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安初乘》小考 ◎刘远芳 《黄安初乘》是红安县第一部县志，创自“红安之父”耿定向。该志今存三部，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刻本）、上海图书馆（抄本）、湖北省图书馆（抄本）。关于其著者和版本，说法不一。
这些记载，都明确该志为耿定向始纂；都只提到一种刻本，即清康熙四年刻本。笔者手头有红安县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重印的手抄本（缩小影印），和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国图所藏刻本（影印）。后者封面和版权页的标注是“〔明〕耿定向纂，〔清〕耿应昌补”。与上述诸目录所记皆不合。关于该志的著者，两书内页的记录是一致的，即：
署名提到七个人，即：耿定向、耿定力、耿汝忞、耿应昌、耿应舆、萧恒、赵应瓒；此外，还有“合邑绅紟”和“通邑耆老”。 那么，这些人都参与了《黄安初乘》的编撰、校订或刻印工作吗？参与该志编撰校刻的还有其他人吗？该志究竟修了几次，补了几次，刻了几次？修、校、补、刻的先后次序是怎样的？续、补之时，内容有何增删？笔者根据手头不多的资料，尝试作一点梳理分析。
一．《黄安初乘》的始纂者、纂修原则和主要内容 《黄安初乘》创自耿定向，这是没有疑义也没有争议的。耿定向自作年谱载：
此指万历十一年（1583）。万历八年春，耿定向之父耿金去世，是年八月，他依例辞福建巡抚任，回黄安守制。按例，丁忧27个月即可除服，万历十年秋，两台奏服阙，但耿定向在家一直待到万历十二年春。自十一年正月起，多人奏荐，以次年三月起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他在丁忧及乡居期间，完成了县志的草创工作。无论对黄安县而言，还是对他自己，这都是一件大事。 耿定向创修的《黄安初乘》颇简略，其自序说“《初乘》凡二卷，为篇十有三”，一共才两卷十三篇，的确有点单薄。耿定向自序中对纂修原则、内容、次序作了说明：“创画溯始也。规建重劳也。封域正彊也。山川胪列，物产赜陈。惟赋与役，民命攸存。寄我民命，厥惟司牧，故详牧秩。维兹牧职，化教为先，故次学校。学校育材，选举罗之，故次选举。选举得人，风俗乃美，故次风俗。维风振俗，莫大乎章善，故次景贤、次壶懿。彰往诏来，畴垂罔刊，惟文足耳，故文徴终焉。”不仅介绍了纲目次序，而且说明了如此排列的理由，亦即各篇之间的逻辑联系。该志之所以如此简略，原因或有二端：一者如《初乘》序者、学使王圻所侈言：
一者安邑新建，载籍奇缺，无所假借，《初乘》之材料，或亲采于山川，或得之于父老，但道路不便，无暇详考耳。或曰《初乘》多摭取于《麻城县志》，但存世麻城旧志，最早者亦在《初乘》始纂之后，不知此前尚有否。
二．《黄安初乘》的增补人、校订人及先后经过 《黄安初乘》只能重修或增删，而不宜续修，此由其名称所决定。《韵会》：“乘者，载也，取载事为名。《孟子》'晋之乘’。……今宗谱曰'家乘’，义与'史乘’通。”所谓初乘，即最初的县志，如有续修，则宜更名。后来所续修者，俱名为《黄安县志》。 周家栋《重修初乘原序》（按标题中的“原”字当为后来者所加，下同）中并未说明自己作了增补，但从影印本中出现的“隆之补”字样，可以肯定他作过增补，而且他可能是最早的增补者。周家栋（生卒年不详），字隆之，号鹤阳，太仙乡太平里人。万历十六年（1588）举人，次年成进士。
