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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书法家欧阳询言：“张芝草圣，皇象八绝，并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宛转，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此语似可看作两晋书风嬗变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直到东晋才彻底完成。 关于王羲之与其堂弟王洽变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艺术事件，琅琊王氏家族一直以此为荣，直到南朝，王僧虔提及此事依然津津乐道：“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王僧虔为王洽曾孙，此处有故意抬高王洽之嫌，实际上，这一创新活动主要是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发起和完成，王洽是王羲之的追随者和响应者。 张怀瓘《书断》云：“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王献之认为古法章草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文化的发展要求，应该按照时代审美风尚的变化对章草进行改良。这里所说的文化发展主要是指南北文化交流后形成的新形态，社会普遍开始追求新风。王献之认为，“藁行之间”可以适应这种新的文化风尚。“藁”即草稿，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觊子瓘，字伯玉，为晋太保，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衍极》卷上《书要篇》注曰：“藁草，晋魏(卫)瓘采张芝及父觊法而作。盖草书之带行者，亦相间书之。”“草藁”或“藁草”其实就是后世所谓“破体”行草，汉魏之际已出现这种端倪，但尚不成熟，还属于艺术创作的自发行为。到了东晋，经过王羲之的大胆发挥和努力拓展，“破体”行草逐渐形成稳定的风格。王羲之在总结前代书法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和创新，书法的审美表现更加丰富多彩，张怀瓘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献之等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书法创新活动便具有了厚重的底蕴，所以，王羲之之后，东晋书坛呈现出行草书风的热烈和烂漫，这正是变法的指向和预期。唐代徐浩将二王书法与钟张并列，并分别指出他们的玄妙之处：“厥后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从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和王献之书法的变革方向及其成就。 王羲之引导的这种书法风尚得到世家子弟的大力推崇，他们紧跟其变革的步伐向前发展，这对于各家族的书法都是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和改造，东晋书法的面目为之一变。当时与琅琊王氏家族关系最密切的是与之两代联姻的高平郗氏，郗氏家族自郗鉴开始就努力研习书法，到其子郗愔时，便能紧跟王羲之而在东晋书坛占有一席之地。郗愔弟郗昙擅长草书，其子郗超的书法更加出色，王僧虔认为郗超的草书仅次于二王，在紧凑秀美方面胜过郗愔，但骨力稍有不及。《述书赋》云：“景兴当年，曷云世乏。正草轻利，脱略古法。”可以看出，到了郗超时代，郗家仍在进行脱略古法而追求新法的书法变革运动。王羲之的行草书也受到颍川庾氏家族子弟的欣赏和追崇，以至于与王羲之齐名的庾翼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由此可以想见王羲之书法在当时的影响。 在东晋书风嬗变的整体氛围中，琅琊王氏家族的书法也开始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革和发展。王羲之的创新本来就是建立在对叔父王廙书风变革的基础上，而这样的行动又与当时书法的整体发展趋势吻合，所以，王羲之便具有了标杆和引领的意义。王羲之将书法传授给家族子弟，特别是其诸子，大多受到影响而成为书法名家。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献之”条载有“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并善草、行”，记载了王玄之和王徽之二人，淳之为操之子，为王羲之一脉第三代子弟。《晋书·王羲之传》亦载：“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隶……”《晋书》中虽然也有关于王徽之和王操之的记载，却没有提到他们的书法成就。张怀瓘《书断》云：“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隶。”张怀瓘另在《书估》中列王元(玄)之、王操之、王凝之、王徽之四人为第四等书家，“可敌右军草书三分之一”。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云：“则逸少之书，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涣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又出现了王涣之，并进一步指出诸子对王羲之书风的取法方向。南宋时，陈思《书小史》为历代书家作传，穷尽史料，详细记载了王羲之诸子的书法成就：“王玄之，羲之长子，善草书。王凝之，羲之次子，官至左将军、会稽内史，工草隶。