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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述史官方原创 从业10多年的他倒在了自己心爱的岗位上 01 2022年4月20日，一条有关深圳二院麻醉科医生潘传龙猝死的讣告冲上热搜。 由于多日连轴转的忙碌工作，从业10多年的他倒在了自己心爱的岗位上。 有人翻出了潘传龙在2015年感叹麻醉医生猝死率的朋友圈： “全国麻醉医生有10万，工作中猝死的有16个，死亡率接近万分之二。” “中国手术中因麻醉而死亡的概率，已经降到了十万分之一，每当病人问我手术风险高不高，我都会说在手术中我死的概率是你的十几倍。”
在2017年复旦大学发表的《过度劳累是中国医生无声杀手》文章中指出： 麻醉科医生的猝死率为26%，远远高于业界同行！ 在外人眼里，麻醉医生的工作似乎就是在手术前给病人打一针，工作非常简单，而且年收入有30万，令人羡慕。 然而真实的麻醉医生，并不是外人眼中那样的轻松悠闲…… 现在已经是和平年代，但医院的手术室，仍然可以称得上是生命的战场，医生们要争分夺秒地从死神手中抢回时间。 如果外科医生是冲锋陷阵的勇士，那么麻醉医生就是负责统筹全局的指挥官。
据统计，我国每年大约会有5700万人进行手术室手术，而麻醉医生大约有10万人。 例如，在2017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了28万次需要麻醉的手术，这个数量在世界上属于第一。 类似的年麻醉手术量在10万以上的医院，全国已经超过了10家。 如此庞大的数字下，区区10万的麻醉医生，显得十分稀少，可想而知他们要面临多么巨大的工作量。 也难怪会有这样一句话：“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 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张振一天内被安排了4场手术，他需要全权负责这些手术的麻醉任务。
第一场手术，他负责接手的是一个只有3个月大的婴儿，这个孩子因为肿瘤扩散导致了严重的颅脑积水，哪怕年龄很小，再不进行手术就会耽误病情。 与一般的成年人不同，婴幼儿往往是很少进行手术的。 因为刚刚出生身体各项指标还很脆弱，所以对于麻醉剂量和手术环境的要求极为严格。 不过张振从业多年，早已对儿童麻醉的过程了熟于心，他没有着急开始这场手术，而是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玩具和病床上的孩子逗趣。 几个月大的婴儿离开母亲进入到陌生的环境，通常会焦虑大哭难以哄好，但是在张振的安抚下，没一会儿这个孩子就安静下来。 孩子的情绪状态达到符合进行手术的标准后，他立即为其注射相关的麻醉药物。
如何在纤细的手臂上找到那条0.5毫米的静脉又成为了一道难题，而且他还要在不伤害血管的情况下，把同样粗细的针头扎进去。 不过这些问题对于张振来说是家常便饭，他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手术中，他密切关注着这个孩子的呼吸、心率、血压以及各项生命体征的变化，并且时不时地根据指标调整着仪器。 最终，在忙碌了几个小时之后，这场手术成功完成，但是张振跟随者孩子去了病房，直到孩子渐渐苏醒恢复活力后，他才放心地离开。
麻醉医生不只是要关注到手术中病人的状况，术后也会进行相应的随访和后续评估，一般要持续很长的时间，要24小时随时待命。 如果病人没有在术后及时地醒来，麻醉医生则要心惊胆战地度过一整天，不停地回顾手术中的步骤，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而耽误他们的病情。 从1848年莫顿主持的第一场乙醚麻醉手术开始，可以说，现代医学就是在麻醉学的基础上建立的。 一场手术的成功与否，麻醉医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麻醉的重点不再仅仅是安全问题，而是围术期医学。 所谓围术期医学，就是麻醉医生要在术前、术中、术后三个阶段里，对病人的身体状况进行长期的跟踪评估。 这好比运行一台飞机，手术前进行麻醉，就是飞机开始起飞，而结束麻醉，病人恢复知觉，就是安全降落。 而在手术前后的各种体征评估，就是对飞机的每个部位进行调整和检查，以便在飞行的过程中不会出现差错。 他们甚至有权利叫停任何一场手术。 说到这里，麻醉应该是一件缜密严肃的事情，看起来只有危重症手术时才会接触的到，其实在一些常规的检查和手术里，也有着麻醉医生的身影…… 深圳市人民医院内，刘喜成正在为一名孕妇注射无痛分娩的药物。
他先是对孕妇的腰椎间隙进行穿刺，并且在她身体的硬膜外腔处放入一根细长的导管，导管的另一头连接着电子镇痛泵。 “不用担心，很快就不疼了。”他安抚着这名初为人母的女生。 与直接昏睡过去不同，孕妇接受了无痛分娩的麻醉后，意识也依然是清醒的。 在整个生育的过程中，孕妇可以根据自己的疼痛程度通过镇痛泵来缓解，也不用担心会用量过度，麻醉的量是有限制的。 如果是自然分娩，孕妇则要承受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甚至会因为各种突发情况而有生命危险。 将麻醉的技术应用到生育过程中，大大地提高了孕妇生产的安全系数，让一个幼小的生命可以安稳地来到这个世界。 这也是诸多麻醉医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如何让病人手术中过的更舒心？
