是人们所能接受的传统。十年后，圣宗病死。兴宗宗真顺利即位，成为辽朝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以皇太子继承帝位的皇帝。 但是，圣宗重建的太子继承制并没有能够在兴宗朝继续实行，大元帅封授制也并没有废弃。史载兴宗喜吟诗文，也是倾慕汉风的天子。他依循太子继承制承继皇位，理应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册立皇太子作为皇位继承人，但他在位期间，却始终未能册立太子，最后仍不得不封授皇子洪基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以继承皇位。辽代皇位继承制度的这一反复，原因在于钦哀后的干政与兴宗重元兄弟之间的皇位争夺。 钦哀后耨斤是圣宗的元妃，兴宗宗真的生母。圣宗齐天皇后生两子，早卒，养育宗真为己子。兴宗即位后，钦哀后自立为皇太后，并诬陷齐天后图谋摄政，迁谪上京，迫令自杀。随后，又与后弟萧孝先谋废兴宗，另立少子重元。兴宗得报，先发制人，废黜钦哀太后，迁置庆州，从而在皇位之争中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五年后，兴宗迎回太后复位。钦哀后又力主确立皇弟重元为皇位继承人，兴宗则属意于己子洪基。传位皇弟有封授李胡、隆庆的前事可据，传位皇子更有太宗继统和景宗以来三代父子相承的传统可依。传弟与传子之争，于是又成为帝后之间争议的主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1054）九月条记： 契丹国母爱其少子宗元（即重元），欲以为嗣。问拱辰曰：南朝太祖、太宗，何亲属也？拱辰曰：兄弟也。曰：善哉，何其义也。契丹主曰：太宗、真宗，何亲属也？拱辰日：父子也。曰：善哉，何其礼也。既而契丹主屏人，谓拱辰日：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未得高枕也。 《长编》此条出自王拱辰使辽的见闻，当非虚构。兴宗在位期间，始终不得册立太子，当是由于受到钦哀后党的抵制，传弟与传子之争长期不得解决的缘故。 辽兴宗不得不以封授天下兵马大元帅来确定皇位继承，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重熙十九年（1050）以皇子洪基知北南枢密院事。二十一年（1052）七月，宣诏以燕赵国王洪基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实际上是运用皇权宣布确定了皇位继承。但是，钦哀后与兴宗的分歧，似并未就此结束。前引《长编》王拱辰使辽事，在辽重熙二十三年（1054），可见直到此时，帝、后之间，仍存歧见。《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二十四年（1055）正月，兴宗朝见皇太后，九月，兴宗病死，死前曾召大元帅洪基“谕以治国之要”。大抵兴宗朝见钦哀太后之后，传位洪基才成定局。道宗洪基于是成为太宗以后又一位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继承皇位的皇帝。 由此可见，兴宗未立太子而再次封授天下兵马大元帅以传继皇位，乃是与钦哀后、重元党的斗争中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与斗争手段。以大元帅继帝位，是辽太祖创立的旧制。皇子洪基虽然以此封号继位，实质上却仍是实行皇子继承，从而战胜了钦哀太后以皇弟继位的图谋。大元帅的封授，成了皇子继承的手段与外衣，大元帅继立制与太子继承制在特定条件下达到了一致。 四、大元帅重元之乱与天祚帝的继位 道宗即位，改元清宁，随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以皇太弟重元为皇太叔。次年十一月，“以皇太叔重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见《辽史·道宗纪》。前朝旧例，封授大元帅意味着皇位的继承人，但新帝即位之次年即授此封号，则为前朝所未有。这显然是由于钦哀后的干预而谋求妥协，洪基以皇子继位，重元仍保有继承皇位的资格。重元封授天下兵马大元帅，不仅意味着道宗死后确保继承皇位，而且道宗在位倘施政有失，也可由太皇太后合法地废道宗立重元。它表明，兴宗初年以来的皇位之争并未完全结束而还隐伏着夺位的危机。 重元之乱，爆发在清宁九年（1063）七月。这时钦哀太后已死，大元帅重元及其子涅鲁古纠集同党四百余人，诱胁弩手军，攻打道宗秋捺钵的行帐。《辽史·萧胡睹传》说：“是夜，同党立重元，僭位号。”同党拥立重元称帝，当是以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继承皇位的称号作为制度上的依据。但大元帅并不能实际指挥天下兵马，而只能诱胁弩手军进犯，自不堪道宗君臣的一击。一日之间，即败溃逃亡。历经兴宗、道宗两朝延续三十年之久的皇位之争，遂以重元父子的败亡而结束。 重元之乱，是辽朝历史上仅见的一次恃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封号起兵夺取皇位的事变。李胡、世宗之战，是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李胡被世宗篡夺了继承皇位的资格，与重元的情形正好相反。