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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位于今天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 1930年4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一行，在居延地区发现了一万余枚汉简，其中就包括极为珍贵的《永元器物簿》。
《永元器物簿》是东汉永元五年六月至永元七年六月时期居延戍边吏卒的记录账簿，上面清晰记录着边防武器库内的武器存储状况，包括购置、借出、损坏，等等。《永元器物簿》之所以珍贵，其中一个原因就表现在它出土时的样貌上。 绝大多数的居延汉简是以细麻绳编联成册的，出土后因年代久远麻绳都已腐烂断绝，原有册书尽成散简断片。然而，《永元器物簿》出土时不仅编连的麻绳依旧完好，就连77枚木简的次序都未曾打乱，历经两千年时间依然如初实属罕见。
简牍是中国古人在纸张发明之前采用的主要书写材料。据史学家推测，至少在殷商时代，我国就开始使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1906-1908年进行第二次中亚探险期间，在我国敦煌、楼兰、尼雅等地盗掘汉晋简牍数百枚，并交给法国汉学家沙畹考释出版。罗振玉、王国维根据沙畹书中简牍照片的考释研究之作《流沙坠简》出版时，居延汉简还未被发现。
1926年，北京中国学术协会和瑞典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进行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风土、民情等综合考察。 继1930年发现第一批居延汉简后，1972年至1986年，和1999年至2002年，考古工作者又在居延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科学发掘，迄今发现的三批居延汉简，内容大多数为汉代边塞屯戍文书，简文内容则真实生动地展现了汉代居延戍边吏卒的生活面貌。
上图这两件是“戍边名籍”。 汉代实行普遍征兵制，全国每个成年男子一生中都有义务在边郡屯戍一年，戍边的兵卒被称作“戍卒”。 居延汉简中有大量名籍，上面写有戍边吏卒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信息。
戍边吏卒在居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候望”，也即查看北方匈奴入侵敌情，及时点燃烽火通报。而另一项重要任务则是查看“天田”。 天田是戍边吏卒管辖的用于侦查敌人出入踪迹的一段数里长的沙土地。戍边吏卒每日需定时巡视天田的痕迹，平整 根据出土汉简的记载，居延地区汉匈小规模冲突是日常状态。
戍边吏卒有严格的考核制度。 每年秋季，居延都会例行举办“秋射”盛典，“射”即用弓弩射箭矢，要求每位戍边吏卒发十二矢，身中六矢为“中程”即为考核合格，多中或少中则会有相应赏罚。
居延汉塞有严格的功过奖惩制度。 上图右侧玻璃罩子里展出的这个长长的树枝是一份檄书，出土于居延破城子遗址，是汉代侯史广德坐罪行罚檄，上面记录了侯史广德玩忽职守的罪行。 檄书写在一段树枝上，树枝两面削平写着候史广德玩忽职守，不能及时巡查下属各燧，致使所辖各燧军事装备不符合标准，因此责打五十板，并逐条记录子侯史管辖烽燧武备缺失的事实。
用树枝写罪行，这估计是独一份。仔细看上面这张图片，甚至还能够看到上面写着的侯史广德罪行罪状。
上图为肩水金关汉简，也即通常所说的通关文牒。 肩水金关为汉代烽塞关城，是当时进出河西、南北交通的咽喉，是汉代张掖郡肩水都尉下辖的一处出入关卡，军事防御地位重要，扼守弱水（今黑河）。
居延戍卒的口粮由国家定额配给，主要来源有屯田自产、赀家入粟输边、本地购买和官方调运。
居延戍边吏卒的衣物有自备的私报与官方配给的官衣，但有时也会出现官衣配给不及时的情况，吏卒就只能求助同袍亲友借衣。
这枚汉简（求盐简）为一封书信。写信人马建，收信人张掾。 马建在信中向张掾询问菜园的相关事宜，并告诉张掾他已经派人将一升蔓菁籽送往家中，以此感谢得到的一升葵子。另外，马建在信中向张掾求取五升高品质盐。
买鱼简，同样是一封书信，写信人明，收信人少平。 明在信中感谢少平为他买了五十条新鲜的鱼。汉代弱水（今黑河）盛产鱼，信中提到的鱼估计就是在弱水捕捞的。
生病简，记录了病员腹泻不止，后病情加重转为伤寒、头痛、胸中烦闷、四肢无力。 据考古学家推测，药物简为检查药物储备存量的文书。
《史记》有云：“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 居延戍边吏卒几乎都自田间从军，刚刚放下锄头就被征调到边塞役，基本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完全没有任何文化基础。
然而居延戍边特殊工作的性质，需要吏卒掌握一定的阅读、书写、计算能力，所以居延戍卒工作之外的时间大多用来自学，同时向识字、知书、能算的战友请教，并利用弃简进行抄写练习。 了解了这些，再回过头来看以草书为书写主体、颇具艺术内涵的《永元器物簿》，不禁对居延戍卒多了几分钦佩。
我国的简牍不仅限于汉文，佉卢文、于阗文、藏文等文种的简牍也屡有发现。 于阗文是我国新疆于阗地区发现的一种民族古文字，其使用路晚于佉卢文，约在公元五至十世纪。
此案牍为于阗文文书——高僧买奴契约（公元695年）。 细看之下，封牍的正面、内侧、以及底牍的内侧都书有文字。
上图这个矩形本牍为佉卢文文书——元孟四年楔印契约（四世纪初）。 透过图片可以看到，这块木牍虽历经千年，上面原有的封泥及绳索依然保存完好。
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编著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中，收录有贝格曼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时，发现居延汉简的情景——
斯文·赫定1899年在罗布泊古楼兰遗址发现了汉晋木牍一百二十余枚。 斯坦因则先后于1900年至1901年、1906年至1908年、1913年至1916年三次进入中亚及中国新疆、甘肃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大批汉文简牍与佉卢文、粟特文、婆罗米文文书。 在此期间，斯坦因1907、1914年两至敦煌，骗购经卷、绢画和丝织品（其中敦煌遗书约14000号），在考古史上写下了极其不光彩的一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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