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官宦世家，幼年贫困，中年求仕，壮年建功，两度遭贬，以及贯穿其间的诗文创作。唐宋八大家之首、“百代文宗”，这是许多人脑海中的抽象韩愈，其实，这是一个被简化、简约了的韩愈。 将古人有意无意的简化或神化，在历史研究尤其是文学叙事中，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也许是由于年代久远，今人对于古代人事往往只有一个模糊印象，这导致了在回望时相当程度的失真。有些失真，是永远失落的真相，而有些失真，是可以还原的，或者说可以部分还原，让被简化、神化的形象更具体、感性，甚至真实。 当然，对于古代人事的还原必须有文献资料作为依据，所谓文献资料一是指相关的图文记载，二是指相关的文物遗存。在图文资料中，切近性是首要的因素，比如，研究具体的个人，那么此人的日记、书信、诗文无疑是最具有认识价值的，首先必须予以关注，在没有别的更可信的旁证的情况下，这些是可作为重要凭据的文献资料。其次，才是与之有交往的他人的相关资料，最后才是无交往的同时代人的“证言”。而异时代的相关资料只能是提供参考，提供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的启发或参照。在有关韩愈的研究中，也应遵循以上原则，最值得重视的资料是韩愈的诗文，这是根本，是第一手资料；其次是与韩愈有交往的人的诗文及其所撰写的韩愈的年谱；三是离韩愈的时代较近的人的相关诗文。至于后代，比如宋以至明清时期人的有关诗文，对于认识真实韩愈的作用及史料价值，应该说不大了，或可作为一种补充，或可作为扩展的后世对韩愈认识史演进的研究资料。 目前有关韩愈的研究中，最基本的几种资料包括：《韩愈年谱》（中华书局）、《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等。但已出版的这些资料中，有的仍难免搜集不全、体例不一、编年不够明晰等问题。 有了基本史料，进行研究不仅要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还要有体贴古人之心，要贴近资料去还原古人当时的环境和心境。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学术研究根本目标本来是求真的，如果离开了对当时环境和心境的体贴和理解，人云亦云，任意发挥，所谓的研究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真相越来越远。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生于大历三年（768年）戊申，殁于长庆四年（824年）12月25日。韩愈三岁时父亲去世，由长兄韩会抚养，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受元载案牵连被贬为韶州刺史，九岁的韩愈随从兄长到了韶州（曲江），这是他第一次到岭南。不久，韩会在任上病逝，韩愈随寡嫂回河阳安葬兄长，由嫂抚养成人。唐贞元十九年（803年），已踏上仕途的韩愈晋升监察御史，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贞元二十年（804年），韩愈抵阳山；翌年春，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在阳山居留约一年时间。但关于韩愈为何被贬阳山，说法不一。 对于被贬阳山一事，韩愈本人在离开阳山赴江陵府法曹任途中写的《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一诗中其实写得十分明白—— “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佇立久咿㕱。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合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因为看到长安城道边有人饿死，因此上书请求停征税钱等，因此被“迁炎州”，从一个当朝的监察御史被贬到连州阳山当县令。 这也可以从韩愈上书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中得到印证，“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弊踣沟壑”，而这些情况“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优恤”，“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应该说，韩愈在此诗中对于自己为何被贬其实也有所疑问，因为皇帝看了韩愈的上书后，“恻然感”，司空也“叹绸缪”，并说要开始采纳建议马上采取一些措施，但为何又突然贬谪他呢？ 但无论如何，如果韩愈诗文中所言非虚的话，他的被贬阳山的原因是相当确凿的，那就是看到人民疾苦，“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进而为民请命，这当然也是监察御史本身的职责所在。至于说有无京兆尹李实或其他人的陷害，并没有确凿证据；即使有人陷害，也并非韩愈遭贬谪的最直接主要的原因。 作为“正史”的《旧唐书》《新唐书》，在有关韩愈的条目中却将韩愈被贬阳山归因于韩愈上书“论宫市”触怒唐德宗。 据《旧唐书》载：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自以才高，屡被摈黜”，因为“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韩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新唐书》所叙也差不多：“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可见二者记载的粗疏和不加考证的沿袭。 《旧唐书》《新唐书》分别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距韩愈被贬阳山已是142年、257年之后，一二百年之后的人写的所谓“正史”可靠性如何？存疑。无论是与当事者本人的叙述或者同时代人的记述相比，所谓“正史”记载的真实性及价值是大打折扣的。 而韩愈的弟子皇甫湜关于韩愈贬官阳山的原因的说法就与正史不同。他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十九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緍民傜，而免田租之弊。专政者恶之，出为涟州阳山令。”这与韩愈自己的说法基本一致，就是因为为民请命触怒了当权者。 《新唐书》中记载，“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进士第，为陆浑尉，仕至工部郎中。”韩愈曾经写过一首诗《寄皇甫湜》：“敲门惊昼睡，问报睦州吏。手把一封书，上有皇甫字。拆书放床头，涕与泪垂四。昏昏还就枕，惘惘梦相值。悲哉无奇术，安得生双翅？”还有《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一首》，其中写道：“湜也困公安，不自闲穷年”，“诚不如两忘，但以一概量”，连做梦都梦到对方，读信感动到涕泪交流，可见韩愈、皇甫湜两人交情非常深厚，相互之间应该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所以，皇甫湜关于韩愈的记述可信度较高。 至于唐之后乃至明清文人所述，对于澄清韩愈为何被贬阳山则可以说基本没有多少史料价值，其中大多是道听途说，辗转摘抄。