辽朝追谥李胡为章肃皇帝，《辽史》入于《宗室传》，重元则被收入《逆臣传》，正是反映了两位大元帅虽然都因作战失败而未能继承皇位，但其性质却完全不同。 辽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天祚帝延禧，仍然不是以皇太子而是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继承皇位，这也是由于宫廷事变的缘故。道宗在重元乱后的同年，即封皇子濬为梁王，咸雍元年（1065）正月，册立为皇太子。这是继太祖、圣宗之后，再次建立太子继承制。但十年以后在太子参与朝政不久，其母宣懿皇后即被权臣耶律乙辛等诬告与伶人私通，赐自尽死。两年后，太子濬也被诬告谋废立被囚，随后又被乙辛遣人杀害。辽朝历史上第三次建立的太子继承制，由于太子被害而竟不能实行。 关于宣懿后案的原委，需要另文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它实质上乃是权臣乙辛与后族萧余里也等共同策划的一次谋夺后位与皇权的事变，只是由于道宗觉察到乙辛等的奸谋而未能继续发展。太子濬之子延禧被封授天下兵马大元帅，总北南院枢密使事，是在大安七年（1091），时年十七岁。早在此前十年，道宗已借故将耶律乙辛囚于来州，随后又把他处死。大（太）康九年（1083）追谥太子濬为昭怀太子，以天子礼改葬。延禧六岁封梁王，后三年进封燕国王，是道宗早已决意传位于皇孙。不宣布恢复太子继承制，可能只是由于已谥昭怀太子，封延禧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则是遵依太宗即位的旧制，也是道宗本人即位的制度。此外，不见有其他的原因。道宗一朝于是出现：封授大元帅（重元）——册立皇太子（濬）——再封授大元帅（延禧）的反复过程。在经历了重元之乱与宣懿后案两大政治事变之后，皇孙延禧在道宗死后又得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继承皇位，号天祚皇帝。辽太祖创建的天下兵马大元帅继立制，由于辽朝末帝的即位，再次得到实施。 五、辽末的大元帅与都元帅 天祚帝二十七岁即帝位，在位二十四年，辽朝由衰乱走向败亡。在这些年代里，皇位废立之争仍在继续发展。 天祚帝即位后，即追谥祖母为宣懿皇后，父濬为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随后又封授他的叔祖宋魏国王和鲁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子淳封郑王。道宗与天祚帝都是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继承皇位，为世所共见。辽太宗曾以此称号封授皇弟李胡，道宗封授皇叔重元，天祚帝初即位封授叔祖，自应有其特殊的用意。太子濬被害后，钦哀后家的萧余里也曾与乙辛等共谋以耶律淳继承皇位，未被道宗采纳。天祚帝此举似在表明，他仍然无意传位于叔父淳，但又承认和鲁斡一家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与荣誉，以争取其父子的支持。乾统三年（1103）加号和鲁斡皇太叔。六年（1106）又加号义和仁圣（一作寿）皇太叔，赋予罕见的殊荣。乾统十年（1110），和鲁斡病死。他作为辽朝最后的一位天下兵马大元帅，并没有参与皇位争夺。 然而和鲁斡死后，其子淳却一再成为人们拥立的对象。天庆五年（1115），天祚帝与女真交战失败。军中都监耶律章奴起兵，谋废天祚帝，拥立耶律淳，兵败被杀。耶律淳曾向天祚帝来使首告，并未参与乱事。章奴乱后，日益陷于孤立的天祚帝转而依附耶律淳抗击女真，天庆六年（1116）六月，进封淳为秦晋国王，授都元帅。都元帅是辽朝前所未有的称号，授此称号者只有耶律淳一人【9】。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曾封授皇子谟（后改名谊）为荆襄江西沔郡节度使、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以讨李希烈，见《新唐书·舒王谟传》。唐代的兵马都元帅，是仅次于天下兵马元帅的皇族封号，天祚帝以此称号授予叔父淳，命他募军抗击女真，同时也是表示对他的尊崇。不封天下兵马大元帅，仍是表示他无意传位或让位。 但是，六年之后的保大二年（1122），天祚帝兵败西奔，逃入夹山。耶律淳再次被拥立称帝。这时，耶律淳与南府宰相张琳、参知政事李处温、林牙耶律大石等留守南京（燕京）。三月间，南京蕃、汉臣僚拥立耶律淳，加号天锡皇帝，废天祚帝，降封为湘阴王，这是一次正式实现的皇位废立。但六个月后，耶律淳即病死。 耶律淳以皇叔而被拥立称帝，当是由于辽朝将亡，群臣企望保有南京一隅，不同于前次的皇位之争。但他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和鲁斡之子并拥有都元帅封号，当是拥立称帝的制度上的依据。《辽史·天祚纪》附《耶律淳纪》：“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灵武故事，议欲立淳。”唐灵武故事即唐玄宗西奔，唐肃宗以天下兵马元帅在灵武即位称帝事。可见辽太祖参据唐制创建的大元帅继立制，直到辽末仍为人们所援据。影响所及，与辽朝一代相终始，是不应忽视的。 六、结语 据以上考察可知，辽太祖创建的封授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制度，并不是任命最高军事统帅而是确立皇位的继承人。