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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考人生的意义，对于每个人将要做出的选择，具有非凡的意义。这是一个古老的、关于人类状况的基本问题：如果人生有意义，那它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意义，那为什么还要活着？ 加缪说：唯一值得讨论的哲学问题，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人类存在的奥秘不在于只是活着，而是在于要找到活着的意义。 但人们却总在说：活着就行了，不需要去问为什么。然而，你怎么可能活一辈子，却没有故事可讲？ 造物主平等地赋予了人类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对人来说，生命是基本的，但不应该仅仅是生命。 活着本身是动物性的，为何而活以及如何活着才是人性的。前者是“求生模式”，后者是“意义模式”。 2 如果“能否活着”依然是个问题，那么鲁迅在今天便仍然有相关性。鲁迅的愤慨和绝望，来自于他目睹着不能活的现实。一百年前，他的文学几乎都是关于能不能活着，而结局是：阿Q死了，祥林嫂死了，孔乙己死了，子绢、华小栓、夏瑜，等等，他们都死了。 因为目睹活着的残酷和艰难，鲁迅不得不将现实批判优先于形而上学。甚至胡适也说：要少谈主义，多谈问题。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能否活着是最大的问题。至于为何而活，无法顾及。 葛兆光教授在新年访谈中推荐人们去看电影《活着》。在他看来，这几乎是民族历史的全部。在《活着》中，除了主人公，其他所有人都死了。以至于小说作者自己都说：不要问为什么，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这样的答案，反映着作者在情感上的绝望和智力上的懒惰。乡土艺术家肯定是有才华的，但他们缺乏勇气且没见过世面，他们的局限性在于没有意识到：活着从来都应该是天经地义，应该是理所当然。 反过来说，如果动物性的求生模式成为形而上的最高追求，活着成为终极意义而不是起点，这又是多大的悲哀？ 3 活着，为什么会这么难呢？为什么一直都有这种肉体的存在主义危机？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是如何形成的？会不会是因为长期处于“求生模式”，以至于形成了不可治愈的民族心理创伤？ 鲁迅并非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他痛苦地发现，不能活着，是因为总是被吃。《狂人日记》中有这样的疯人疯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在鲁迅看来，他的文化传统中长期存在着一种Cannibalism。延绵不断的同类残食，来自于一种亘古零和游戏的争先恐后。（这些，在今天被称为“卷”，也可以形容为神话中的摩洛克Moloch。） 人生如戏，悲哀在于总是零和甚至是负和游戏，其中从不缺乏人生智慧，却看不到人性光辉。励志是需要被质疑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吃得苦中苦，方能做得人上人”，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都经不起灵魂的垂问。 争做人上人，和竞相人吃人，没有本质的差距。将成为“人上人”作为一种人生目标，无非是要爬上食物链顶端，试图来逃脱被吃的命运。 你以为是朝上走，实际的结果却是Racing
to the bottom，每个人都不可逆转地、没有知觉地沉沦下去，被利益埋没，被权力吞噬，被享乐麻醉，被传统和惯例窒息。 活着本来应该是天赋的。人们不能活，是因为被吃掉了，是因为人们选择了去吃人。对很多人来说，食量成为人生成败的标准，他们全然不顾了吃相。 这里的悲剧是，吃人将人变成非人。然而，食物链是一个闭环，没有任何位置是值得向往的。吃人的同时，也在被吃，吃人者也终将被吃掉。只要身处这个食物链上，所有人都处于“求生模式”，都逃离不了吃与被吃的命运。所以，也许应该换一种问法。 4 林语堂曾经提到，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们，总是带着入世的理想，顺风顺水的时候都是儒家，要济世达人，要成功立业，要光宗耀祖；官场不得已的时候便回归山林，成为道家。儒家是工作状态，道家是游戏状态，看上去和谐自洽，其实却是自欺。 鲁迅认为：儒教是吃人的，而且，“儒教的吃人并不是一次毕竟的吃完，而是一次又一次、永远的吃。”就这样，几千年里，占人口一半的女人被吃掉了，所有的理科生被吃掉了，所有不听话的被吃掉了，听话的也被吃掉了。有谁没被吃掉呢？ 鲁迅在其《伪证-杀人事件-校样》中也提到道教，他说：“在这黑暗之时，如果没有鬼神，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这是民族的悲观主义。从道教的角度看，他们认为这个世界荒谬到无法容忍，生命都是不过苦役，所以要逃避。” 如果儒教是吃别人，那么道教则是吃自己。放弃反抗，放弃做人的价值，看似享受生活，实质上是浪费生命。这是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结合。 