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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写到湖南了。 写到了主席的家乡。 大家肯定很想看湖南风起云涌的近代史，毕竟湖南是近代表现最牛逼的省份，没有之一。 大家也很想了解湖南的当代史，想了解近代如此牛逼的湖南怎么在当代有些沉寂，省内又是呈现何等格局。 然而湖南注定会是一个系列，近代当代要写，古代也要写。 今天，我们就先从湖南的上古时代开始写起。 很多瓜友要问了，都知道明清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明清后的湖南人基本和之前的湖南人没有多么紧密的血脉关系了，干嘛还要写上古呢？ 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是的，即使遭遇了人口断层，但上古时期的楚湘文化和意识形态，却一直蜿蜒遗传下来，潜移默化后来的湖南人，乃至影响到了整体的中华民族。 这里的体现，主要是这几点： 一、从巫术鬼神到浪漫主义 大部分人都知道，楚国人的祖先，是黄帝的后代。 楚国王室贵族屈原，在离骚的开篇就自报家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啊，我去世的父亲叫做伯庸。 高阳氏，就是颛顼，是黄帝的孙子，打败了共工部落，其子孙被称为“祝融八姓”，其中一个姓就是楚国祖先，鬻熊。 鬻熊是楚国最早的祖先，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的封号，臣属于周。 但很少有人知道，楚国人的祖先，是个巫师。 是的，“祝融八姓”的鬻熊是个巫师，是周文王的御用巫师，以守火堆祭祀为职责。 所以后来的楚民族是一个崇火尚赤的民族，有着浓重的太阳崇拜情结，他们把自己的始祖神多归于太阳神，并凤凰图腾崇拜。 连楚国这个国号，都具有浓烈的巫师情节。 “清华简”对楚先君鬻熊的记载，鬻熊的妻子妣厉生熊丽时难产，剖腹产后妣厉死去，熊丽存活。 妣厉死后，巫师用“楚”（荆条）包裹其腹部埋葬。 为了纪念她，其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号为“楚”。 这里古楚人以国母之事为国号，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西周初期，华夏还处于母系社会的末期。 这种例子很多，旧皇室姓氏都带有浓厚的母系社会痕迹，如夏朝的姒姓、周朝的姬姓、秦朝的嬴姓、齐国的姜姓，都有个女字旁。 有意思的是，楚国的宗教观和周朝截然不同。 周公在后面改制，大大改革了政治伦理和宗教伦理，用王国维的话就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朝的宗教观基本只承认天地川河和祖先为鬼神，其他都存而不论，而且鬼神只可敬不可亵玩，属于人神殊途。 而古楚人早在周文王时候就分封到了南方，和蚩尤的后裔三苗人杂居染俗，因此没有怎么收到周公宗教改革的影响，而走出了另一条路。 古楚宗教观，类似于原始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死去的祖先是鬼神，自然界的花花草草飞虫走兽，都可以是鬼神的象征。 楚国人相信“山有山鬼，树有树鬼，河有河鬼，泉有泉鬼，花有花鬼”，他们心中的万物有灵，也就是万物有“鬼”。 而且这些鬼神并不远人。 参考宋玉做的《神女赋》，楚襄王梦游，和巫山的神灵神女来了一场亲密接触。 后人就将男欢女爱雅称为巫山云雨。 这种鬼神和人make love的事，在周公的宗教观里是不被允许的，但楚国人就放的开。 当然，我不是说当代湖南妹子有此历史传承就很开放啊，我谈的是宗教思想。 这种独特的鬼神思想，成为了楚湘大地的巫鬼文化。 《汉书·地理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淫祀，不是说古人开淫party，而是指不合礼制的祭祀对象和祭祀仪式。 儒教是继承周公思想的，汉朝以后朝廷就各种整治这种地方不符合主流的宗教，将“治理淫祀”列为地方官考核的kpi之一。 湖南也不例外，经过千年的儒家统治后，这种原始巫鬼文化仅在湘西地区有完整保存。 有意思的是，这种巫鬼文化因为一个人而焕发了新的活力。 这个人叫屈原，这种活力叫浪漫主义。 诞生于巫鬼文化的古楚大地的屈原，写出了九歌离骚等文学名篇，成为了中国浪漫主义的祖师爷。 甚至屈原投江的日子，农历五月初五，都是楚国南方的凶日和鬼节。 从宗教上的巫鬼信仰，转变成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这个转变是楚国老祖宗鬻熊始料未及的。 二、尚武精神 楚国的历史带有浓重的悲惨逆袭情节。 国母难产而死，楚人却不避讳，以楚为国名纪念国母苦难。 