连庆泉是温州一家医院的麻醉医生，他是这家医院的“孩子王”。 他主要负责的是医院内儿童群体的麻醉项目，然而如何面对一群活蹦乱跳吵吵闹闹的孩子成了最头疼的问题。 很多小孩的年龄只有四五岁，都是第一次住院和手术，而这些孩子分化成了两个极端。 一部分孩子面对医院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有着极为强烈的好奇心，总是按耐不住想要四处探索的想法，在病房里横冲直撞。 另一部分孩子则是很胆小，经常瑟缩在被子里，抗拒各种术前检查和药物治疗。 然而无论孩子是调皮或者安静，一开始他们都会很惧怕医生这样的存在。
因为一旦孩子无法正常配合检查，很多家长都会吓唬孩子，说再不听话医生就要把你抓走去打针了，从而导致他们对医生非常抵触。 连庆泉就成为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存在，他是手术前给孩子们打第一针的“大恶人”。 不过对此他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在手术前和孩子们成为朋友，既然这么喜欢或者害怕医院，那就跟着叔叔一起转转吧。 于是在集结了一群好奇的孩子们之后，他们开始了医院的探索之旅，连庆泉带着他们介绍医院的各个部分，穿梭在病人和医护间。 “看吧，其实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
在医院的角落设置了孩子们可以游玩的地方，除了平常的检查和吃药，小朋友还能在这里放松游戏。 在绕着医院转了一圈之后，他就成了孩子眼中了不起的麻醉医生叔叔，而不是把自己抓走去打针的“大坏蛋”。 “叔叔跟你商量个事，明天你帮我做手术，你只需要睡一觉，接着就好了。”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没有了抗拒的心理，就非常乐意进手术室，也避免了因为过度紧张而导致各种体征的不稳定。 有一次他给一个小女孩完成了手术，小女孩回家后特地让妈妈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中小女孩开心地说： “叔叔，我长大了以后也要当医生。”
在读到这句话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对麻醉学科的付出没有白费，和他成为朋友的这些孩子中，一定会有人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把这份责任传递下去。 不只是小孩，现在很多疑难杂症都出现在老人的身上，由于年龄大身体机能衰弱，很多老年人患病后无法达到进行手术的条件，安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不过随着麻醉水平的提高，让老人上手术台，也成为了一种可能。 一位麻醉医生回忆说，他接手的最大年龄的病人，是一位103岁老人骨折的案例。 这要放在以前，那位老人只能独自忍受骨折的疼痛，眼睁睁地看着骨头愈合，最后生长错位。
有数据表明，得益于麻醉的发展，手术内致死率已经降到了30万分之一。 然而在偏远的山区，这组数字却居高不下，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境，有一批又一批的麻醉医生毅然决然奔赴而去。 04 2018年，董海龙医生带领他的团队来到了青海的囊谦县和称多县进行对口帮扶。 热情的藏民为千里迢迢而来的众人献上了代表吉祥如意的洁白哈达。 在722300平方公里的青海省内，只有414名麻醉医生，可想而知，这里的人员有多么短缺。
麻醉医生的短缺不仅仅和地区以及工作任务繁重有关，比起同行业其他科室的医生，麻醉医生想要取得行医资格的难度要大上很多。 因为作为在手术室内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的存在，麻醉医生往往要掌握各种医学知识，以便配合不同科室间的运转，几乎要达到全能的程度。 而地区间医疗资源的不平衡，又导致了在边远地区麻醉医生更为紧缺的困境。 囊谦县医院的副院长扎西江措面对董海龙团队的到来很开心： “我们这里的藏民在手术时能有更好的麻醉保障，多亏他们的帮助，我们是一家人。”
2018年9月14日，在云南昭通，中华医学会麻醉分会组织了大城市内的顶尖麻醉专家为当地的100名麻醉医生，进行现场教学。 像是这样的大型讲座和集会在全国各地都时有召开，目的就是为了分享前沿最新的麻醉学研究成果，为国内麻醉医生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 正是这样无私的分享和互助，才有了国内麻醉医生水平的节节提高，病人们的保障也更加的牢固。 或许很多人并不会在意到医院角落内的麻醉医生，但他们却是幕后最为重要的存在。 不仅仅是简单地打一针，麻醉医生正在燃烧着自己的生命，默默地守护着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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