（摘自同治《黄安县志》）他增补初乘，时在万历三十年（1602）或之前不久（详下文）。 《初乘》署名中有“叔台耿定力子健辑，耿汝忞补”，是为第二次辑补。耿定力（1541-1607），字子健，定向季弟。隆庆五年（1571）进士。“授工部主事，出守成都。迁按察司副使，督闽学，首录蔡清、陈真晟后裔，以示风向。累迁南佥都御史，督操江。疏言榷使罔利薮奸，已复上疏，极言中使之害。累官南兵部侍郎，卒赠尚书。生平学问以求仁为宗，以与人为善为体，真修实诣，超然自得。”耿汝忞，耿定力之子，字克励，生于万历五年（1577）。万历四十三年（1615）乡试中式。“少颖敏，好读书，偶一寓目，终身辄不忘。喜端坐，牙签玉轴，陈设架阁，触手抽观，无不如意。为人清净寡欲，不狎女色，慷以古人自命。与人交，温语霁色，至大义所关，又森若冰霜不可犯。”……屡次会试不第，“与焦弱侯、艾千子诸名家论文赋诗，五云、天台间游屐登临，兴复不浅。中怀旷达，家用事琐屑概置不问。有《春秋悯渡》行世”。
“耿定力辑”，此所谓辑，或为加工整理，或为搜辑散佚。那么其时《黄安初乘》是否已经散佚或者残缺？耿定向在世时，该志应该是完整的，无须搜辑。耿定向比定力年长十七岁。他去世时（1596），定力五十五岁，11年后，耿定力亦谢世。设若耿定力搜辑兄长遗书，大约在这11年内。《初乘》纂成时间不长就散佚了，似乎不太可能。因此，他应该是对兄长初纂的县志作进一步的整理，或偶有增删。耿汝忞可能在父亲辑补的基础上又作了若干增补。 第三次校补可能是耿应昌、耿应舆兄弟。萧恒《重刻黄安初乘叙》（同治县志作《增修初乘原序》）：
此所谓公府先生，就是耿应昌，康熙初年刊刻《初乘》的主事者。耿应昌（1595—1673），字公府，号从台。耿定向独子耿汝愚之长子。由恩荫任刑部主事。他在刑部时，慨厂卫之弊，上《在刑言刑疏》，降上林苑丞。历任户部主事。“复以前疏除广西布政司照磨。值广西猺叛，全省震动。公挺自抚之，瑶悦服……事闻，升云南楚雄通判。时崇祯十五年也。”后因“流寇板荡，公解组家居”。乡居期间，“贼袭城屠寨，本地兵自相杀夺。公于是为保境安民计，团乡为四十八会，寓兵于农而约束之。贼至有备，无敢凌暴，公之力也。”“本朝定鼎，分遣众居城，山贼复发，蚁聚困城。公百计捍御，城赖以保。大兵驻剿，公招抚，阴活之凡数千百人。贼平，奉旨原官候用，公不赴而隐。”耿定昌当明清鼎革之际，仕宦未宁，解组返乡，又遇黄安地方义军四起，遂组织地方武装保境安民。耿应昌对祖父草创之县志作了增补，具体内容不详。据清顺治间名臣曹本荣《专祠讲会序》，在入清后，耿应昌还尽己之力，促成续修耿公祠之举，可谓能世其家者。
根据《初乘》内的标示，耿应昌和耿应舆都是参与“校”，但据萧恒所言，则耿氏兄弟似乎不仅是校订原著，而且有所增补。耿应舆是耿应昌的异母弟（生卒年不详），字公明，荫监生，历任刑部郎中。“为人倜傥好奇，多大志。……公痛本县南粮转运维艰，谋永远改折便民。方就绪，而公殁，时年三十有四。”耿应舆英年早殁，是否与其兄一道参与校补《初乘》，无从考究。 耿汝忞、耿应昌、耿应舆三人俱入《黄安县志》传记之“名贤”类，然而其传记或族谱中的家传（行状）均未提及参与《初乘》修续之事，这让笔者感到有点意外。 可能还有第四次校补，由耿应昌主持，时在康熙四年付刻之前。然而此次有无校改或增删，即使耿应昌本人也未作明确说明。至于“合邑绅紟重校，通邑耆老再订”，当然是在三刊之前，但究竟是在耿应昌校补之后又启动了一次较大的重校和再订工程，还是与耿应昌之校补几乎同时进行，则难以考索；抑或并无其事，仅为虚文，亦并非没有可能，写上“合邑绅衿、通邑耆老”，只是为了表明其增补修饰得到了公议的认可。 