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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琵琶记》和京剧《铡美案》都是知名度颇高的剧目，特别是后者，即使在戏曲不甚景气的今天，提起这部戏里的陈世美与秦香莲，大概也是家喻户晓。 其实，如果追溯源头的话，上述两部戏都和宋代的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有关，只不过各自做了比较大的改编。 在《赵贞女蔡二郎》里，情节原本是这样设计的： 蔡伯喈(即蔡二郎，也就是蔡文姬的爸爸蔡邕)上京应试，在考中状元后就贪恋功名利禄，抛弃父母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五娘（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撑门户，赡养公婆，待公婆死后，她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伯喈不仅不肯相认，竟然还放马踩踹其妻，导致老天爷也看不过去，打雷劈死了他。 到了元代，大剧作家高明把情节改编成: 蔡伯喈本心并不坏，就是性格懦弱，优柔寡断。他本没有多少功名之心，但其父催逼他去赶考，他也无力抗争到底。他也本不想娶相府千金，但是面对来自皇帝(让他娶相府千金属于皇上赐婚)和丞相的双重压力，他也没勇气说出真相，抗旨抗婚。他原本也曾想立刻返乡，但既然朝廷让他当官，他在患得患失之下便也没能坚辞不就。 好在，相府千金牛小姐是真正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礼，劝他认了结发原配。最终，“一夫二妇，旌表门闾”，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剩下的一家人还算是美满团圆。 高明改编成的《琵琶记》此后流传甚广，很多地方戏曲都参考了他的戏本，其中就包括曲剧《琵琶行》，而到了清初，湖北文人仇梦麟为了给与其有怨结的同乡官员陈熟美添堵，《琵琶行》又被其改编为《铡美案》，陈世美作为对陈熟美的影射，开始粉墨登场。 《铡美案》的情节恐怕就不用再细说了，但是它的设计逻辑是否合理则很难讲，因为剧里的陈世美虽然涉嫌杀人未遂，但毕竟罪不至死，另外，被他派出的杀手韩琪自杀了，可陈世美也该为此承担刑责么？ 然而青天大老爷包公管不了那么多，自己又是起诉又是审判，通通包圆，最后无上诉无复审，三下五除二就把驸马爷咔嚓了，而广大观众大概最喜欢这种爽快劲儿，所以这部戏也流传久远，就是在今天，在戏迷中也还是很受欢迎。 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既然戏曲改革是“改革旧有社会文化事业中的一项严重任务”，那不管是《琵琶记》还是《铡美案》，就像以前曾经提到的《四郎探母》与《红鬃烈马》一样，都需要在新的主流观念下被重新检视。 这样一来，二者便都被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原来有的地方剧种里，秦香莲认了国太当干妈，这和“亲不亲，阶级分”的时代氛围太南辕北辙了，当然就要被改掉，而《琵琶记》的作者虽然叫高明，但是在新时代的眼光下，这位高明不高明的地方太多了，就连俞平伯先生也在195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这部戏里哪些思想算封建意识，哪些算反封建意识。 当然，在那个时代里，俞平伯先生对《琵琶记》的批评意见还算是温和的，更加激烈的自然也有。实际上，在戏曲改革之后，这出以调和矛盾为基调的剧目远不如《铡美案》受欢迎，到了1964年，后者被改拍成电影《秦香莲》。 很难断言剧目地位的变化是否就代表了大众观念的演变，但是观念的演变一定会影响到社会的变化。 如今，时过境迁，我们当然也可以从“封建与反封建”之外的视角再来看《琵琶记》和《铡美案》，甚至用新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写《琵琶记》的高明虽然是元代人，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似乎比当年的一些红色剧作家和评论家还有现代意识。 首先，高明没有像某些后世剧作家那样思路狭隘，一讲个人悲剧和家庭悲剧，就要和社会或制度挂钩起来，然后来一场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他重点写的其实就是:个人的性格缺陷也可能造成生活悲剧。