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出生在大码头村一个李姓贫苦的农民家庭。我没有见过外祖父和外祖母的面，他们很早就去世了。从姑姥姥的嘴里我知道外祖父不识字，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却爱讲三国。就连那些说大鼓书的艺人，也非常佩服外祖父惊人的记忆力和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能力。外祖母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只知道缝补浆洗，帮外祖父料理家务。母亲三岁就离开自己家，跟姑姥姥在一起生活。姑姥姥十四岁就嫁给了本村一户张姓人家。过门没有几天，丈夫就病故了。不久，公公婆婆也都相继过世，抛下了祖母和一个未成年的小叔子。为了排解孤寂之苦，就收养了自己的侄女。过了不到一年，祖母也撒手人寰。姑姥姥就与三姥爷、母亲三人相依为命，苦苦支撑着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姑姥姥从十四岁就守寡，一直守了六十年，含辛茹苦，硬是把三姥爷和母亲养大成人。大概是长期的寡居，养成了内向的性格，抑或是无法排解心中的苦闷，姑姥姥除了麦收秋种一些农事外，从不与外打交道，整天待在家编苇蓆，还学会了抽烟。白天趴在地上编蓆，夜晚叼着大烟袋抽烟。心中所有的苦寂和郁闷都随着烟雾消失在长长的夜空里。母亲七岁时就在姑姥姥的调教下学编苇蓆，学会了编蓆，也学会了抽烟。母亲编蓆编得非常快，也非常好。别人一天编不了一张，而她一天能编两张。母亲编蓆犹如舞台上的天女散花，手里牵着长长的蔑子，穿插飞舞，迭三压四，不一会儿就编好了一张苇蓆。每逢这时，母亲就会盘腿坐在火炕上抽着老旱烟，瞇着眼，瞅着自己编的苇蓆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母亲编的苇蓆种类繁多，有五尺x七尺长方形的，有五尺x五尺方形的；有炕上的贴壁蓆，也有挂在门上的门帘蓆；还有大大小小的箥箩、苇蓆，花色纹饰各异，煞是漂亮。姑姥姥将自己和母亲编的苇蓆拿到集市上卖掉，就能换回一些粮食、蔬菜，加上地里一些微薄收入，维持着一家三口的生计。母亲和父亲结婚后，生了我们姐弟三个孩子。从我记事起，父亲在外地工作，不常回家，二姐六岁便被六叔、六婶收养了。家中只有母亲带着大姐和我过日子。一个女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母亲已经过惯了那种苦日子，一直靠着苇编营生，维持着一家三口半饥半饱的生活。天还没有亮，母亲就把大姐和我喊起来，去村里不远的碾蔑场上碾压蔑子。母亲撑杆子，大姐和我一左一右推碌碡。母亲的脚太小，场子又冻又滑，母亲摇摇晃晃，总也站不稳。三个人拽着碌碡，就像拽命一样，碌碡滚来滚去，不停地碾压蔑子。那碌碡冰凉冰凉的，把大姐和我的手都冻僵了，但母亲依旧不让我姐弟俩歇一歇，把蔑子碾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两大捆蔑子碾完。鸡叫了，天亮了，我和大姐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吃过早饭，母亲开始编蓆，大姐扒蔑子，我匆匆忙忙上学去了。中午放学回家时，母亲的苇蓆已经编好，而大姐的蔑子却总也扒不完。母亲让我帮大姐扒一会儿蔑子，直到扒完才能吃饭。母亲编蓆总是编半张就停下来，点上一支烟便到邻居家串门子去了，四邻八舍串一阵再回家编好那张蓆。有时，她串门子串得很远，大半天不回来。我和大姐在大街上大呼小叫，喊她回家吃饭，也不见应声，真是急煞人。但母亲回家后，就是不吃饭也得先把那张苇蓆编完。
到了晚上，土炕上点一盏豆油灯，母亲和大姐一人一架纺车，在微弱的灯光下，不停地摇动着纺车，“吱吱”地纺线。母亲也不让我闲着，而是让我去扒蔑子。扒蔑子实在不是个好活，一大捆蔑子要一根根抽出来，再把叶子一片片扒掉，总也抽不尽，扒不完。蔑子上带着冰渣子，扎得满手都是刺，手指冻得像冰棍，又麻又痛，叫苦不迭，但是母亲非要我扒完蔑子才能睡觉。每当这时，大姐就停下纺车，帮我扒蔑子。在大姐的帮助下，很快就把蔑子扒完了。我急忙脱掉衣服，钻进了被窝。而母亲和大姐却仍旧转动着纺车，不停地纺线。灯碗里的火苗一闪一闪地跳动着，那“吱吱”的纺车声就像是催眠曲，伴我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而又性情直爽的人。不管是街坊邻居，还是外来客商，遇到困难，她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帮助、周济。记得有一年冬天，村里来了一对讨饭的母女，冒着大雪沿街乞讨。天黑了，街上空无一人，母女俩又冻又饿，无处过夜。母亲就把这娘俩领回家，做好面条，熬好姜汤，让她们吃饱喝足，并腾出火炕，拿出被褥，收留了她们。后来这一对母女与我们家成了走的比亲戚还近的朋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二伯父一家去闯关东只留下二哥一个人在家。