王徽之，字子猷，凝之弟，官至黄门侍郎，善正草书。王操之，字子重，徽之弟，历侍中、尚书、豫章太守，善正行草书。王涣之，徽之弟，善行草书。王献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清俊有美誉，尤善草隶，兼妙丹青。”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汇集历代书法史料，在以上资料的基础上补充《山谷题跋》评王凝之一则：“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见。”又补充《宣和书谱》评王徽之一则：“徽之作字，亦自韵胜，羊欣谓尤长于行草，律以家法，在羲、献间。” 以上为史料所载王羲之诸子书法概况，其中最早的是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羊欣为王献之外甥，与王羲之诸子生活时间有交集。据羊欣所载，王玄之和王徽之擅长行书和草书。而羊欣之后的整个南朝就不再提及除王献之以外的王羲之其他诸子，只称“二王”，如虞龢《论书表》。又有后世书法理论家评价历代书法名家，如王僧虔《论书》《又论书》、袁昂《古今书评》、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庾肩吾《书品》、李嗣真《书后品》等，也不提王羲之诸子。直到唐初房玄龄主持编修《晋书》，才在王羲之传后提及王凝之善草隶，不知出于何种材料。后来张怀瓘在《书断》和《书估》中都提到王羲之诸子，但除王献之以外，其他仍是一笔带过，只说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隶，并将四人一起列为第四等书家。此种说法应是《晋书》所载“王凝之善草隶”的扩大化。《晋书》是唐初朝廷主持编修的正史，综合了十八家晋史和十六国史的相关资料，《晋书》问世后，“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张怀瓘的书法理论自然受到《晋书》影响，其《书断》为当时最完整的书法理论著述。为了“芟夷浮议，扬榷古今，拔狐疑之根，解纷挐之结。考穷乖谬，敢无隐于昔贤；探索幽微，庶不欺于玄匠”，张怀瓘对历代书法人物进行分级和详细记述，原来零散见于史料的王羲之诸子书法在这里被重新提及，他借正史所载王凝之一人善草隶而推及其他兄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北宋黄庭坚题跋的作品必是其亲眼所见，可见，到北宋时仍有王凝之作品存世。黄庭坚观其“字法最密”，当是中宫紧收之意，与其父王羲之结体最像，所以黄伯思称“凝之得其韵”，正与黄庭坚之说暗合。《宣和书谱》对王徽之的评价源自于内府收藏的四件作品：《僧伦帖》《至节帖》《仲宗帖》和《蔡家帖》，后皆散佚，只在唐摹《万岁通天帖》中载有其《新月帖》。此帖以行楷为主，笔法多变，妍美流畅，挥洒自如，既没有王羲之《兰亭序》的清静闲雅，也不似王献之《中秋帖》的激情满纸，而是另辟蹊径，自成一家。可以说，王徽之继承了王羲之的书风，但缺乏王献之的创造力，只是在书写中融入了较多的性格因素。王徽之生性萧散，卓尔不群，《晋书》载：“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世说新语》亦载：“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史料中关于王徽之简傲洒脱性格的记载比较多，其书法受性格影响较大，黄伯思评价“徽之得其势”，今观《新月帖》，可谓一语中的。此帖虽是行楷书，但字字倾斜，故意造势，书写中又常突然变作行草，字与字陡然连接，正与王羲之手札《何如帖》《快雪时晴帖》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淳化阁帖》卷三“历代名臣法帖”收录王涣之《二㛐帖》、王操之《婢书帖》和王凝之《八月帖》，王献之诸帖独占九、十两卷，再加上《万岁通天帖》中的王徽之《新月帖》，黄伯思所评王羲之五子书法，今天皆有刻本或摹本传世。王玄之史料虽有记载，但因其早卒，又无作品传世，所以，王羲之书法的传承者实际是黄伯思所述凝、操、徽、涣、献五子。王羲之与五子的书法成就可谓是“一花开五叶”，出于一脉，各有所成。王凝之《八月帖》是《淳化阁帖》收录的王羲之诸子法帖中最有韵味者，前三行是行楷，到第四行突然变为行草，字势飞动，到最后两行，笔意酣畅淋漓而境界全出。整幅作品由静到动，字势逐渐活跃，渐入佳境，作品书写中的从容与王羲之传世诸帖颇有相近之处。王操之《婢书帖》是行楷书，掺杂几个草字，安排得当，恰到好处。黄伯思所说“操之得其体”，这里的体主要是指格局，即王操之书写中的状态和气场。王涣之《二㛐帖》与王羲之《何如帖》极为相似，以行楷书写，从容不迫，结字、行笔多类羲之，所谓得其貌，评价也算中肯。王徽之得其势，前面已作分析。最后，黄伯思把所有的期许和赞美都给了王献之，“然而大令之书特知名，而与逸少方驾者，盖能本父之书意，所循者大故也”，对前面四人的评价似是为此做的铺垫。 王羲之还有一女名孟姜，《右军书记》载：“吾有七儿一女，皆同生，婚娶以毕，唯一小者尚未婚耳。”王孟姜后来嫁于南阳刘畅，《世说新语·品藻》“桓玄问刘太常”条注引刘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南阳人。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历尚书、太常卿。”虞龢《论书表》亦云：“谢灵运母刘氏，子敬之甥。故灵运能书，而特多王法。”谢灵运母即刘畅之女，为王羲之外孙女、王献之外甥，受其影响，谢灵运书法多有王氏家法。可见，王羲之女王孟姜也是书法名家，其书法影响到南阳刘氏和陈郡谢氏家族。 王羲之诸子中，后代繁衍兴盛的是王徽之和王操之。王操之有子王淳之，亦是书法名家。王徽之一脉传至第六代，出现了陈、隋间的书法名家智永。王献之无子，以兄子王静之为嗣，与公主司马道福生有一女名王神爱，史传称其亦善书。（吕文明） (出自吕文明《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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