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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4夜 张爱玲在港大的图书馆遇到本森 文 / RORO 1944年3月26日，上海《杂志》月刊召集了一众上海文人，举行了一场“女作家聚谈会”。大家被问到最喜欢的外国女作家是谁时，张爱玲只说了一句话：“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喜欢Stella Benson。”然而，她“比较喜欢”的这位外国女作家似乎是个谜，大家并不了解，为何重要也没有下文。但提起“比较”，是和谁比较呢？自然是和本森同时期的英语世界里最有名的伍尔夫。 本森和伍尔夫确有交往，但伍尔夫坦言：“本森我是不读的，因为读到的那些在我看来都写得哆哆嗦嗦的——感伤得发腻，那种所谓的机智脆弱得足以使人的情绪冻结。”然而，得知本森的死讯时，伍尔夫又说：“我不知要作何反应。此时此刻不再有她点亮，生命里缺了什么。”其实她们是同类人，都有着脆弱的神经和刚强的意志，都是在帝国边缘行走的坚守着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女性作者。甚至可以推测，在本森生前，高高在上如伍尔夫也感到了威胁。  ◉本森（左）和伍尔夫在伍尔夫夫妇家中 如果不是港大第三任校长康宁爵士收藏了本森的三本书稿《再见，陌生人》、《移植的多比》、《世界中的世界》，如果不是张爱玲恰好于1939~1941年在港大读书，两位从时间上来看隔了整整两个世代的女性断然无法在世界文学这个大背景下用纯文字相遇。所以令人好奇的是，本森以及她的文字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吸引了旷世奇古的张爱玲？ 1982年出生于英国的本森家庭条件优渥，并在父母的鼓励下从九岁开始了记日记的习惯。只是体弱多病的她，在青春期一直辗转疗养，给她的文字染上了阴暗和苍凉的底色。22岁离开父母到达伦敦后，她写诗，写小说，同时投身妇女参政运动。从伦敦的女性平等投票权运动中走出的本森，于1910年代末开始了独自一人的远洋之旅。从英国到美国，再跨越太平洋抵达日本，最后和毛姆一样来到了向往的中国。她最先到达澳门和香港，之后去了北京，又下到四川，穿过三峡，到达重庆，且在这里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婚后她跟随丈夫的赴任地点继续游历。在一个男性权威占绝对中心的殖民体系里，作为一个殖民官员的妻子，有着世界第一波女权运动烙印的本森一直很难接受自己的身份，因为她对殖民体系中的等级制度深恶痛绝。  ◉港大图书馆收藏的本森长篇小说《移植的多比》的扉页和版权页 本森的文字充满了讽刺，她批判美国文化的粗糙，说“美国报纸是给那些白天只有两分钟闲暇时间的人看的，这两分钟里，他们必须乘着电梯上去办公楼，报纸必须在一分钟之内看完。”讽刺上班族的同时也将美国的出版文化贴上了“廉价快餐”的标签。 日本是本森到亚洲的第一站，她对日本有着牢固的成见。她写日本的女性地位低下，“一个女人，独立旅行，从加利福尼亚来到日本，如同一场沉重的坠落。在加州，女人虽然在本质上绝非独立，但在社会地位上确实是受到尊重的。而在日本她们则如同垃圾……”她写日本舞时，没有任何东方生活经验的她完全看不懂：“她们的舞蹈有点像梦游，她们的心灵似乎对她们的脚、手和娇嫩的小身体里在做什么没有丝毫兴趣，她们脂粉覆盖的脸上那双冰冷的小眼睛里没有灵感，也没有热情。” 自然地，本森笔下对中国的描写也有着她一贯的犀利。写澳门，她说：“澳门是陈旧的，且比它实际的年岁更陈旧。在这里，我想中国最终是胜者，微醺的葡萄牙在中国的臂弯里昏昏欲睡。”这着实形象，也难怪本森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在香港面前的骄傲溢于言表。 第一眼看到香港，她说这是一个“阴沉的、雾蒙蒙的、倾斜的岛”，但如期离开香港时，她对这里的最后一瞥是： 香港是一座中国庙宇投射在天空的巨大影子；这座庙宇的屋顶几乎总是被高高的云所笼罩，它的斜坡有庙宇徐缓的弧度，唯独缺少一条巨龙。一两头毛发卷曲的狮子，否则就更像庙宇了。到了晚上，香港倾斜得如此荒谬，几乎丧失了轮廓；山顶的灯光那么高，星星又那样的低。  ◉1920年本森在拔萃男书院任教时与学生合影 本森对香港的描绘比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纪录多了一层魔幻色彩，很可能是这一层魔幻色彩吸引了年轻的张爱玲，这可以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找到蛛丝马迹。比如，《第一炉香》里，从姑妈家出来的葛薇龙下山时，恰逢“大红大紫，金丝交错”的落日时分，写葛薇龙第二次到梁家，“那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香港山上的雾是最有名的。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融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 从张爱玲和本森的叙述角度来看，两个人都带有抽离现实的魔幻气息。张爱玲抽离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写作生涯初期一直寻找自己的定位。她从文化的内部突围出来，一直往后退，退到足够的距离时，正好撞上从另一个世界匆匆赶来，正向内观看的英国人本森。于是，她们在对香港的观察里保持着一致的距离，相似的角度。被本森吸引的张爱玲，在受她喜欢的毛姆的影响的同时，也同样有意识地接受了和毛姆同属“中等趣味”文学描写的本森的影响吧。 本森旅行途中除了随身携带笔记本，也会携带速写本，随时画下各种人物速写，简单的线条或许是比文字更直接的纪录。图文并茂的风格在本森的两本游记中都很鲜明，或许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中图文并茂的一个源头。 本森在一段描写部落女性的段落里细腻地写过一句“鞋底上也有装饰图案”，让人想到张爱玲在《更衣记》里写：“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布满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能注意到鞋底也有图案的，眼光不是一般的锐利呢。 描写印度的文字里，本森写当地的绚烂，到处都是浓烈的红色，写当地的“圣树”：“被称为'森林之焰’的树，硕大的炽热的花朵平衡在苍白如霜的无叶枝干上。”这也让人想到《第一炉香》中的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也想到《倾城之恋》中的凤凰木，即使在黑夜里，也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  ◉本森去世前不久在广西北海的家中 让人产生对比阅读想法的文本，也让人不由得想到，本森远离英国的旅程中，道路漫长、崎岖，转换频繁，一路周折，俨然是一篇独立的《异乡记》。其实，两个人的文字里都有异域和他乡，没有故园和家乡。张爱玲从来没有掩饰自己作为都市写作者的角度和眼光，就像本森也从来没有掩饰自己来自殖民中心的局限。她们都很清楚，自己是坐在角落里的那个伪装者，一样犀利、清冷、凶悍地观察着人、事、物。 最后想提到的一点是，本森在重庆遇到的丈夫姓安德森，这个安德森在美国有两个鼎鼎有名的儿子，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936年出生于昆明，日后是卓有成就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有《想象的共同体》；弟弟佩里·安德森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过本森于1933年去世，她的丈夫一年后续弦，两个儿子都是第二任妻子所生。 但，本森不需要用任何人来证明自己，张爱玲在港大图书馆的文字里发现她，字里行间流露出她的痕迹，足以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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