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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促使中国考古学者去追溯中华文明的起点。缘起于世纪之交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先后确立了四大都邑性遗址和20多个中心性遗址。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确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历史。 地处晋南之地的陶寺是文献记载的中华尧都，并且，可能是 “最早的中国”。【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称“最早的中国”指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1926年2月25日，李济和好友袁复礼一起来到了临汾县，在西边的姑射山仙洞（仙女洞），遇到了一位老道士，向其打听附近的石灰岩洞穴。 李济认为，这里都是石灰岩构造，很有可能有人类遗存。“峭壁上有几排洞穴，其中多数是险峻难达的，但有些则很适合古代人类居住。我怀着发掘一些旧石器时代遗迹的希望，探查了其中的五个洞，但是毫无所获。” 而指引李济来到汾河流域一带考察的，是《史记》中的只言片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均在山西南部。李济感慨道：“临汾县，这是一个勾起人们历史遐想的城市——帝尧的古都！中国的读书人又有谁不熟悉这位伟大君王的种种高尚品德呢？可是，他究竟建造过一个雏形的城市没有？” 此时，李济在晋南地区已经考察了一个多月，但仍一无所获，在哪里能找到中华文明？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要探寻中华文明？这就要说到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而此时的中国考古还没有成型的理论体系。“仰韶文化的来源”“仰韶文化与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关系”等命题都没有证据能证实。在当时，竟然出现了中华文明“西来说”，这让中国文明从何而来，迫切需要一个探寻。 彼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提出用西方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文化。研究院让学生“整理国故”、研究文物，聘请当时学界名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称四大导师。同时也聘请了当时29岁的李济为讲师。 怀着疑问，李济对塔儿山进行了考察。 “次日我们沿着另一条路线离开这座山，并在山脚下作了进一步的考察，结果再次落空。晚上，我跟袁先生就我们该走的确切路线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我应当部分地以历史遗迹、部分地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我前进的路标。这样，在3月2日上午10时，我们便动身前往尧陵。” 李济在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获得许多彩陶碎片及蚕茧，并第一次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发掘，打破了当时的中华文化“西来说”。然而，就藏在塔儿山以西地区的陶寺遗址，却与李济失之交臂，留给了后人来发现。 1953年，山西省丁村一带的村民在取土的时候发现了化石，随即又发现了遗址。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期间，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丁普来在陶寺村的南沟与赵王沟之间，发现了大量从未见过的“灰陶片”，但基于当时的研究水平，并未对这些“灰陶文化”进行探索，陶寺遗址再次错过了震撼世界的机会。 随着对晋南地区的不断复查，1973年在对晋南地区考察的300多处遗址筛选中，考古人员定下了“从寻找到'有都邑性的大遗址’入手”的思路，首批四个发掘目标里，陶寺排在首位。 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发现了陶寺遗址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陶寺文化所代表的4000多年中华文明自此被世界看到，也拉开了中国考古科学发掘与研究的序幕。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地处塔儿山与汾河之间，地势东高西低，呈一大缓坡，由于雨季洪水冲刷，沟壑纵横。汾河两岸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至今都是粮棉产区，为早期文明在这里形成聚落提供了天然环境。陶寺遗址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发掘时缓坡上梯田分布，在耕土下就是“俯身皆是陶片”的龙山文化层。 1978年4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临汾行署文化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陶寺遗址正式考古发掘。到1980年春夏季发掘快结束时，在陶寺大墓M3016墓室平面的清理中，有一个圆盘形的陶器模模糊糊能看到一些图案，露出部分样貌。据考古队高天麟与高炜回忆：“因这个墓葬属于大型墓，面积较大，进一步发掘比较耗时间，当时又把这个陶盘放回了原处，撤了工地，留待下半年发掘。” 直到下半年挖掘开始，考古队才在M3016大墓里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常见的盘子，而是一个彩绘着龙纹图案的陶盘！ 这是中国考古第一次见到彩绘有龙形图案的陶盘，保存较好，纹饰图案也比较清晰。之后考古队员在大型墓M3072、M3073和M2001中又分别出土3件龙盘。陶寺4件龙盘大小基本相同，盘口一般直径35-40厘米，盘底直径12-15厘米，高在7-12厘米之间。 这四个龙盘上的龙各有相似又各有不同。四条龙都是蟠龙，盘曲如蛇，龙身体上见有鳞状斑纹，似鳄，双耳，长颌，口衔枝状物。有的有锯齿状牙齿，有的无牙齿，如同蛇、鳄等多种动物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陶寺龙”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也十分贴近后世夏、商、周“龙”的形象。 