比如，宋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说，“贞元十九年癸未，是年拜监察御史，坐言事，贬连州阳山令”，也只是泛泛地沿袭旧说而已。 韩愈被贬阳山时35岁，任监察御史，却已经历了许多生离死别，据他差不多在此前后写的《祭十二郎文》中所叙，“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逝，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而唯一的儿子才五岁仍未自立，“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颖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十二郎”是韩愈的哥哥韩介的儿子。字里行间可见韩愈虽未届不惑之年，但身体和心态却已是相当的衰老疲惫。 贞元十七年，韩愈刚调到京师为官，就写了一首《从仕》诗：“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黄昏归私室，惆怅起叹音。弃置人间世，古来非独今。”《赠侯喜》诗中有言：“人间世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颖无还时。”传说尧时贤人许由隐居在箕山之下、颖水之阳，后世以箕颖代指隐居之地。在和侯喜等三位朋友出游时韩愈写下《山石》诗，其中写到：“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这是古代文人入世艰难之际都会萌生的出世思想。 据《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所叙，被贬阳山令下，“中使临门遣，顷刻不能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黾勉不回顾，行行诣连州”，一旦遭贬，就毫无情面可说，要求韩愈马上出发，不允许停留，连告别的时间都不给。韩愈最后不禁悲叹，“深思罢官去，毕命依松楸”。松树、楸树都是墓地上常种的树，意思是说他甚至动了罢官回家的想法，归去之思十分强烈。 在前往阳山赴任途中，韩愈用诗文详细记录了一路上的所见所感，给后代人留下了许多可感可视的想象空间：《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朝为青云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輈。春风洞庭浪，出没惊孤舟。”《湘中》：“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舷歌。”这是北来路过湖南洞庭、汨罗江时的见闻，孤舟万里行，出没风波里，可窥见韩愈心境之一斑。 到了离广州府阳山县西北七十里的同冠峡，他写下《次同冠峡》，其中有言：“无心思岭北，猿鸟莫相撩。”异乡在前，遥望前程，请啼猿鸣鸟不要撩拨思乡之心；其实，故作无心，难免乡思。《同冠峡》一诗所写更是情景交融：“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维舟山水间，晨坐听百鸟。宿云尚含姿，朝日忽升晓。羁旅感和鸣，囚拘念轻矫。潺湲泪久迸，诘曲思增绕。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潺湲泪久迸”，“盖棺事乃了”，人世间艰难纠结，人在旅途，伤心泪下，只有等“盖棺”了，世事才能了结。可见，此时韩愈内心之脆弱敏感。 到了离阳山县西十五里的龙宫滩，终于快到任所了，韩愈写下《宿龙宫滩》一诗：“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夜雨连绵，水势浩荡，凉意顿生，此时他不再遮遮掩掩，开始直言“思乡”了。 舟车劳顿，翻山越岭，终于到了阳山县境：“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答张十一功曹》）“逾岭到所任，低颜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随事生疮疣。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狠，辞舌纷嘲啁。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鸺鹠。有蛇类两首，有蛊群飞游。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猜嫌动置毒，对案辄怀愁。”（《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这其中既有实写，又有情景交融，阳山的穷、韩愈的愁，一目了然。 在《送区册序》中，他这么描述：“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阳山穷邑惟猿猴”（《刘生》）。可见当时的阳山虽然山清水秀，但确是一片寥落景象，穷乡僻壤，罕见人烟，虎啸猿啼，虫蛇飞游，气候变化无常；当地人“鸟言夷面”，长相怪异，难以沟通，韩愈只能“对案辄怀愁”。 但身处其中也慢慢体验到阳山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原始、质朴、自然。在无人打扰的环境里，韩愈埋头读书，反得清静和“初心”：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清泉洁尘襟。……青竹时默钓，白云日幽寻。……（《县斋读书》） 而且，偶尔还有慕名而来的文人雅士登门拜访，“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县斋读书》），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从南海驾舟来访的区册，两人告别时喝酒喝到酒壶底朝天。虽然韩愈反感礼佛风潮，但他并不排斥信佛者，他就曾和学佛之人景常、元惠一起游山玩水：“……浮游靡定教，偶往即通津。吾言子当去，子道非吾遵。江鱼不池活，野鸟难笼驯。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送惠师》）一起游玩并不强求要有同一信仰，但游玩之后还是各自异趣、异路，这才是人生常态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继位，新朝似乎让韩愈看到了希望：“嗣皇新继明，率土日流化”（《县斋有怀》），与此同时，一年的时间仍没有让他对阳山有根本的改观：“气象杳难测，声音吁可怕。夷言听未惯，越俗循犹乍。”（《县斋有怀》） 终于迎来大赦，“前日遇恩赦，私心喜还忧”，但是，“果然又羁絷，不得归锄耰。”（《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可以离开阳山了，但韩愈并不像别的遭贬者那样被允许重返都城长安，更不是从此得自在，而是“又羁絷”，改到江陵去任职。事实上，韩愈一直为自己被贬阳山委屈不平，多年后他还说：“我落阳山，以尹鼯猱”（《祭河南张员外文》），但他只能在失意中读书、游宴，有关他在阳山的“政绩”的文字记载其实很少，虽然据说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韩愈自己也不会想到，在离开阳山十四年后，即元和十四年（819年），他再次遭遇贬谪的命运——被贬到更远的潮州，那时他已是知天命之年了，却要遭受比阳山之行更窘困的苦难，但他迎难而上，驱凶鳄，治水患，兴教育，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因此被潮州人民世代铭记，“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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