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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北宋仁宗时开始，孔子的嫡系子孙的封号被定为“衍圣公”，并给予世袭罔替的极高待遇。到了明清时期，衍圣公的地位再次得到强化，被推到“文官之首”的政治高度。  以孔子的成就，给个世袭罔替的衍圣公爵位没有人会反对。但让人不解的是，同样也是圣人，历代王朝统治者为何就没有赐予孟子后裔爵位？按说孟子的影响力也很大，仅次于孔子，给个侯爵、伯爵一类的，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所谓“无利不起早”，帝王要捧一个人必须符合自己的政治利益，孔、孟后裔之所以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根子就出在他们不同的思想主张上。 孔子的思想主张御史对孔子思想没有深入研究，但基本的框架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其精锐无外乎“仁”、“礼”二字。 孔子所处的鲁国受周礼宗法影响很深，当时的鲁国式微，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为了构筑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体系，孔子认为统治者要“以德为政”，臣民要待人真诚、宽厚。 孔子在强调仁的同时，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即“礼治”。礼治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就是秩序与等级，这一条几乎是为最高统治者量身定做的，因为在礼治的约束下，君臣有了鲜明的等级之分，一条清晰的界限至此被划定出来，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历代帝王对于推行仁政都是持欢迎态度的，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昏庸的君主，但孔子提倡仁政的主张并没有让他们的利益受到任何损伤，更不会威胁到皇权的统治地位。  而“礼治”概念的普及，更是有助于稳固皇权，把那些心怀不轨、不忠于君王的人定义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不难看出，孔子的政治思想几乎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宣扬皇权至上的代言人。所以孔子从西汉开始，就受到了皇帝的追捧。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孔子的后裔便有了“奉祀君”这一世袭的爵位。随着孔子地位的不断提升，其爵位水涨船高，封号屡有变动，至宋仁宗时定为“衍圣公”。 “衍圣公”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在宋代时级别并不高，不过是区区的八品官。元代时衍圣公品级提至三品，明清两朝衍圣公与异姓公爵同等，官居正一品，并被定为文官之首。  孟子的思想主张孟子思想的精髓是仁、义、善，与孔子不同，孟子是通过战国时期各国君王的治国经验，而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系统。 孟子所提倡的“仁政”，其本质是告诫最高统治者要“施仁政、行王道”，要把天下的百姓当成自己的子女，向家长那般去给予呵护。 相对来说，孟子之“仁”比孔子之“仁”更为平民化，甚至可以说孟子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为君王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要求最高统治者爱惜百姓，大行仁政，这符合人性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说起来也不算很过分。 可是孟子提出了一些让最高统者所难以接受的附加条件，他在《孟子》《尽心章句下》中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把庶民的地位凌驾于皇权之上。  话虽然说得有道理，历史上很多明君也是按照这个思想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可并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有唐太宗那样的胸怀，孟子的这种言论无疑是质疑皇权的威严。 如果说最高统者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能容忍的话，那么孟子在《梁惠王下》中的“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一句，这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了，多少带有鼓励民众造反的意思。 估计大多数帝王看到这样的话，心中都会产生不满，只不过这种不满无法宣泄，因为孟子的话说得在理，如果公开反对，就会被戴上“不遵圣人之言”的高帽。  历史上很多大臣劝谏皇帝，都是拿孟子作为舆论武器，这使得皇帝有苦难言，所以我们不得不认为，历朝历代的君王骨子里对孟子是存有很大偏见的。 最典型的当属明太祖朱元璋，当他看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些孟子章句时，当场就发了飙，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为此，朱元璋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 最高统治者对孟子的偏见，反映在政治待遇上，就与孔子有了鲜明的对比。孟子嫡系后裔子孙，在一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政治福利。 明景泰二年（1451年）始授孟子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孟氏后裔从此开始承袭世职，并一直沿袭至清代。  翰林院五经博士是个什么官呢？与爵位二字不沾边，按照清代的官制，属于翰林院中最低等的职官之一，秩正八品。这与衍圣公的差距，可谓是天上地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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