《初乘》内有一处明显的讹误。其“规建”篇“天窝山房”条下云：“县南二十里，巡抚赵公贤、巡按舒公应鳌为余建，少宗伯淮海孙应鳌记。”这条信息应该源自孙应鳌之《天窝书院颂》，原文是：“……乃有台使汝泉赵子、念庭舒子下令邑吏备材鸠工，创楹建阁，……匪以侈览观、恣恬嬉，实因表贤哲、咨来学”。（事详拙文《黄安书院志》）汝泉赵子即赵贤，巡按舒公其实是舒念庭，该志将孙应鳌与舒念庭之名混为一谈。若为耿定向自记，绝不可能出现如此低级讹误。而且，天窝书院在五云山间，耿定向自作年谱中，多次提到五云山，但从未言及天窝书院。因此，《初乘》中关于天窝书院的介绍，当为后来增补，但不知是何人手笔。
三．《黄安初乘》的刊刻、印行次数及经过 耿定向编成《黄安初乘》之后，由何人于何时付刻呢？ 与手抄本《黄安初乘》相比，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国图所藏刻本多了两篇序言，一是县令萧恒所作《重刻黄安初乘叙》，一是耿应昌所作《四刊黄安初乘跋》，二者文字皆为手迹刻板，当是作者亲笔。耿之跋文对该志刻印经过有较详细说明：
关于萧恒，《黄安县志》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本卷八《职官表》载其顺治十五年任，“陕西三原人，进士，有传”。（而志中实无其传）又载：康熙三年，“恒迁四川邛州”。如此而已。《陕西通志》载：“（萧恒）字月如，陕西三原人。顺治壬辰（9/1652）进士。授安福令，邑田水冲沙壅，多虚粮，恒力请直指题减粮额千余石，至今赖之。迁卬（按：应为邛）州知州。”其实萧恒还是清顺治八年辛卯科陕西乡试解元，次年联捷成进士。关于萧恒生平仕历的记载，竟将其在黄经历漏掉了，而他在黄安任职达六年之久（1658—1664），此一疏漏，实不应该。 耿应昌述及赵应瓒，仅“荆南广文”四字。荆南，指荆州或泛指南方；广文，一般指儒学教官，亦为对儒士的尊称。那么赵应瓒是否任职于黄安儒学，代表官方参与《初乘》的校刊呢？查康熙、同治二种《黄安县志》，教谕、训导中皆不见其名，则赵可能是县府幕僚或者其他临聘人员。
据耿应昌所言，耿定向纂成《初乘》后即已付刻，因为周鹤阳是“再刊”。万历十六年（1588），时任黄安县令邓应祈作《黄安初乘序》：
根据邓应祈的说法，《初乘》创于耿定向，而成于余令。余令指余相，浙江会稽举人，万历十一年（1583）任。依前引各书目的记载，此次成书当是在万历十三年（1586），即耿定向“书草《黄安初乘》成”两年之后。 此所谓“成”，是命人整理抄录成书，还是雕板梓行呢？按耿应昌的说法当是刻印，而据周家栋之文意，则当时似并未付刻。万历壬寅（30/1602）岁仲夏，周家栋作《重修初乘原序》，其中说：
周家栋自陈与耿氏有通家之好，“余父伯并游先生之门，与先生诸仲左提右挈以辟草莱”。两家关系密切，且耿定向为周家栋之父执，故耿纂成《初乘》后，将书稿寄给周，希望其能予付刻。但周家栋时在越任县令（临海令）任上，公务繁忙，无暇顾及。耿定向去世七年后，周家栋在浙江监察御史任上刊刻《初乘》，以完成先辈遗愿，正如延陵挂剑之意。可知耿定向始纂之志，当年并未付梓。周刊刻《初乘》，是在巡阅两浙之时，非任“畿内学使”之际（他任监察御史督学京畿是在其后），耿应昌跋中所言指其最高职任，这也是旧时惯例。 黄安旧志中还有金学曾的《重修初乘原序》：