后来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让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 楚人建国历史也十分凶险 楚国刚建国时，还是一个方圆仅有五十里的小国，穷的揭不开锅，没法祭祀祖先，只能在鄀国盗了一头小牛来祭祀祖先。 穷困如此的楚国，周边都是蚩尤后人的部落，三苗后裔，南蛮部落。 所以楚人从建国开始，就是地狱模式。 当时只有秦国，类似楚国这样的情况。 秦国vs西戎，楚国vs南蛮，两国都是在异族环伺中杀出了血路。 这种绵延百年的异族战争，培育出了秦人和楚人尚武的基因。 给后世湖南人“霸蛮”的性格特征，打下了历史基础。 后来最终被秦国灭亡的楚国，心实不敢，发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 最终项羽这个楚国后人，火烧阿房宫，族灭嬴氏，实现了楚人的这个誓言。 从淮河到南岭之间南国地域上的族群，在楚国时期基本完成了民族融合，这是楚国的一大历史贡献。秦灭楚之后，在南方的战略重点是岭南地区，开凿灵渠，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置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都是为了消化岭南地区。而南岭以北的地区则被轻松收复，这不得说是因为楚国历史贡献的缘故。 三、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 我们传统观念中，湖南人都是很爱国的，看看湖南人在近代出了多少爱国志，所以有这个固有印象。 实际上，湖南人爱国，是南宋以后的事了。 在南宋之前，湖南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其实都很一般。 楚国先祖并不是周王室的血脉，分到的都是鸟不生蛋的凶险地方，楚国先祖周朝上贡，都是被人看不起的。 因为周王室的宗法制，看重血脉，楚国和秦国都是无亲无故的，自然被冷落。 楚国的历史就明确记载过，在周康王继位盟会上，长途跋涉而到的楚国熊绎，直接被拒绝了参加盟会的资格。 几乎和“诸侯卑秦”的秦国一样，楚人不被华夏族接纳。 周王室这种只认身份和血统，不认付出和忠诚的做法，不仅伤了熊绎的心，也伤了楚国上下的心，所以楚国对周朝的认同自然转弱。 后来周朝衰落，楚国在熊渠的领导下，吞下南蛮扩地千里，开始强势崛起，就自立门户了。 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而且违反周礼而封自己三个儿子为王，等于和周朝决裂——既然周人排斥楚人，好么楚人就独立自主。 汉朝的大一统时期，虽然刘邦有楚人血脉，但并没能多么改善楚人的国家认同。 因为汉承秦制，而且刘邦定都关中，多用关中子弟为官，山东则用中原人士。 汉朝对湖南人民基本是放养国策，没有多少楚人进入汉朝统治阶层。 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家在意识形态方面走周公路线，打压楚民族信仰的巫鬼文化。 可以这样说，汉朝融合了秦人和中原人为大汉民族，但没能成功融合楚人。 秦汉乃至南宋时代，楚地都是一片沉寂，国家不重视，楚人也没多少对国家的认同。 楚人可谓是当时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人才荒漠。   没办法，湖南地形使然。  湖南是一个非常偏僻闭塞的地区，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部是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严重阻碍了湖南与外部的经济、文化和人才的交流。这一方面造成湖南经济比较落后和抱团意识强，一方面也让湖南人对外部的认同感变弱。 湖南在上古时代，农业条件一般，河泽为主，比如云梦泽，这种环境的农业潜力一般。 大禹时代的九州图，就将荆州的土壤定为下中，为九州中的倒数第二，仅比倒数第一的扬州好一点。 唐朝搞的和汉朝一样，也是关陇本位，注重维护关中人民的特权利益。 湖南人在隋唐时期，都没能有多么强烈的家国认同。 甚至唐末，湖南还独立建国了。 马殷是唐朝一个将军，他在唐末军阀混战时期，立国湖南，史称马楚。 这是湖南在历史上唯一一次成为一个国家，湖南人终于“当家做主”了。 马殷父子比较重视文化教育，比较重视人才，有利于湖南人才发展，唐代后期，湖南人民在农民大起义的反抗斗争中也产生了一批人才。 湖南人真正开始“爱国”的，还得到南宋时期。 北宋时期，中国就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南从农业落后省份变为农业发达省份，人口也大增。 但此时湖南在北宋仅有人口优势，还没有人才优势。 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学派的兴起，才让湖南的人口优势化为人才优势。 这个学派，叫湖湘学派。 ——中国是由许多区域构成的，而一定区域内某些极具特色的传统学风，往往会积淀为若干文化基因，它们绵延流传，对该区域的历史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它那尊程朱理学、重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在等特定学风，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 你只需要知道湖湘学派的这几点： 1、曾经很牛逼。 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原籍福建崇安的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湖南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长沙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 2、而且很爱国 创始人胡安国一家在金兵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境地中来到湖南湘潭碧泉隐居，修建书堂，胡氏父子在这里讲学授徒，改变了湖南封闭固陋的风气，标志着湖湘学派的诞生。 士大夫群体在南宋时期，在那个信念和精神备受打击的时代，反而更被激发出民族自强情结，在强大民族责任感的激励下，研习理学，着书立说，培养生徒，以表达他们的亡国之痛，寻求救国之方，并寄望于收拾河山，重振华夏文化，再树民族尊严。 在宋金对峙时，湖南已经从内陆变成了前线，湖南头上的荆襄更是宋金对峙的关键战略节点，湖南在这种地缘危机下开始有了觉醒国家意识民族认同的现实基础，而彼时兴起于湖南的湖湘学派正逢其时，宣传民族气节，一直是南宋坚定的主战派。 3、带动湖南人才发展 这个学派广建书院，让人才荒漠的湖南开始涌现人才，“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 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 5、主张实践的重要性 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有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论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宏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种菜；张认为君子之学，最重要的就是一“实”’宇，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 由此，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阐述“知行互发”，特别注重“行”的作用，强调“践履”，即实践，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因为湖湘学派重视务实，所以后人评价他们都是有用之才，而非“迂谈道学者”。 湖湘学派的经世务实，在当时十分独树一帜，为几百年后清末“经世致用”思想在湖南的重新泛起，埋下伏笔。 4、后来消亡了 朱熹在扩大湖湘学派的影响方面起到了不小的推助作用，但同时也压抑了这个学派的生长，湖湘学派的很多理论朱熹不认同。 后来朱熹的学说成为王朝正统，务虚的“理”、“气”、“性”等辩论成为读书人的主要课题，讲究经世务实的湖湘学派，逐渐消亡了。 南宋是湖南一个短暂的光辉期。 湖南在南宋随着湖湘学派的崛起而突然崛起，又因元朝的入主和朱熹的排斥，而迅速沉沦。 元明两代，湖南继续寂寂无名，默默吃瓜。 但湖湘学派给湖南，埋下了两个重要的伏笔。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觉醒了湖南人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认同。 提出反对儒学务虚化的“经世务实”主张 南宋灭亡了，湖湘学派也消散了。 但这两颗思想的火种，却一直封存在湖南的大地上，封存在湖南人民的心中。 其后的中华，儒学日渐腐朽，国家几度危亡，封存在湖南的这两颗宝贵火种，日趋艰难，眼看着就要熄灭了。 直到明末清初的乱世，有一个读书人，来到了湖南。 这个读书人将这两颗火种重新焕发光彩，并扩展创新，几乎以一己之力构建了一个理论学派。 这个读书人让湖南成为明末思想启蒙运动硕果仅存的地方，给清末湖南的人才井喷打下了最关键的思想源泉基础。 这个读书人让湖南的千年蛰伏终于迎来了最灿烂的开花结果。 这个读书人是谁？ 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六经责我开生面 七尺从天乞活埋 他的名字是，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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