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2年，日本出版了一部用中国传统的木版套色技术印刷的画谱。这部画谱题材广泛，以四季花鸟为主题，分“春”“夏”“秋”“冬”四部分，共134幅，花卉、禽鸟应有尽有，几乎无所不备，而且禽鸟造型准确逼真，无论飞、动、栖、止，都生动自然，远远超过了被学画者奉为圭臬的《芥子园画谱》和《黄筌写生珍禽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画谱色彩绚烂，印刷精良，如同一幅幅完美的工笔重彩画，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这部画谱就是《景年花鸟画谱》。画谱的绘画者是日本明治时期东京著名的画家今尾景年。今尾景年（1845—1924），名永欢，字子裕，号景年，斋号聊自乐居、养素斋等。他14岁即跟随铃木百年学习圆山派写生，奠定了扎实的造型基础，其写生、勾描功力在《景年花鸟画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日本《景年花鸟画谱》明治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91-1892）刊本 五色木版套印 这部画谱出版后，在绘画界引起了轰动，对中国画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日本留学的高剑父将之视为花鸟画的范本，经常进行临摹。回国后在主持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时，他还单色翻印这部画谱用于教学。无独有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第一任校长郑锦对这部画谱的珍爱程度较之高剑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这部画谱常年置于案头，时时翻览，在其中的“夏之部”遗失后，竟穷数月之功临摹复制了一册。著名花鸟画家陈之佛受《景年花鸟画谱》的影响也非常深，他的许多作品中，一些禽鸟的造型就直接出自这部画谱。但这部画谱毕竟印量有限，能够见到原本的可以说微乎其微，因此一些画家将其视为宝典，秘不示人，人们所能见到的主要是临摹本。  日本《景年花鸟画谱》明治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91-1892）刊本 五色木版套印 孙其峰先生早年求学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时，曾经临摹过画谱的部分内容。1974年春夏之交，他又对这部画谱进行了临摹。1978年12月，天津艺术学院（今天津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将孙其峰临摹的部分画稿编辑成册，内部印行，冠名“日本景年画谱”，书名由孙其峰题写并附有三行小字：“选摩本，附散页日本画稿，一九七五年，琪峰。”  孙其峰先生临摹《日本景年画谱》画稿 这部《日本景年画谱》共收录孙其峰的勾描作品37幅，八开本白报纸印刷，有的画稿篇幅较大，则采取折页的方式。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三幅作品不是出自《景年花鸟画谱》，而是孙其峰临摹的日本其他画谱。这部《日本景年画谱》全用墨线勾勒，线条婉转而富有力度，造型准确而充满生气，除了不着色外，可与原作乱真，体现了孙其峰深湛的艺术功力。在临摹过程中，孙其峰还随时题了一些跋语，有的是对画谱来源的介绍，如《紫藤禽鸟》题为“原国立艺专描印日本画谱，一九七四年夏初，琪峰重描”，“春之部四《玉兰文鸟》”题为“描自原版景年四时花鸟谱”，“春之部二十八《锦鸡图》”题为“系国立艺专重钩本，北京工艺美院再描本，失实处颇多。一九七四年四月，琪峰”，《鹦鹉图》题为“描自日本画谱（原国立艺专重摹石印本）葵花鸟羽片，全从感觉出发，若草草不经意者，亦能自成一格。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值得一提的是，孙其峰并没有一味地描摹原作，而是针对原画谱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了必要的改进，如《群鸽图》题为“原国立艺专翻印日本画谱，照原样描摹，其有明显错误处则稍加改动。一九七四年春末夏初校内海棠正浓”，“春之部十一《牡丹麻雀》”题为“据原稿重新组织”，“秋之部四《芦花双雁图》”题为“左雁原稿头太宽，稍改瘦”，“冬之部二十九《关东长尾鸟》”题为“果实紫色，咀（嘴）原与叶接，错开”。对比之下，孙其峰的改进使得画面更为合理和完美。 为了教学的需要，孙其峰还在许多画面上注明了原作的颜色以及着色步骤和方法，如“春之部二《白梅黄鹂》”注明“三级飞羽淡墨染，罩黄（黄灰）”，“春之部十六《李花鹦鹉图》”注明“咀（嘴）红，腹白，背绿，眼赭黄，下颏白，前额白，初级飞羽墨绿”，“夏之部三十一《危岩狗鹫图》”注明“颈部羽毛亮赭，爪眼明黄，护鼻淡兰（蓝），尾白色”，“秋之部二《赤榕苍鹰图》”注明“次级飞羽末端有白边，交接清楚，背重瓦灰，腹白地，赭横纹”……  孙其峰先生临摹《日本景年画谱》画稿 1974年的春夏之交，“文革”虽已接近尾声，但“批林批孔”运动却如火如荼，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依然不能开展，但在非常的岁月中，孙其峰仍然在默默无闻地做着这些最扎实最基础的工作，诲人不倦，金针度人。这就不禁令人想起《胡适日记》中的一段记载：有一次，一个外国人问胡适：“黄炎培究竟做了什么事而得这样盛名？”胡适没有马上回答，想了想才说：“他在大家不做事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故享盛名。”在日记中，胡适写道：“凡今日享有一定名誉的人，都是在大家不做事的时候做了一件事的。我们不可不努力。”孙其峰不一定读到过这段话，但却用实际行动使胡适的这段话得到了最好的应验。 谨以此文纪念孙其峰先生。 刘运峰 《日本景年画谱》书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