此序同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 金学曾(生卒年未详)，字子鲁，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工部主事，历郎中，改礼部主事，出为湖广督学。后任福建巡抚，期间试种番薯成功，下令推广种植以度饥荒，时人称番薯为“金薯”。善草书，著有《海外新传》。福州市建有先薯亭，以纪念他和自吕宋(今菲律宾)引种番薯的华侨陈振龙。金学任湖广督学时，曾与郭正域、任家相、梅开先三位举人同登黄鹤楼（三人后来皆有名于时，其中郭、梅中进士，郭正域曾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任家相则曾作《黄鹤楼赋》，并补辑《黄鹤楼集》）。金学曾有七律纪其事云：
金学曾督学湖广，校士时拔周家栋于群生之中，二人有师弟之谊，金的序言说得明白，耿定向纂初乘，周家栋付梓，这自然是周提供的信息。周家栋和金学曾的序言都明确记述是周“梓其书”，而邓应祈的序言则相对含混，两相比较，周之言应该是可信的，是他，首次将《初乘》付刻。 又越数十年而《初乘》残缺。耿应昌与其弟应舆以祖父之余荫，分任户部、刑部主事，二人协力重刊，是为第二次。 第三次刊刻（耿应昌谓为第四次），是耿应昌主持，赵应瓒参与。萧恒《重刻黄安初乘叙》（同治县志作《增修初乘原序》）：
这话令人疑惑，“虑此书之不寿诸梨枣而失其传”，如果是刻本，有刻板在，可以重印，不致失传。莫非他所“出入怀袖”的不是刻本而是抄本？萧恒应耿定昌之请作序，时在“康熙四年乙巳岁（1665）中和节之后一日”，其时他已奉命“移守临邛，更逢错节”，“西行有日”。中和节为农历二月初一，萧恒自署为“新安长关中萧恒”，此“新安”指黄安，新安长即黄安县令，则其时他尚在黄安任上，可能处于候代之际，则康熙志《职官表》中关于他离任时间的记载是不准确的。同表又载，康熙四年县令是张一跃，为北直隶乐亭贡士。则萧恒与继任者张一跃办理交接当在是年二月之后不久。 《黄安初乘》的署名中有“新安长关中萧恒重刊，耿应昌（公府）、赵应瓒（鬯卤）四刊”这样的表述，这会使读者以为，萧恒主持重刊，耿氏兄弟主持四刊，两次刊刻主事者不同，时间也有先有后。而根据萧恒所作序言和耿应昌所作跋文，可以认定是耿应昌主持《黄安初乘》的刊刻，萧恒只是为之作序，可见该志的署名是不准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 看了以上所述，读者或许会有疑问：《黄安初乘》作为县志，为什么主持校、补、刻印的不是官府而是以耿氏族人为主体呢？须知《黄安初乘》不同于一般官修志书，它是耿定向以私人身份创修的著作，与常璩纂《华阳国志》、刘廷锡纂《潍县志》类似，因此，由其师友子弟主持校刻是很正常的，而其后的《黄安县志》，虽亦有耿氏子弟参与其事，但都是官修志书，性质有所不同。
四．《黄安初乘》的内容变化 《黄安初乘》由耿定向编撰，其记事下限，应该是其身故之前，但我们所见到的《初乘》，除了有对耿定向在世之时搜辑内容的补充订正（其中一部分补订内容无法考其作者），还有他去世之后年代的若干资料，这也是该志的特别之处。那么，哪些内容是在耿定向身后增补（或亦有删减），增补文字又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前面提到，有增补文字出自周家栋之手，如其书卷二《规建》：“隆庆四年宪司于治东之南……万历元年分司于治东”。其后有一“补”字，以圆圈标示，续小字云：“然邑僻，上官按节者岁甚简，不廿年而垣舍颓败，鞠为荒草。前令某请于当事者废之。