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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众多八零后的小伙伴们一定都对日本光荣公司的代表作《大航海时代》系列与《信长野望》、《太阁立志传》系列游戏耳熟能详。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正是在广大八零后进入对人生和世界种种未知充满探索憧憬的年纪，日本光荣的上述系列“巨作”层出不穷，无论是与“约翰法雷尔”共同“发现东方”的《大航海时代2》还是《将星录》、《太阁5》，幸运的八零后乘着这些佳作遨游世界，在探索游戏中的世界、在大陆和列岛攻略天下之时，也得以形成更开放的世界观和更具探索眼光的人生观。 特别是《太阁5》中，我们可以在堺和博多的“南蛮商馆”见到老熟人“拉斐尔”和“丽璐”，也算是光荣埋下的一颗有趣彩蛋了。  俗话说，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小说更有趣。进入“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渐渐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也更深刻有趣。 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墨西哥银元随着贸易进入中国市场，最后导致通货膨胀间接造成明末李自成等农民军的崛起和清王朝的建立，从而改变了中原汉民族的历史走向； 而随着原产中南美的辣椒的引入，缔造了如今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川湘菜不可动摇的地位等等。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及通过“南蛮贸易”对日本历史的影响同样值得深刻探讨，然而我们在如此一篇短文中姑且把它限定在“南蛮贸易”对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绚烂文化形成及其历史演进方向上来展开。  无论是15世纪初叶葡萄牙“航海王子”恩克对西非沿海的探索还是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的美洲之行，“文艺复兴”后期与近代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都源于13世纪以来马可波罗的游记和更早之前的“约翰祭司王”的传说。 正如后来达伽马对印度人所说的，西方人“叩关”的目的很简单——为了金子和基督徒。 在马可波罗的笔下，蒙古汗国精巧而尖尖的塔顶、雕花的石桥和美丽的东方女性无一不让身处“黑暗时代”的欧洲百姓浮想联翩，至于日本，更是“遍地黄金，甚至连屋顶都铺满黄金（金阁寺）”——就这样，富庶东方的概念就深深扎根在西方人的观念中。 特别是中世纪以来一直流传在西方的基督教传说“约翰祭司王”的故事更与马可波罗的游记相叠合，游记中蒙古汗王统治下的国家并不排斥基督教。  甚至茫茫草原上的部分汗王还信仰基督教景教，更让对中东穆斯林束手无策的广大教会同仁心怀期待。就这样，西方航海家们背负着西方社会的期待，带着极为明确的目标开始朝“发现东方”迈出了一大步。 1493年5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殖民地作出裁决，即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的子午线为分界线，划定“教皇子午线”； 次年西葡两国又通过《托德西拉斯条约》，确定该线向西移动270里格，正式确立了西葡两国的“扩张方向”。得益于修订条约，实际上葡萄牙人取得了绕道非洲到印度去的航路上所有据点，为其最初“称霸”东方航线奠定基础。 1498年达伽马率先到达印度，1511年葡萄牙占领通往“香料群岛”的必经之路“马六甲海峡”（满剌加王国），1513年葡萄牙人到达广州，终于踏上了传说中的“中国”土地，1533年葡萄牙人从中国沿海获得了半永久性居留地——双屿。  通过一步步扩张，葡萄牙作为“大航海时代”的急先锋，开始建立从西非到中国的一系列贸易点，开拓了“东方航线”，自然也是游戏《大航海时代4》中主线人物拉斐尔的故事情节。 天主教会下的“东方传教组织”——“耶稣会”则始终与葡萄牙航海家“共进退”，积极沿途传播“福音”，在未来永久或半永久地改变了葡占贸易据点及其周边或所在国家的宗教信仰，并对历史进程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然而，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之国”的传说一直萦绕在欧洲人心头，终于，在葡萄牙人正积极攫取澳门前后的1543年，他们终于因海难而“恰巧”漂流至种子岛。 