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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博物馆珍藏的清人江萱所绘《潞河督运图》，生动描绘了清代漕粮在通州土坝人力搬运和石坝水陆驳运的繁荣情景。而在明代初期，沿用元代海运制度，漕粮从海上运至直沽登岸，再转陆运至北京城，通惠河几近荒废。 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北方战事频繁，通惠河治理不力，逐渐湮废。明永乐元年（1403），永乐皇帝决定迁都北京。永乐四年（1406）准备恢复水运，但迟迟未能成功。永乐十年（1412），张家湾至积水潭河道通航，营建新都城的皇木、贡砖源源不断地运抵工地。宣德七年（1432），皇城东墙东移，通惠河一段圈入城内，船只无法驶入积水潭。明正统年间，从通州到北京城的官粮，只能由陆路运输。 然而，陆路运输存在诸多弊端，如道路狭窄、路桥损坏、脚价腾贵等，迫使朝廷多次调拨兵马修路。同时，由于通州的守卫远逊于京城，北方蒙古人的入侵成为通州仓储的最大威胁。另外，运粮官兵携私夹带或玩忽职守，往往导致漕粮不能准时、足额运达。通州车户的抵触，码头官兵的刁难，屡禁未绝。除了漕船外，往来商船也遭到层层盘剥。正统年间，在张家湾一带甚至形成了巧取豪夺、飞扬跋扈的帮派。他们盘踞于上中下码头，欺侮良善，诈骗财物。 鉴于由通州至北京陆路运输存在诸多问题，明初以来一直有朝臣奏议重启通惠河，提升运粮效率。明成化七年（1471），漕运总兵官杨茂认为，当时通惠河的水道通流，水深二尺，不用疏浚，只要以闸蓄水，令运粮卫所根据比例，每25艘运粮船配一驳船，可依次驳运。工部、吏部等合议后，认为此议可行。于是，皇帝令户部尚书杨鼎、工部侍郎乔毅踏勘。 他们勘察后认为：若要启用通惠河，只能放弃元代故道，寻找新的水源和渠道。当时有三处水源可用：一是昌平东南白浮泉水，二是城南三里河，三是玉泉、龙泉及月儿柳沙泉等至西湖汇集。白浮泉因自东往西逆流，经过明皇陵（今十三陵），影响风水不可用。城南三里河因水势汹涌，不能行船，亦不可用。最后，只能使用西山玉泉等处泉水。 明成化十一年（1475），朝廷调动军士、民夫9万余人，启动通惠河大修工程，至次年十月完工，自大通桥至张家湾的河道长六十里，宽十丈。然而，由于水源“独西湖一泉，又仅分其半”，河道易淤，未能定期疏浚，以致“雨则涨溢，旱则浅冱不逾”。再加上漕船首尾相接、无处停泊。两年后，通惠河又被废弃。此后50多年，漕船基本不至北京。 明嘉靖六年（1527），为节约运费，巡按御史吴仲多次上奏恢复通惠河的漕运。他认为，如果重修闸坝，使运河通漕，兴国家自然之利，这是一举两得啊！ 嘉靖皇帝采纳了吴仲的建议。在吴仲的主持下，重修通惠河工程于嘉靖七年（1528）二月四日开工，五月二十二日告竣。为避免成化年间没有修通多久就废弃的状况再次出现，吴仲还提出确保通惠河持续通畅的管理办法：时修浚通运道，专委任责成效，增吏夫以专送，改闸座防水患，设驳船便运粮。 关于吴仲重修通惠河，还有一个传说。北京和通州海拔落差很大，通州燃灯塔的塔尖和朝阳门顶门石等高，南来的漕船从通州逆水行至北京异常困难。吴仲无计可施，愁眉不展。一天，指挥施工的吴仲看到一位紫红脸膛、须发皆白的老叟，高声叫卖“炸——炸糕”。一连几天，这个老叟反复喊“炸——炸糕”。吴仲甚为奇怪，为何这老叟总是吆喝两个“炸”字呢？突然，他想到“炸”谐音“闸”，“糕”谐音“高”，“炸——炸糕”就是“一闸比一闸高”，这样就会解决水源不足，落差太大的问题。吴仲豁然开朗，遍寻不见那位老叟，偶然间，发现祖庙上供的鲁班画像和老叟一模一样——原来这是鲁班下凡啊。 吴仲因地制宜连建五闸，改变通州境内通惠河走向，由通州城北自西向东流，通州北门外建通惠河石坝，东门外建北运河土坝，解决漕粮转运问题。嘉靖七年（1528），通惠河形成著名的“五闸二坝”，即大通桥（闸）、庆丰闸、平津上闸（也称高碑店闸）、平津下闸、普济闸和石坝、土坝。 吴仲重修通惠河，使漕粮转运京城更加方便快捷。尽管吴仲还在世，通州百姓为感念他的功绩，为他修建了生祠——通惠祠。此后，吴仲被奉为通惠河河神。每年三月初三，通州百姓举行隆重的开漕节祭祀河神。吴仲编纂的《通惠河志》成为记述通惠河治理情况的一部重要志书。 由于地形的关系，通惠河入北运河处一直有高差，无法直接通航。明代通惠河在注入北运河河口处形成“葫芦头”，作为北运河与通惠河倒船的泊船港，一直使用到清末。
19世纪土坝码头（通州区图书馆 供图） 石坝码头在通州旧城北门外，位于通惠河和北运河交汇处，即通惠河口以南的运河西岸，在今通州石坝遗址公园一带。石坝码头是接收转运至京城内皇家粮仓和暂时存放漕粮的专用码头。因为码头全部用石材砌筑，故称石坝码头。《通惠河志》记载：“其规制为高壹丈陆尺，长贰拾丈，阔壹拾壹丈。”漕粮在石坝卸载后，由人力搬上通惠河驳船，然后溯河而上，经五闸逐级递运，抵达北京城大通桥码头。 土坝是漕粮由此转入通州仓的专用码头，建于明嘉靖七年（1528），位于通州旧城东门外运河西岸，以木排桩挡土夯筑而成，没有砌石，故称土坝。嘉靖《通州志略》记载：“土坝一处，在州东城角防御外河。通仓粮米就此起载。”土坝码头的规模虽然没有记载，但可以推断比石坝码头更大。根据明制，各地输京漕粮，四成入京仓，六成入通仓。在土坝卸载的粮食比石坝多出两成，需要的场地自然更大。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运废止，土坝和石坝停泊南来北往船只的繁忙景象成为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改造通州旧城，通惠河主航道被填塞，石坝码头被废弃，土坝码头在修建居民区时，被填埋掩盖。1987年，在通惠河口新建卧虎桥，桥南端附近出土大量城砖和花岗岩条石，成为石坝码头的历史见证。 如今，五闸中只有平津上闸的轮廓依稀可见，而土坝、石坝码头早已荡然无存。2012年，北京市把石坝码头遗址列为大运河文物保护单位，在原址修建了石坝码头遗址公园；2013年，平津上闸作为大运河沿线重要文物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闸二坝为明清时期漕运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京杭大运河北端漕运的重要标志。 文章引自：《北京大运河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点击下图，查看新书介绍
编辑：孔燕松 初审：王 璐 章亦民 核审：闫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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