至西蜀李令文芳以价为筑城费云。隆之增。”李文芳，四川绵州进士，万历二十三年（1595）莅任，“强毅严明，民不敢犯，而清赋籍、节夫马尤传颂不衰”，邑人士立祠东郊以祀之。周家栋之增补并刻印初乘，在万历三十年，因此补入了李文芳在任时将宪司之分司地基卖掉以补筑城费之事。该志中注“补”字及增补文字尚有不少，但署“隆之”者寥寥，可见其他增补内容为耿汝忞、耿应昌诸人所为。 增补内容既有在原文后的续补或说明文字，也有完整的篇章，但凡所涉人事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是年耿定向去世）之后者，均为他人增入。如《牧秩》篇中关于胡尚质、王世臣、萧恒等知县和梁汝奇、陈思隆等簿尉的仕历记载，《景贤》篇中曹本荣的《专祠会讲序》、耿应昌的《在刑言刑疏》、《文徴》篇中的《赠户部尚书耿定向太子少保谥恭简诰命》，皆为后来增入。单于《初乘》而言，这是不妥当的，原因前已述及。于志书而言，亦是不妥当的：当代人的文章不宜收录，耿定昌作为该志刻印者，其文章（跋文除外）更不宜收录。
又，《初乘》专设“景贤”篇。耿定向特别指出，其所谓贤，不同于苏子瞻所谓方山子之类“光黄间异人”，而是指孟子所称异人，“以其所以存心者足法天下传后世”。实际上记述的皆为当地名贤事迹，但体例不一：耿定向撰述者，如吴应树、詹同、邹来学诸人，皆黄安史上名流，他先述生平，后列事迹，再予评议，或加赞语；但其后又录有徐阶之《中宪静庵公神道碑》、王世贞之《通议鸣甫公神道碑》等文，本应归于文徴类。至于其中选录耿定向墓志铭和耿定力墓志铭，则不仅归类不妥，且于体例未合，原因如前所述。 《初乘》之末，附有一篇文章，题曰“纪邑始”，署名周家栋，为其所作无疑，增入时间当是他刊刻《初乘》之际。该文没有出现在目录中，也不属“文徴”卷，在正文标示篇名（类别）之处，标示的是“纪邑”。这就是说，它不属于正文，可它也不是后记或者跋文，我们不妨将其看作是该志的“附录”。 《纪邑始》讲的是什么呢？该文约一千三百字，讲述的是作者得之于父祖和自己亲身经历的黄安建县之前的事。耿定向诸人之所千方百计要在黄安地方创建县治，自为一区，是因为其地当麻城、黄冈、黄陂三县之界，离三邑县治辽远，盗贼充斥，岁无宁日，官难管治，民受其害。周家栋此文，记载了黄安建县前盗匪横行的若干故事，他不讲盗贼“舞搠刳婴、伏尸熸舍”之事，因为这是“盗之本业”而人不奇，讲的是诸盗魁让人称奇之行径。例如：
陈某为大盗，其劫财杀人则着道士服，且“列械鼓吹为向导”，自己身披彩衣殿后，那模样和架式，出人想象之外。
周氏某族人之家，仅有几两银子，是辛辛苦苦积下的血汗钱，却被盗贼盯上，玩了一个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的把戏，其场景极富画面感。 周家栋一共讲了十个故事，个个精彩（拟另文记述），从中可见盗匪之狡诈猖狂，亦可见建县之际当地民风之恶劣浇薄。这也就愈见创县设治之重要与必要。作者最后感慨道：“乃今萑苻之鼓不鸣，剑盗之犊被野，家诗书而户礼乐者，伊谁之赐哉？以是而思，耿恭简先生之建邑，其功即与吾邑相终始可矣！”落脚点还是宣扬耿定向的功德，此可见耿公之托付得人。 存世的《黄安初乘》，已非全本，《选举》篇残缺，只馀第十、第十二叶，《景贤》篇下缺第五十九叶。 癸卯岁谷雨前一日记于余梦楼。
特别提示：“故乡读书会”公众号文章，非经同意，不得转载。 ——更多原创，欢迎阅读—— 感谢阅读，欢迎留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