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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后期，中国蔗糖在亚洲的主要市场是日本和东南亚，贸易特点主要是货与货的对冲贸易，从中国运去蔗糖，从日本运回铜，从东南亚运回大米。这些近距离的对冲贸易，大多为中国商人所经营。远距离销往南洋的印度与波斯湾则多由外国商人经营。 16世纪以前，日本不产蔗糖，植蔗制糖的历史相对较短。曾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物产志》称，“先是长庆中（1596-1614年，明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四十二年），有大隅国大岛人直川志，漂入汉土，携蔗苗归，始学制糖，亦未得法”。16世纪末，直川志去琉球途中遭遇台风漂流到福建，在闽滞留一年，学得黑糖制造技术，从中国带回蔗种，初学制糖，但并不得法。
《日本国志》 《日本国志·物产志》记载，“德川氏命萨摩国征蔗苗于琉球，始令种关东、东海、西海、南海诸国”。但是琉球种蔗历史也不太久，品种也不太好，甘蔗多红心，而无青皮者。色红节短，一年皆有，小者用以造糖。明嘉靖年间陈侃出使琉球，曾撰《使琉球录》，引有不少他人对于当地风物的记述。书中关于花木的部分有甘蔗，而关于饮食的部分却没有蔗糖。明慎懋赏《四夷广记》亦有类似记载。可以推断，琉球的甘蔗仅供生食，迄于明代仍未用来制糖。到清乾隆年间，使臣周煌《琉球国志略》对于该地物产的记录中，已见有糖，但自产不敷食用。 日本人也爱吃糖，《日本国志·礼俗志二》饮食一节中，多次提到用糖，记载了许多用糖的饵饼。还有“以糖做花果禽兽之形，红白间道，为间道糖。成条子者为糖通。空其心者曰吹糖、曰茧糖、曰窠丝糖、曰乳糖。实心者曰糖粒、曰糖瓜。以糖缠胡桃紫苏桔皮之类曰糖缠、又曰龙缠。以糯米糖卤和剂成饼曰牛皮饼。以赤豆去皮和糖卤煎炼成饼曰羊肝饼”，其法多自汉人得来，古者无糖，惟用酥油飴餳调和，后世无不用糖者。 日本曾多次派人到中国学习制糖法，从中国府志及县志收集制糖资料，向在日本的中国商人学习，却相互封锁秘而不宣。1763年，平贺原内公开了种蔗制糖方法，有意思的是，他在介绍《天工开物》中榨蔗图时，让榨蔗人穿上了和服。1771年《天工开物》在日本出版。明治初期，在糖业中使用三辊立式压榨机、品字形灶和讃岐式分蜜法，从福建、广东移植优良蔗种，在歌山、爱媛两县种植。但是，规模不大。 《日本国志·物产志》：“据明治十三年沙糖共进会报告，日本全国每年费糖需九千万斤，每人每岁须用二斤六分，而国内所产仅足供半额云”。日本所产糖量“足供半额”，其余全靠进口，且十之九输自中国，他国输入者十之一。 从事两国贸易的主要是京都、大阪、长崎等城市的商人。丰臣秀吉时代，在人民生活的各方面，都增添了新事物，“食物中的棒棒糖、糖豆、泡泡糖……” 。到了德川家康时期，日本新增加的作物有黄栌、草棉、甘蔗、甘薯等。 德川幕府于1633-1641年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限制越来越严格，只在长崎与中国和荷兰贸易，规定中国船每年30艘，交易银额6000贯 。荷兰船2艘，贸易银额3000贯。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上》卷六记载了各年限定船数，输出货值额。直到明治维新后才重新开放贸易。 17世纪中国和日本糖价表 单位：银两/担
（引自穆素洁《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118～119页） 明末清初福建各类砂糖出口日本简表 单位:斤 《光绪二十四年中外大事汇记·商业汇第七》记载：“日本去年共用糖三百五十万担，值银二十兆员。此糖来自外国者居二百二十六万担，值银一十四兆九十二万七千员。说者谓，日本宜谋振兴糖务，庶免进口之糖搀夺其利。但其未能振兴之故，约有数端：一初学制糖，制成之货，获利必微，不足以弥补经费。二土产蔗或别种产糖之料均罕。三邻国制造糖务，多藉朝廷资助，而日廷无津贴于创办者，故商家不甚鼓舞。坐此不能与外来糖商相竞。幸自中日战后，各商务大兴，而糖务则办于台湾，因此岛富产制糖之料也”。 黄遵宪《日本国志·食货志六》卷二十记载了明治元年至明治十二年日本进口的赤黑沙糖、白沙糖、冰、棒沙糖的数量和价格。指出：“终德顺之世，唯长崎开港，许中国与荷兰通商而已。当时输入之货，棉、糖、细缎、书具、文藉为多。输出之货铜为大宗，余则昆布、鳆鱼及铜漆杂器耳”。“欲我国之产广输于人国，则日讨国人以训农，以惠工，于是有生财之道。欲我国所需悉出于我国，不必需者禁之，绝之。必需者移种以植之，效法以制之。于是乎有抵缷之术。欲他国之产勿入于我国，则重征进口货税，使物价翔贵，人无所利，于是乎有保护之法”。对于种植甘蔗，日本人采用的就是这个政策。 清王之春《东洋琐记》：“现闻开辟琉球荒土，广植甘蔗。盖因购我中国之糖，出口之银甚夥，故思夺我利权。刻闻复议入口糖税，每百元加抽税银三十元，是欲使中国商民裹足不前也”。一面鼓励人民种植，一面加重关税限制进口。 清张煜南《海国公余辑录》中说，日本“是得通商之利，而不以睦邻为心”。 到清政府统一台湾，开放海禁，双方贸易地位渐趋平衡。由于日本的生丝、纺织品和糖业都发展起来，中国再也拿不出可以与日本铜相匹的商品，逐渐由入超变为出超，进口商品中铜所占比例逐渐缩小。
《海国公余辑录》 甲午战后，日本割占中国台湾，对台湾地区的制糖业实行垄断，依靠政府力量，实行糖业奖励和沙糖农业政策。从台湾地区和爪哇进口粗糖进行加工，日本的制糖业有了一个大发展。直到日本占领东北，日本主导着日殖台湾、日本、中国大陆之间的食糖贸易。中国因失去了台湾地区这个产糖基地，反而成为食糖进口国了。 日俄战争后，日本糖业勃兴，生产过剩，开始向外寻求市场，大举开拓中国市场。1908年输入中国市场的糖品达18万担，1909年36万担，1910年60万担，1911年约80万担，1912年约84万担，1913年达160万担，1914年130万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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