葡商船之前已经到达琉球，琉球人得知葡船攻击并占领马六甲，因而拒绝与之交易。  然而日本商人因明朝的海禁而无法直接与中国大陆通商，故而愿意与葡商船进行贸易。从此葡商船开始由马六甲来日本。随着1557年葡萄牙获得澳门的使用权，以其为据点交易葡明日的三国的商品。 葡王室也开始整顿与日本的贸易，以招标形式向商人出售单独与日本交易的权利。葡萄牙船只于1550年在松浦隆信的带领下首次航行平户。从1557年开始，葡萄牙政府的官船开始驶向平岛。 1561年在平户港发生了葡萄牙船员被杀害的宫前事件，于是葡萄牙人另觅据点，将贸易据点先后迁往大村纯忠领下的横瀬浦（今西海市）、福田浦（今长崎市福田本町）、口之津（今南岛原市口之津町）等地。最终葡萄牙人选定长崎作为贸易据点，于是大村纯忠在1570年开放长崎为对外贸易港。翌年，葡萄牙商船首次来航长崎。 此后，葡萄牙商船固定每年来航长崎，长崎作为葡萄牙的贸易港逐渐发展起来。  “南蛮贸易”的开端给已经步入战国时代中后期的日本带来了诸多改变。 日本人不仅通过贸易了解到天竺国以西的国家和文明，极大拓展了日本大名特别是织田信长等具有“全国视角”的“天下人”大名的眼光，同时经由葡萄牙人之手传来的“铁炮”（鸟铳）则从根本上引领日本进入火器时代。 随着热兵器的导入，漫长的“中世纪”式战国时代按下了历史发展的“快进键”，加速了代表中世纪日本社会体制的室町幕府及其拥趸如“古河公方”“关东管领”、“三管领四职地方守护职”等中世旧武士贵族的“新陈代谢”，并推动了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等“下克上”大名的兴起和衰落，最终使能够灵活运用火器的织田大名等新兴战国大名崛起。 与火器一同输入的天主教信仰造就了九州等地“切支丹大名”的出现，日本列岛上首次出现了与神佛合一后的本土佛教对抗的有力宗教势力。  天主教艺术形式被大量导入日本社会，南洋风格的审美开始从上至下在日本社会得以贯彻，沁入武士-僧商体系中，最终在茶道艺术的最终形成中发生碰撞，以千利休及其弟子“利休七哲”等人形成绚丽多彩的艺术风格，最终为“安土桃山时代”的绚丽式艺术形式奠基。 我们从上述的“总论”式文字中具体就“贸易”一点略作拓展可以发现，“南蛮贸易”的开展，对日本历史走向甚至日本民族与周边国家的历史走向都产生了相对影响。例如，紧随葡萄牙人而来的是荷兰等国。 荷兰人被日本人称为“红毛人”，与葡萄牙等南欧人被称为“南蛮人”不同。1600年荷兰人搭乘Liefde号意外漂流来到日本九州。1605年，两名荷兰人受德川家康委托前往北大年王国（在马来半岛东北部），邀请荷兰人来日交易。  因忙于应付与葡萄牙在东南亚的对立，当时的荷兰商务据点的管理官并未接受。但1609年荷兰人Jacques Specx率两艘船到达平户，并获得德川家康的朱印状许可进行贸易。 直到1641年平户荷兰商馆迁移到出岛为止的30年间，平户一直作为日本最大的南蛮贸易港之一而繁荣著。 荷兰也参与了海盗活动和海战，以削弱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太平洋的势力，最终成为日本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唯一允许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 为独霸日本贸易的荷兰人手段极其灵活，他们一方面积极向德川幕府表示对“传教毫无兴趣”，一方面积极“举报同行”，向德川幕府的官员举报西葡英等国的“侵略亚洲”行径。 随着德川幕府控制日本，1624年西班牙商船被禁止来日，1639年葡萄牙船也被禁止。  平户的贸易被禁止，锁国体制建立，南蛮贸易终结。全力配合德川幕府的荷兰终于“抱得美人归”，成为唯一独占日本贸易权的西欧国家，并成为幕府将军的私人“外交顾问”。 由此而来二百余年，“大航海时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南蛮贸易”为近代日本行程提供了全方位准备，并由荷兰继承其权益，继续为德川幕府治下的“江户文化”形成提供丰富养料。 近代“兰学”的发展更成为明治日本“脱亚入欧”思想的滥觞，为近现代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种种历史走向埋下了深厚的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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