考古学者认为，出土龙盘的4座墓葬均为大型墓葬，墓内随葬品丰富多样，龙盘在墓室中摆放于墓主人右侧偏上部，且每个墓葬仅有一件。固定位置与固定数量，说明这些器物是用于特定场合的。也就是说，在陶寺文明中，龙盘是作为“礼器”使用的，代表着等级差别和身份象征。 在中国，龙纹代表着权力的象征。龙纹出现在距今约7000-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早期先民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下，出现了对鱼、蛇、猪、鳄鱼等动物的崇拜和加工，创造出了中华龙的形象雏形。 在陶寺之前，我国其他地方也曾出现过龙形遗存。比如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一个石头堆成的龙的形象，被称之为“龙形石堆”，距今近约8000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用蚌壳塑成的图案中有龙的形象，一般称之为 “蚌塑龙”，距今约6400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M16出土了一件玉质的“龙”，发掘者认为是用于佩戴，距今5500－5300年。分布于西辽河流域的著名的“红山文化”，也发现了大量的龙形器，比如“玉猪龙”。这些龙形象或者以某种动物为主要形象进行创造，或者龙形特征不明显，争议较大。而陶寺龙是更接近古代繁复龙纹形状，更具体化细节化的龙纹。 陶寺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龙，自此，中华民族确定了“龙的传人”从何而起。 《管子·乘马》开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指的是建立国都之地在大山之下、广川之上，不能太高，不能离水太近、也不能离水太远。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就是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形成的滩涂平原上形成的。  2022年6月21日，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气象和摄影爱好者在古观象台实地观测。图｜IC photo 陶寺遗址恰好符合这样的文明易生地，这里也曾被考古学者称作“中国的美索不达米亚”。 从历史角度来看，陶寺所在的晋南地区，有着优越的古代环境和文化底蕴，距今7000年前就已经存在著名的枣园文化，是经过证实的宜居之地。 在地理上看，陶寺位于晋南三个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和垣曲盆地之一的临汾盆地偏中间位置，地理位置开阔，利于人类聚居。塔儿山竖立在临汾盆地中，成为隔绝危险的天然屏障。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从盆地中流过，带来了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 陶寺就位于塔儿山和汾河的形成的中间位置，依山傍水。在晋南地区形成的一个独特的小环境里，微型“生态交错带”为陶寺文明的诞生提供有利的支撑。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小环境里，陶寺文明是如何诞生的呢？ 其一，是明显的微型“生态交错带”。陶寺位于一个相对平坦的大缓坡黄土台塬地带，排水通畅，不会经受旱涝灾害。在龙山时期，洪水频发，关中盆地渭河支流漆水河流域、洛阳盆地的伊洛河流域都发生过洪水事件，而陶寺所在的台塬比冲积平原地势高，可以避免洪水灾害。陶寺的农业是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对水源的需求较少。陶寺选址在塔儿山缓倾斜的黄土台塬上，距离汾河位置适中。 其二，是临汾盆地和塔儿山形成的“相对封闭性”的环境，有利于保护陶寺作为一个相对完整且有模糊边界的区域形成文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农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为了保护财富，复杂的权力机构和阶级应运而生，文明也随之诞生。 王国维先生所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中, 考古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提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的论断。考古学者在临汾盆地挖掘发现百余处遗址点，发现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群，呈现出早期国家的都邑形态。  2020年9月9日，考古人员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宫城区考古发掘。图｜视觉中国 在2000年左右，陶寺考古取得重大突破。梁星彭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夯土基址和城墙，确认陶寺是龙山时代规模最大的城址，将陶寺遗址锁定在龙山时期。同时还新发现一处墓地，墓中出土铜齿轮形器、玉瑗、玉璇玑等礼乐重器。这让研究者认识到，陶寺可能是4000多年前的一处重要都邑性城址。 都邑邦国和聚集部落不同，中国的早期国家之所以称作“都邑邦国”，是因为中国古代以都城为中心，形成了“都鄙”结构。“都”是指国都、都城；“鄙”是指鄙邑，有的邑在都城的周围，有的位于距离都城较远的边缘地区。在大型的都邑邦国外，还可以有二级、三级聚落中心，在二、三级聚落中心的周边也有更次一级的鄙邑存在。陶寺邦国是以陶寺都邑为核心且拥有一定领土和地域范围的、具有不同层次的都鄙邑落结构。考古学者发现，对于陶寺都邑和附近的村邑而言，陶寺和这些村邑构成了“都鄙”。 其一，是建筑划分的领地。城址距今4300-3900年，面积达280万余平方米。城址内东北部是宫城和宫殿群所在的核心区，面积近13万平方米，有气势恢宏的宫殿、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王陵区、礼制建筑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规划有致的功能区域。这些区域与外邑通过城墙隔绝，这一发现随着2002年在城垣内发现的独立贵族墓地、更丰富的玉器和漆木器随葬品、宫殿建筑遗存而得到证实。 其二，是阶级和制度中心。陶寺墓葬的等级制表明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层的分化。陶寺遗址还出土了铜器、土鼓、特磬、玉器、漆木器、圭尺等精美文物。考古发掘墓葬千余座，依照墓葬大小、位置的不同，随葬规格不同的成套礼器，并形成一定的规制。在大型墓葬中，随葬品颇为丰富，发现有石磬、土鼓和鼍鼓组成的乐器组合，是“王”的身份象征，反映了当时的礼乐制度。 