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何以发生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P77—P78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中国奇迹何以发生：基于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摘自《经济学动态》2022年11期，梁华摘

目前经济学理论在解释近代中国何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普遍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典型思维：欧洲首创了自由市场制度并开始限制政府管制，因而近代西方才脱颖而出并成为工业化经济的策源地；与此相反，正是由于受到政府的过度管制，市场经济不够自由与发达，中国这一有着5000年绵延历史的文明古国在近代失去了曾经的辉煌。但是，这一逻辑是值得商榷的，历史的真相也许并非如此。

研究发现，不仅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提出的市场自律原则缺乏理论依据，而且西方世界的崛起也并非市场化的结果，市场化程度不足更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现在来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成功实践，并非完全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得益于走出自由市场的丛林，始终坚持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辩证法和有机结合，从而破解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经济学世界性难题。因此，中国经济奇迹所展示的正是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和政府关系理论的批判性重构，更预示着所蕴含的崭新的中国经济学雏形。

当我们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成就置身于世界视野来观察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市场化改革并不鲜见，但唯有中国道路所取得的经济奇迹更为世所罕见。

如果说西方经济学以分析市场机制见长，那么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贡献更可能在于政府效能的提升和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特别是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

相比于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探索出了一条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党、政府、市场”的“三维”分析构架。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维谱系”。这种“三维谱系”，既可以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高效率，又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使政府主动维护市场的有效性、完善市场监管、开展有效市场建设，进而克服由于市场运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所导致的宏观经济结构失衡和产业发展规划缺少长期性等问题。

因此，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更好实现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市场失灵，而且可以有效加快市场建设的速度，促使市场机制更快地发育成熟。因此，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更好地驾驭经济发展正确方向，确保经济发展大局。

第一，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着独特制度优势，可以更好地实现从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从大分流的历史来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家建构，应该是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国家治理能力以及治理体系建设的统一。前者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国家民族共同体，后者的主要目的仅仅是维护自身统治，而弱国家强政权的模式则是导致古代中国治乱兴衰的根源。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直至其灭亡，也没有找到一个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民族共同体方法。君主不论如何贤明、采用了何种自由放任的市场政策，根本上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既不愿意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更无意于构建国家民族共同体的目标，也就注定不可能走出历史循环论的怪圈。具体到大分流时期的清政府，更是为了政权建设而煞费苦心，但在共同体构建和培育国际竞争力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如“红溪惨案”中荷兰对华人的屠杀，当时的乾隆皇帝竟然认为是他们“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尽管部分知识精英会出于忠诚的观念去维护国家政权，但很少存在作为共同体的归属感。

正基于此，孙中山才会形容近代中国经济为一盘散沙，黄炎培则将这种弱国家强政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总结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同样在西方国家，尽管强制和资本在连绵战火中催生出欧洲早期的民族共同体，但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难以真正完成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马克思形容资产阶级的政府为“管理资本家事务的委员会”，甚至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自身也认为其政府的行为决策模式更多基于自身阶级利益的收益成本分析而非指向共同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正体现于其真正把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政权建设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秉持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并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防止以资本为导向的利益集团掌控国家，由此塑造核心价值、构建起国家民族共同体。在政权建设方面，由于传统科层组织中的各级政府和国有、集体企业都难以摆脱作为财政主体和利益实体的困境，政府角色错位和政府干预失效难以避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着经济合力，避免了个体的效率分散损失，促进整体经济绩效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在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中提高了人们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退出如快刀斩乱麻，简洁明快；而呼吁则是一门艺术，它永远朝着新的方向发展、攀援。”一以贯之，全面从严治党、政府治理效能的增进以及国有企业的渐进式改革完善，等等，都是党的领导作用在经济发展上的集中鲜明体现。

第二，政府活动在长期具有价值创造的生产性潜力，因而需要继续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并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以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

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倚赖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对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或俘获政府束手无策的恐惧，已经严重阻碍了人们对于政府的作用理性认知。即便面对当今全球日益严重经济脱实向虚的不稳定危机，主流经济学界仍然对各种金融衍生品在配置资本中的生产性作用深信不疑，极力否认政府积极调控对于经济发展所可能具备的生产性潜力。

当我们重新审视市场发展历史、跳出旧有话语体系的窠臼、反思政府失灵自我实现的预言，进而公正看待政府活动的影响时，可能会给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阐释。固然应当承认，目前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然而有效运作的市场并非自发诞生于某种天然秩序，而是与政府有目的的政策制定密切相关。

换言之，“市场不是孤立于外部世界的东西，而是由社会塑造、在具体情境下多边作用的结果……政府政策不是对于市场的'干预’和'入侵’，而是共同塑造竞争市场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为大力探索政府作用发挥着制度优势。

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批判地吸收当时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政府组织形式进行了初步设想。在治理体系方面，国家公社需要依据其代表的不同集体性利益而采取“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这样才是“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在治理能力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伴随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也为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重大机遇，研究政府怎样合理嵌入市场经济也可能会是中国经济学为破解世界性难题作出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