这一制度一再为辽朝几代皇帝所沿用，影响是深远的。自辽太祖以来，辽朝先后三次册立太子，但以太子的身份即帝位的皇帝却只有兴宗一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封授与皇太子的册立交替出现于辽代的历史。先后七次封授大元帅，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也带来不同的后果。但总的说来，它始终关联着辽朝的皇位继承与皇位争夺，始终反映着皇族与后族内部谋夺皇权的斗争，反映着辽朝一代政事的演变。所以，只有联系辽代皇位之争和有关史事来考察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封授，才能了解它的内在的意义。反过来说，也只有究明这一封号的特定的含义，才能对辽代皇位之争的史实得到深入的理解。 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封号源于唐玄宗对肃宗的封授。辽太祖借用来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封号，使符合于军事首长代立的故事，原来建立的太子继承制因而演变为皇子继承制。太宗、圣宗以此称号封授皇弟，道宗、天祚又封授皇叔或皇太叔，注入了契丹旧制兄弟世选的因素，皇子继承制又进而扩展为家族继承制。契丹族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参用汉法，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在某些方面仍然残存着旧制的痕迹，但本质上已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原来的可汗和夷离堇世选制也不能不为家族世袭制和册封制所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说，辽朝的皇位继承制度虽经反复变改，实际上仍是沿用了皇族世袭的汉法，而源于唐代的大元帅封授，倒是显示了契丹的特色。 我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当他们统治汉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时，往往采用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官职、封号以建立自己的统治。但这些称号常常与原意不尽相同，而赋予了自己民族的特有的内容。辽朝的各项制度中，此类事例，所在多有。天下兵马大元帅是其中的一例。 【1】《辽史·皇子表》将天赞元年定州之战牙里果被俘事误记为天显三年定州之战，又与耶律沙事相混。耶律沙，《辽史》卷八四有传，与宋军战于河北，事在景宗乾亨元年，又见《辽史·景宗纪》。《皇子表》编者知牙里果在定州被俘，未加详考，致使时间与事件与其他两次定州战事混误，应予订正。
【 2】参看拙著：《乣与乣军之演变》，《元史论丛》第2辑。 【3】《通鉴》记太祖责王郁，当属可信，但下文“絷之以归，自是不复听其谋”，并非实录。此次战败，主要责任在于辽太祖和太子倍父子。王郁返回后，继续被信用。次年，随淳钦后弟阿古只出兵燕赵，后又随辽太祖攻渤海，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改崇义军节度使。事见《辽史·王郁传》，《通鉴》所记，当是汉人不满王郁降辽而妄作推测，并无实据。 【4】参看拙作：《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 【5】李胡“遂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见《辽史·宗室传》。《辽史·太宗纪》作“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6】见陈述：《契丹史论证稿》第76页，参看《契丹政治史稿》第72页。 【7】引自陈述辑校：《全辽文》第一九三页，叶隆礼：《契丹国志·诸王传》也见隆庆“加兵马大元帅”事，但记其生平诸事，得自传闻，多有混误，当以《辽史》及墓志为据。 【8】见《全辽文》第一五六、一八三页。 【9】《辽史·耶律善补传》记：“统和初，为惕隐。会宋来侵，善补为都元帅逆之，不敢战，故岭西州郡多陷，罢惕隐。”《辽史·圣宗纪》记其受大内惕隐在统和二年十二月，宋辽交战则发生于统和四年春。此次大战，辽承天太后亲自指挥，于越耶律休哥为全军统帅。并无善补拜都元帅事。《辽史·圣宗纪》称是年四月庚子“惕隐瑶升、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以捷报”，五月庚辰诏遣详稳排亚“与惕隐瑶升、招讨韩德威等同御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壬辰“以宋兵至平州，瑶升、韩德威不尽追杀，降诏诘责”。瑶升即善补，本纪只称他为惕隐，无都元帅之号，本传所谓都元帅或出自宋人的行文记事，并非辽朝的正式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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