其三，是超过鄙邑的生产力水平。陶寺的经济生产不但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而且制陶、制玉、冶金等手工业也已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遗址出土了龙盘、文字扁壶、鼍鼓、石磬等许多文物“重器”。李建民仍清晰地记得发现朱书扁壶的时候，“一个当地女孩挖出来一块陶片，我在朦胧的夜色中看到上面有红色印迹。血液凝固了，空气凝固了，一片恍惚。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刻，1984年11月14日下午五点，初冬，天擦黑。”朱书扁壶上书“文”“尧”二字，这是陶寺有文字的证明，4000多年前写在的陶器上的文字，在中国从未发现过。 这些重要发现表明，陶寺文化时期，早期国家已经出现，是中国夏、商、周三代礼制有证可考的源头。因此，陶寺就是文献所说的“尧都平阳”，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遗址，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那么，“最早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又是怎样形成的？ 陶寺遗址考古工作简报上，有这样一段描述：“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背倚陶寺中期内道东城墙，向东南接出半圆形建筑，面积约1700平方米。”这是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圆形平台，是2003年被发掘的陶寺古观象台。 英格兰的巨石阵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被认为是祭祀台、墓地、天文台，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至今仍无法确切知道观测点在哪。比巨石阵早500年建立的陶寺观象台存有明确的观测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说，“陶寺观象台不仅有祭祀功能，还是缜密的地平历观测制定历法系统。史前时期，天文学、历法是被王权垄断的，掌握农时就掌握了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命脉。”这套陶寺人建立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接源头。 何驽认为，“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的圭尺第11刻度与陶寺都城遗址性质、陶寺文化国家社会属性，标志着最初'中国’概念在陶寺形成，体现了尧舜时期'经天纬地’的时空政治文明。”地中之国，中土之国，陶寺人在探索宇宙的同时，也将政治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政治文明。 经过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总结了陶寺遗址相关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和演进的特征，提出了“陶寺模式”四点特征： 一、陶寺聚落布局的规整性和等级的复杂性； 二、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务实性与世俗性； 三、文化的盛而不扩与多元融合； 四、国家形态的原始性与新型政治体制的脆弱性。 一直以来，“最早的中国”在陶寺还是二里头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经过三代考古人孜孜不倦的发掘，基本上确定了“最早的中国”就是在4000多年前产生，已经证明了中国历史的可追寻性。 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时间和特征，核心要素有三：一是“国”，二是“中”，三是“最早”。 对“最早”的判定，陶寺文化早于二里头出现。 对“国”的判定，可以依照考古探索。何驽曾评价：“陶寺遗址是站在地中和国家这个概念上讲，那就是'最早的中国’。在4000多年前的晋南地区，陶寺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基本走入了'国家’阶段。而二里头社会已经进入王朝国家时期，这是学界不争的共识。” 最难识别与认定的，是“中”。 “中”在西周时期是位置的表述。成周称“中国”和“中土”，源于洛阳盆地的伊洛河流域本是“有夏之居”，久有“中国”的成说。周公强调洛邑为“天下之中”，洛邑“居九鼎”是正统象征，“四方入贡道里均”表示四方天下万邦前来纳贡。这说明周人对夏商两朝政治传统的认同和继承。 【注：成周是西周王朝的京师 ，位于河南洛阳，其名见于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在《最早的中国：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一文中表示，在认识层面，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的开始。《史记·五帝本纪》是研究夏代以前文明重要的参考材料。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称：“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将五帝时代的政治作为高度文明赞誉并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是对五帝时代是同一文明前后踵接的阶段继承和发展，因此，“最早的中国”文化来源何处，五帝时代是追寻的源头。 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通过五帝事迹概述了前王朝时期华夏文明演化的三个阶段：“黄帝，标志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军事盟主的出现；帝颛顼和帝喾，代表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整合，君巫合一的统治方式得以确立；帝尧和帝舜时期，'德’治观念形成，国家统治形态进一步完善，华夏文明的人文底蕴基本奠定。” 自此，“中国”观念开始萌芽。 7.李拓宇等：山西襄汾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与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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