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部分西征军往新疆方向突围时，祁连山中还有红军在战斗，但处境越来越艰难，女看护赵瑛就在其中。 每天从前沿都抬下大批伤员，能战斗的人越来越少，子弹也差不多打光了。一群群的马匪晃着马刀在山下往来奔驰，不时发出瘆人的怪叫，包围圈越来越小。 一天傍晚，卫生队的党小组长把赵瑛等几名党员喊到一起，说左右翼阵地已经被突破了，突围、坚守都无可能，大家要做最坏的思想准备。 党小组长的意思，大家都清楚，在目前这样弹尽粮绝四面重围的情况下，凭她们这些女同志和伤员与敌人硬拼无异以卵击石，她们很快就要落入敌人魔掌。 人人都表了态，赵瑛也是。她们说，一旦被俘，她们一定坚守党的机密，与敌人灵活斗争，不管多难都要想法回到部队。 夜里，枪声稀疏下来，大家把电台和枪支都砸碎了，心也跟着碎裂一地。 阴沉的夜色愈加浓重，赵瑛心头沉重得像压上了一块石头。参加红军以来，她经历了不知多少惨烈的战斗，从不怕在战场流血牺牲，却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这样憋屈地被敌人俘虏。 她是四川通江人。家里一贫如洗，参军前从没穿过鞋。 1932年冬天，红军解放了她的家乡，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救济百姓，14岁的赵瑛第一次穿上一件小碎花布衫。第二年春天，赵瑛出门割猪草，看到一大群红军女兵正在村外训练，她们身穿灰军装，头戴五星八角帽，足登草鞋，手持长枪大刀，随着口令大声喊杀，做出各种劈杀动作。那种飒爽英姿震撼了赵瑛，她下了决心要当红军。 第二天大早，赵瑛没告诉父母，偷偷溜出家门找红军去了。 她也不知道怎么去当红军，反正就是往红军堆里窜。后来看到一间屋子很多红军进进出出，既是好奇又是满怀期待地走了过去，趴在窗户上往里看。 也不知道看了多久，有一位红军大姐注意到了她，走出房间，招招手让她过来，问她有什么事。 赵瑛说自己要当红军。 红军大姐笑了，摸摸她的头，说你还是个丫头，过两年再来吧。大姐的话没错，当时赵瑛的个头儿仅仅1米多一点，一脸孩子相。 赵瑛不服气，说别看我个矮，都15岁了（其实她才14岁），我个矮是因为吃不饱饭，红军不是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吗？所以我要当红军闹革命。 红军大姐觉得这小孩有意思，大胆还机灵，有点喜欢她了。又说，当红军要扛枪打仗，要走很长很长的路，你能行吗？ 赵瑛满不在乎地回答，你们行，我就行。 红军大姐说道，那行，你太小，个矮，下连队还不行，就先给我当勤务员吧。 赵瑛如愿以偿，心花怒放。 她后来才知道，这位红军大姐可不是一般人，竟然是威震四方的红军女战将张琴秋。就这样她当红军了，而且是给张琴秋当勤务员。 红军当了两年，赵瑛的个头未见明显变化，长征开始的时候，还是比长枪高不了多少，灰军装穿着宽大过膝。 来到夹金山下，当地老乡看到个子矮矮的赵瑛，惊讶地瞪大眼睛问，你这个小不点儿还要过夹金山？ 这算什么问题，赵瑛很有些不满。她是红军，就必须过雪山。 她戴上八角帽，背上长枪和5斤炒面，跟上大部队毅然出发了。没有什么特别的防护措施，如果硬要找出一点的话，就是她用破布把脚裹了一下。她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草鞋和破布磨穿了，脚也磨破了，在崎岖的雪路上，留下了两行带血的足迹。 过雪山后，部队减员严重，伤员骤增，赵瑛被派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做卫生员。 她看到一位小战士腿部的伤口已化脓生蛆，白生生的骨头露在外面，腥臭味十几步之外就能嗅到。小战士疼得日夜呻吟，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赵瑛见了很是着急，但长征途中哪有什么药品。她不知怎样才能帮到这位伤员。 一天晚上她听医生聊天，说人的唾液能够消炎。赵瑛听了想，没有药品，我可以用舌头帮他消炎呀。 第二天一早，赵瑛就跟伤员提出，医院没有足够的消炎药，但她想试试用唾沫帮他消炎灭菌。 战士愣住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待反应过来，惊呆了。他想拒绝，但赵瑛已经动作起来了。赵瑛打开绷带，先用棉花沾掉伤口上的蛆虫，再用盐水消了毒，然后低下头，用舌头一遍遍舔去冲洗不掉的脓血。 战士哭了，周边许多伤员见到这一幕，也都留下了眼泪。 赵瑛这样做了很多天。努力显出奇效，小战士的伤一天好起来了。能勉强站起来的那天，他见到赵瑛的第一件事，就是挣扎着站起，向她含泪敬了一个军礼。 后来过草地，水草茫茫，危机四伏。 赵瑛亲眼目睹一位女兵陷进泥沼中，挣扎不出来了。女兵流着眼泪，在没顶之前把自己的枪和米袋子扔给了赵瑛。赵瑛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直至战友没顶，消失在大地之中。 草地上蚊子特凶，大蚊子足有两厘米长。夜里蚊子咬、冷风吹，赵瑛和战友们又冷又饿，只能背靠背坐在较硬的地面打个盹儿。坐一阵子，地下水渗上来，就再换个地方。 双脚整天在泥水里泡着，腿脚全肿了，身上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为了方便，女兵们干脆把头发剪掉。