母亲便将二哥领回家，一家人节衣缩食，也让二哥吃饱穿暖，又操持着给二哥说上媳妇，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母亲常说:“亲顾，亲顾，再苦再穷也不能不顾亲情，宁愿挤了脚，也不能让鞋走了样。”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别人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经常给这家送米，送面，为那家赠衣，赠物。谁家盖屋打墙，婚丧嫁娶，孩生日，娘满月，她都去帮忙送礼，出面张罗。就连那些夫妻吵架，婆媳拌嘴的琐碎小事，她也去劝解调停，非得弄个谁是谁非，明明白白。直到烟消云散，破啼为笑。
母亲自小跟着姑姥姥长大，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受尽了人生磨难，经历过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内心变得非常强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她都能坦然地去面对，顽强地挺过去。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开办集体食堂。家里的锅都砸烂了填到土炉子里去了，粮食也要全部交到集体食堂去，不准留一粒。母亲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把一口铁锅和一瓮粮食藏起来，以备饥荒。58年粮食大丰收，可人为地糟蹋了许多粮食，导致了增产不增收。不久，集体食堂也办不下去解散了。多亏了母亲藏的那一口铁锅和一瓮粮食，才使全家人度过了难关。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父亲远在外地，敬老院解散后姑姥姥也回了我们家，母亲独自支撑着四口之家。村里好多人家已经揭不开锅了，就连野菜、树皮、草根也都吃光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人们都患了水肿病，村子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为了填饱肚子，我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掉了，就连姑姥姥的寿衣、寿棺，大姐的嫁妆也都换成地瓜干塞进了饥饿的肚腹内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家里又揭不开锅了，饿得我又哭了，姑姥姥搂着我直掉眼泪，母亲也无计可施，一家人彻底绝望了。姑姥姥要卖掉自己的老宅子，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可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姑姥姥说:“都到这个时候了，顾不了别的啦，还是先顾命吧！”于是就卖掉了姑姥姥的老宅子，换回了一些玉米、地瓜干，一家人才熬过了那个最艰难的春天。母亲非常节俭，一分钱也要掰开用，她常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卖掉了姑姥姥的老宅子，加上母亲外出编蓆换来的粮食，我想，总可以吃一顿饱饭了。可是母亲总是用一点点玉米面掺上好多野菜和谷糠蒸了窝头让我吃。那窝头又黑又硬，真是难以下咽。特别是用玉米骨头和谷糠攥的团子，把喉咙都刮破了，吃下去肚子胀得厉害，好多天不能大便，难受极啦，而母亲却把地瓜干面烫了蒸成萝卜馅的大包子，拿到集市上卖掉，再买回更多的地瓜干。多亏了母亲的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总算让一家人活了下来。岁月的艰辛，生活的磨难，独自支撑家庭的责任和习惯，既磨炼了母亲宁折不弯的性格，也养成了她很强的自我意识和说一不二的家长作风。有时甚至固执的让人不可理解，无法接受。而父亲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母亲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二人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互不相让。姑姥姥在的时候，有她老人家的劝说，母亲和父亲吵得还差一些，姑姥姥去世后二人就毫无顾忌了。动不动就吵得不可开交，一吵起来，十天半个月不会停歇。有时把门一锁，将全家撵出来，让一家人跟着受罪。作为儿女，说又不能说，劝也劝不动，实不为争啥抢啥，不论是非曲直，就为一句话就吵得天昏地暗，全家不安。母亲和父亲吵了一辈子架，到老也闹得不可收拾。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父亲去世。父亲去世后，母亲少了一个与她吵架的人，生活中似乎缺了点什么，一天到晚沉默不语。好在有我儿子和女儿陪着她，与她嬉笑打闹，总算是有些宽慰。二十世纪末，由于工作调动，全家从老家搬到了东营，祖孙三代住在仅有二室一厅50平米的小楼上。母亲与女儿住一个房间，我与妻子住一个房间，儿子只好住在客厅里。
