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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上过中学的人，大概都知道黄宗羲，记忆力好的，或许还能记得他的《原君》中的几条警句，比如：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正是因为《原君》以及《原君》所属的《明夷待访录》中有上述这类思想，所以以往论及明清思想史的文章中，都认为黄宗羲把孟子以降的民本主义思想发扬光大了，甚至是让某种民主思想破芽而出，如钱穆就认为《明夷待访录》是“发明民主精义”，还有刘师培等学者则将黄宗羲视为“中国的卢梭”。 只不过，对于黄宗羲与卢梭之间的思想关联，一般来讲有两种认识，一种是梁启超式的评论： “原来我们国家还有比卢梭早两百年的这么先进的思想。” 梁任公虽然是大家，但是这种对比相当的不严谨，而且有“古已有之”的俗套之嫌。 第二种认识比较清醒，意识到黄宗羲的民本主义思想和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内陆学界一般都认为，黄宗羲的思想不如卢梭的思想先进，因为他们觉得，黄宗羲仅仅是提出君权有必要被制约，被分权，本质上还是想搞士大夫和君主共治天下的那一套，没有像卢梭那样，打算彻底让人民大众当家做主，一切都由“人民公意”说了算。 其实，是黄宗羲的思想先进还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先进，要看从什么视角来看。 以当代学术的术语来讲，黄宗羲提出的实际上是“混合主权论”，也就是说，君主，士大夫阶层和基层乡绅以及广大庶民在社会治理架构中各有权限，应该划分分工，各司其职。 “混合主权论”在西方属于一种近代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麦迪逊。 麦迪逊是美国的国父之一和第四任总统，也被视为美国的“宪法之父”，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讲，他其实才是西方近代保守主义之父，但是一般的思想史教科书都把这一头衔送给了埃德蒙·柏克。其实早在埃德蒙·柏克写《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之前，同时也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麦迪逊就明确表达过对卢梭“人民主权论”的反对，他认为彻底掌握了主权的人民大众有可能比专制君主还残暴无道，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麦迪逊主导设计的美国宪法并非民主主义的宪法，而是共和主义的宪法。 当然，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经过民权运动的洗礼，即便是像里根那种被视为保守主义政治家的人物，开口闭口也是：“We The People”,而且他所说的“We The People”和麦迪逊等人起草美国宪法时写下的“We The People”根本就是两回事。 某种程度上来讲，麦迪逊等人理解的“We The People”更接近于黄宗羲设想中的共治天下者，有财产，有文化，是士大夫，或者至少是乡绅，文盲和无产者是不包括在其内的，像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那种无套裤汉跑到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场面，很难说是不是卢梭所期待的，但肯定不是麦迪逊所期待的，也更不可能是黄宗羲所期待的。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黄宗羲，就会发现他自然不是什么“中国卢梭”，他甚至不应算是近代民主主义的启蒙者，而是提出了共和主义的萌芽思想，但是神州不是北美，这种萌芽缺乏深厚的土壤来培育，所以实际上成为了空谷足音，反倒是卢梭的思想在二十世纪被广泛接受了，这固然是黄宗羲个人意义上的不幸，也未尝不是更大意义上的不走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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