淘气的小战士会乘她们不备，猛地掀掉她们的帽子叫：“尼姑！尼姑！”惹得大家一阵笑。 最难的是找不到吃的。野菜都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赵瑛所在的卫生队就是能挖到一些野菜，也要先给伤病员吃。女兵们个个瘦得皮包骨，肚子胀得老大，走路直打晃儿。 头上还有敌人飞机冲上来疯狂扫射，草地上无可掩蔽之处，一批批红军战士倒在草地上。飞机飞远了，活着的战士们哭着喊着怒吼着，掩埋了牺牲战友，然后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艰难前行。 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赵瑛和战友们终于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村庄、牛羊和袅袅升起的炊烟，脚下的草地也变结实了。战士们狂喜地大叫着，把帽子抛向空中，他们终于走出草地了！ 然后就是西征。一路胜利，接着连续的失利，战友们不停地在马匪的狂叫声倒下，直到现在她们无路可走。 被俘后不久，马匪给每个女兵发了一盏灯，要她们参加晚上的“黑灯会”。“黑灯会”是什么？赵瑛她们不懂，也不想懂，估计是马匪的宗教活动，可能还想以此庆祝他们的所谓胜利吧。 女兵们把灯笼都摔了，气得送灯笼的家伙脸都歪了，指着她们大叫大喊。 又过了一段时间，敌人把她们解往武汉。这天上午她们来到兰州，敌人把她们集中在一个广场上。广场四周遍布荷枪实弹的敌兵，几辆车上还架着机枪。 赵瑛觉得敌人有些可笑，对付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还这样大动干戈。 一辆黑色轿车开来了，钻出来一个五短身材的家伙，这大概就是敌人所说的什么董师长了。这家伙用老鼠眼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些人，登上讲台，扯开破嗓子开始讲话。 “共产弟兄们......”下面的人群在骚动。 “兄弟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把你们送到武汉去......你们要受党国的约束......” 大家掏出口袋里准备好的石子，往台上砸过去，边砸边喊“滚下去”“不许胡说八道”。 董师长擦擦额头上的汗，尖叫起来：“你们再闹，我就要开枪了。” 敌兵把枪栓拉得哗哗响。大家没有被吓住，纷纷拥向前。董师长一看不妙，钻到卫兵身后。大家见不到人，就拿石子噼噼啪啪砸起汽车来。 卫兵上来把人群驱散开，董师长钻进汽车溜走了。 从兰州继续往东走。大家知道离陕北越来越近了，都想着怎样逃出去，但敌人防范很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尽管如此，还是有少数人逃走了。 这一天，赵瑛和几个女同志走得有点累了，就往地上一坐。敌兵吆喝不断，但她们就是不起来，敌兵也没有办法。渐渐地，她们与队伍拉开了一段距离。 就在这时，后边上来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头戴草帽，身穿长衫，有的还带着墨镜，看上去都是一副商人打扮。 这几个人上来后就停下来了。有两个跟后面的敌兵唠了起来，有一个走过来，想跟她们搭话。可她们哪有心思去理这些人。 哪知道这个人一边拿眼瞟着后面的敌兵，一边小声说他们是一方面军派来的便衣队，要她们逃出去，往庆阳方向找援西军，然后把一把票子塞到她们手上，说这是组织给她们的经费。 做完这些，这人立刻恢复先前的样子，大声说：“你们这些共产丫头，都快点回家找找你娘去吧。”说完，骑上自行车跑了。 这一幕发生得太突然，赵瑛她们回过神来后，个个激动万分，心口狂跳不止，马上找党的想法像炸雷一样轰轰震响。 这天晚上，她们住在黄河岸边的桑园子。这是一个二进的院子，女同志住在里面，秦基伟等男同志住在外面。 和其他女同志交谈后得知，走在前边的同志也收到了便衣同志送来的钱。 入夜，前边院里传来话：做好准备，今晚动手。 谁也睡不着，大家默默计算着时间。一更过去，二更又过去...... “啪啪”，窗户被轻轻拍了两下。一个男同志在窗户边低声说：“岗哨摸掉了，大家分头行头，快！快！” 二百多人借着夜幕的掩护，迅速跑出院子，神不知鬼不觉逃离了桑园子。 沉沉夜色下，分不清南北西东，大家就是一个劲地往前跑。天亮了，他们在一块麦地潜伏起来。 下午，秦基伟等几个男同志悄悄出去了解了去庆阳的行动路线。天一黑，摸索着行动起来。 他们整夜地钻着树丛，在荆棘丛生的山间小路摸索前进，衣服被挂得稀烂，胳膊和脸被划出一道道血痕。有同志跑丢了鞋，赤着脚在满是树茬的山路上艰难地走着。 瓢泼大雨下起来了，他们也不停步，冒雨前行。大家互相搀扶着，彼此鼓励着。人人就一个念头，早日回到亲人身边，她们离开得太久了。 昼伏夜行了五天，当他们来到平凉附近的一个村子，看到一顶顶红星帽和一张张迎上来的笑脸时，所有人都哭了，赵瑛和女同志们更是抱头痛哭。 他们太伤心了，又太高兴了，除了眼泪，什么都表达不出他们此刻的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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