这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可总也闲不住。不是和邻居郭大婶去帮街上小商贩卖小吃，就是与堂姑母到野外挖野菜，还经常拔一些绊子草，绑成一个个小炊帚，再分送给楼上楼下的邻里们。哪家夫妻外出，就把孩子送到我家，母亲和妻子都会悉心照看。母亲也因此受到邻居们的爱戴和尊敬。大家都亲切地喊她“大娘”，孩子们喊她“小脚奶奶”。是的，母亲已经习惯了农村那种与四邻和睦相处的日子，这似乎与城里住楼老死不相往来有点格格不入，有时还遭人白眼，但是母亲并不在乎，依旧是热心地去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也正是因为母亲的长期坚持，使得我们楼上楼下，前前后后都非常团结和谐。每逢过年过节，大家都会聚到一起，各家的老人、孩子热热闹闹，尽情地享受着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儿子结婚后，我们全家又从“三村”搬到了"辽河小区"一个60平米的房子里，家里宽敞多了，又按上了电话，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记得一天夜里，儿媳妇临产去了医院，母亲不睡觉，一直守在电话旁，催促她好几遍也不上床休息。当从电话里得知小孙子出生，母亲就把一家人喊起来，又是烧香，又是磕头，高兴地嘟嚷着:“我有重孙子啦!我有了重孙子啦!都是我熬得呀!”难怪“四世同堂”对一位九旬老人来说，那是她梦寐以求的事啊!那一年我们家喜事连连，我50岁被破格提拔为东营市图书馆馆长，得了小孙子，分了新房子，女儿的工作也有了着落，家有九旬老母，妻子被评为社区的好媳妇，母亲整天乐乐得合不上嘴，一家人过得非常舒心谁也没有料到，2002年4月20日一场横祸自天而降，我突然患了不治之症——胃癌。五个半小时的手术，将我的胃脾全都切除了。出院后，我突然发现，仅仅几天功夫，母亲似乎更加苍老了。头发已经全白了，腰弓得几乎与弯曲的老腿对接起来，浑浊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青筋暴凸的双手捧着饭碗颤微微地送到我的面前，喊着我的乳名说:“儿子，五谷杂粮治百病，只要你能吃饭，什么病咱也不怕!”望着母亲那苍老而又憔悴的面容，瞅着母亲那渴望而又急切的目光，我接过饭碗艰难地吃下去。化疗期间，药物反应厉害，呕吐不止，痛不欲生，母亲鼓励我不想吃，也要吃。我是吃了吐，吐了再吃，硬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在母亲与妻子的照料下，我的身体慢慢地恢复，化疗后掉光的头发又长出来了，瘦削的脸上似乎有了肉。清晨、傍晚我领着小孙子在楼前的小广场上打拳、舞剑，母亲站在一边望着我和小孙子，阴沉了一年多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因为我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对老母亲的打击，母亲突然病倒了。先是两只手不听使唤，怎么也点不着烟了，只好把烟戒了。后来衣服自己不能穿，筷子也不能拿，只得妻子来喂。有一天，她从沙发上溜下来，腿不能走路了。妻子和大姐把她送到医院拍片、照相、作磁共振，检查后均无损伤，可她再也站不起来了。就这样，母亲在床上躺了三年，妻子也喂了她三年。2004年又是那个可怕的4月20日，夜里我朦朦胧胧地睡着了。突然，一阵急促的心跳将我惊醒了，猛地爬起来，踉跄着来到母亲床前。母亲已经不行了，她紧紧地攥着我和妻子手，却喊着:“姑，姑!我来啦!”不一会儿就慢慢地松开了双手。母亲就这样走了，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活到九十岁，也算是高寿了。但是如果没有我那场大病，也许她还能多活几年。娘啊娘，您是用自己的老命换回了儿子的生命!这是不孝儿子我的罪过呀!母亲走后两三年中，我总也睡不好觉，眼前老是浮现着她坐在凉地上抽蔑子编蓆的影子，还有她踮着小脚撑杆子摇摇晃晃碾蔑子的样子，每当走进她住的房间，老是觉得她还睡在床上，等我扶起来给她喂饭。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那年清明节给她和父亲立碑之后。父母的墓碑是汉白玉的，正面是何冠麟先生题写的“懿范千古”，背面是我撰写的碑文，字里行间渗透着我对父母的崇敬和感恩。我跪在碑前，声泪俱下地读完了那篇祭父母文，所有的愧疚、感念都融于栖息父母、给我生命和尊严的那一抔黝黑的泥土中。
愿天国里的父母保持自己固有的质朴与倔强，少一点苛求与任性，多一点隐忍与包容，英灵不昧，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