不管是儒还是道，他们都不质问为什么而活，都没有超越肉体。也就是说，对于为什么活着，他们既没有提问，也没有个人主义的答案。儒家强调社会秩序，道家关注顺乎自然。在这里，个体生命的价值要么被消灭于宏大叙事，要么被淹没在鸡毛蒜皮。 这让我想起近期看到的文章的标题：从弄潮儿到修行者。这依然是知识分子出世入世说的现代语境：弄潮是进入时用力过猛，修行是退出时心绪不宁。 所以，不是国民没素质，而是自以为有素质的国民没出息。 5 作为王子的哈姆雷特，可以选择任何方式潇洒地活着，等待某一天继位成为国王。但他还是质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哈姆雷特式的纠结，在中国人眼里，属于身在福中不知福。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个人不去追问为何而活，那么群体就会始终被能否而活困扰。换句话说，人类或者一个民族能否好好地活着，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或者有愿望去质问为什么活着。 显然首先还是要活着，活着是一种本能。通常的观点是，只有当活着本身不再是问题，人们才会开始去追问活着有什么意义。然而，如果个体追问意义，对控制者来说，就是危险的。于是，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求生模式”是稳定性的需求。 马基亚维里主义者、反社会人格和自恋狂，是心理学意义上的黑暗三角。他希望被控制者永远处在一个求生模式，因为在这个模式中能否存在、能否活着得不到保障，这就使他有足够的力量让人们去忘记为何而活。 可以这样说，群体可以受控于一个“完美”的求生模式：外面有坏人天天打他们的主意，有豺狼虎豹的威胁，内部有基础物质的长期短缺。维持这种群体性“求生模式”并不容易，它需要全面而长期的封闭和欺骗。 6 在乡土经济时代，土地资源的产出有限。面朝黄土，靠天吃饭，于是老天爷成为人们想象力的顶点。茅草屋里，早早熄灯睡觉，云彩比星星重要。在这个场景中，人们似乎总是处于一种“求生模式”，难以升华和超验，无法进入“意义模式”。 市场经济和城市社会，让人们看到“正和游戏”的可能性，这里可以形成从求生模式向意义模式的转变。乡村哲学家和城邦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是是不一样的。 如今人们衣食无忧，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思考人生意义问题呢？ 当退休后再没人求你办事，拍你马屁，于是便开始失落；当身边有人英年早逝，才开始意识到死亡，而没有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每天都在走向死亡；当孩子长大，义无反顾地走向更大的世界，开始发现自己的所谓牺牲完全不值；当“混”得最好、被人艳羡的同学被抓，在窃喜侥幸之时，或许也开始感叹富贵荣华；当自己年华逝去或身染顽疾，才发现自己还没有真正地活过。。。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看似精彩，其实一成不变。某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厌倦处在机械生活的末端，但又是意识活动的开始：唤醒意识，触发未来”（加缪）。 在为何而活这个问题上，不分东西。求生模式下的人，大约会做同样的事；基于这种模式的人类行为，未必有本质性的不同。当东方人开始质问人生的意义，开始寻求意义的人生，我们能看到的是个人操作系统的改变。 7 为什么而活，有标准答案吗？宗教提供了标准答案，但加缪认为这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杀。 答案需要毕生去寻找，问题本身应该一直在那里。没有答案的问题，可能是最有意义的问题。 没有现成的答案，甚至永远都不会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答案，但质问“为什么”本身就能带给你新的烦恼，新的天地，会改变你的人生。就像走在高耸的山脊上，有一览无余的愉悦，有令人眩晕的刺激，有远方新的高峰的呼唤，还会有不知所措的恐惧。 思考为什么而活着是个体的事情，是个体要“认真活着”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可能会“无功”，但不会“而返”。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应该响彻在人心的最深处。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某一天如果这样的个体足够多，世界就会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 毫无疑问，世界进步了：人类繁荣，人们活得更长、更舒适，在生命中经历了更多。进步来自于人们对意义的思考和追求。回看几千年里，那些聪明人跑到山上当道士，最高成就无非是把平均寿命提高到三十多岁。 追求意义，超越自己，从有限游戏的输赢中升华，才是真正的“大道”。精明者的悲剧，不在于他没活明白，而是在于他从来都没有想去活明白。 202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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