这一点无论是放之于任何时代背景下，其实都可以说是成立的。换而言之，高明写的是人性，是一些亘古不变的东西。 其次，他并没有简单地按照阶层来划分人的善恶，相府千金固然不算是劳苦大众中的一员，但是明是非，讲道理，其形象并不比乡下的穷苦人赵五娘逊色，应该说，与某些红色剧作家相比，高明的确是高明。 最后，如果与《铡美案》来对比，就会发现，《琵琶记》其实是希望社会多一点理解与宽恕，能够尽量和谐一点，而不是非要靠见血来解决问题。也可以说，《琵琶记》写的是普通人都可能遇到的烦愁问题，作者认为，如果人的素质都高一些，大家都能通情达理，这些烦心事其实可以化解掉，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琵琶记》是一部去暴力版的《铡美案》，而真正的《铡美案》则更像是一部让大家解恨的作品。 按照解恨类作品的传统套路，解恨要解到“大快人心”的地步，是需要“坏人”人头落地的。所以，陈世美按宋代的刑律究竟该怎么判不是编剧所关心的，能不能让观众得到心理满足才是重点。或许，可以说，《铡美案》是让《琵琶记》里的蔡伯喈回到了《赵贞女蔡二郎》中那个被雷劈死的蔡二郎，只不过，大概是感觉到老天爷还不大靠得住，于是安排了青天大老爷替代出场。 本来，《琵琶记》里的蔡伯喈虽然可能也会让人羡慕嫉妒恨，但是他自己家庭生活中的问题，由他自己和家庭成员来解决，没别人什么事，大家就是想插手想看热闹也找不到机会，因此，蔡伯喈虽然也有一点陈世美的影子，但是他的妻子赵五娘却成为了另外一种结局的秦香莲。 相比之下，《铡美案》的创作时间虽然更晚，但体现出的观念可能与现代意识更远。 在《铡美案》里，表面上断案的是包公，实际上在包公的背后站着的不是王朝马汉，而是广大观众。众人看陈世美是坏人，那陈世美就是坏人。众人希望陈世美掉脑袋，那陈世美的脖子上不冒血是不行的。 更何况，作为新科状元和驸马，陈世美应该比蔡伯喈还要招人羡慕嫉妒恨，而一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家伙，大概人人都希望看到他倒大霉，他被大家发现是一个“坏人”，或许远比被发现是一个“好人”更能令人满意，也更容易。 换而言之，在《铡美案》的世界里，没有“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套哲学，有的只是观众的心理偏好。剧里也没有灰色地带，整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不但陈世美是“坏人”，公主也不是好东西，好不容易有地方戏曲容许国太当一回好人，肯收秦香莲当义女，还被思想觉悟爆棚的剧作家给删掉了。 这样一来，既然世界如此黑白分明，自然也就没有了灰色空间，没有了灰色空间，也就没有了温情存在的余地，没有了温情，暴力也就主宰了剧情，令一个让众人羡慕嫉妒恨的陈世美见血，让他掉脑袋，便成为时代的强音了。 至于说，如果当朝驸马都可以嘁哩喀喳就被铡掉脑袋供大家“解恨”，让大家“爽”，那普通人的脑袋是否更不保险？对于这种问题，可能很少有人去关心，因为大家都很踏实，认为反正自己不是“坏人”，让“坏人”掉脑袋又没有什么错，还讲究那么精细干什么？ 然而，这个问题若是没答案，实际上好人也活不踏实，就连演《铡美案》的演员都不例外，比如马连良和裘盛荣刚刚参加拍摄完电影《秦香莲》，没多久，两个人就都被当成了“坏人”，被迫接受批斗。 像马连良那样的名角儿，在旧时代被称为“老板”，有钱花，有人捧，如果说也属于被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大概并不为过。只是在过去，他的生活他自己说了算，别人想插嘴置喙并没有机会。 但是时代已然不同了，这时只允许最强音存在，就连《铡美案》也被禁演，能演的只有《白毛女》之类了。 可是，对于名角儿本人来讲，恐怕很难理解这种白云苍狗般的变化，所以有文章说，马先生的秘书李墨璎女士曾经回忆道： “他临终前伤心地说：'他们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可见是带着绝望之极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其实，对于马先生的临终所惑，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解答线索，就隐藏在《铡美案》和《琵琶记》的不同结局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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