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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去來兮辭》——與官場的決裂書 淵明在405年三月使都歸來之後，應當是隱居在園田居的。至於淵明何以看不慣也無法習慣官場中的生活，則顯然與他酷愛自由、聽任自然的本懷有關。自然，其間也不無仕途險惡的因素，詩中的「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兩句，就非常明顯地道出了他對官差的種種怨恨，自然也昭示了其中的不自由與官場人際間的凶險性。淵明歸隱後不久，在當年作《歸去來兮辭》，在這篇作品中，淵明告訴了我們：他做彭澤令這個小官的起迄時間是「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1]，那麼，我們假定淵明是在義熙元年四月歸隱的話，則到他出仕彭澤令，其間仍有五個月的時間在園田居。 但令人費解的是淵明從404年到405年的出仕，前後雖然有些斷續，但也將近一年，他爲何家境一下子就那樣快地窮困了呢？雖然這與淵明不會經紀家財有關，或者還與他爲官清廉有關，但也斷不至於貧窮得那麼快呀？也許是淵明的官俸不多而又家口甚多，他在當年十一月又被迫出仕彭澤令了。對此，淵明在《歸去來兮辭》的《序言》裏說：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穉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2] 如果按照淵明這裏的交代，則他自建威參軍使都歸來，還有一個「見用於小邑」的枝節，僅僅因爲當時「風波未靜」，淵明「心憚遠役」的緣故，所以未去赴任。至於推薦者，在淵明的介紹中，有「家叔以余貧苦」之句，這個「家叔」顯然就是淵明在《孟府君傳》中所說的「淵明從父太常夔」[3]了。淵明是那樣地厭惡官場，但他卻又不得而已要去作官，其原因乃在於淵明家當時「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穉盈室，缾無儲粟」的緣故。今案：義熙元年，淵明年四十一，其長子陶儼年十二，陶俟十歲，陶份與陶佚九歲，陶佟七歲，至於家裏的女兒及其他家人丁就遑論了。像淵明這樣對家人和藹至親的人，面對一家老小的嗷嗷待哺，縱使作官再有違心的煎熬，他也斷不至於使家人餓死的，且根據淵明這個序言的介紹，他的出仕彭澤令純然是因爲家境的困窘。其實，還有一句「於時風波未靜」，似乎也給我們提供了某些線索，由於當年三月，討伐桓玄的戰爭曾多次發生在淵明的家鄉尋陽，這自然會給那里人民的生命財產會帶來嚴重的損失，給那裏的農業生產也勢必會造成嚴重的破壞，甚至還會致使當地產生饑荒。查《晉書·安帝紀》，義熙元年五月，有益州刺史司馬軌謀反，還有桓玄的部下桓亮、苻宏、刁預在湘州爲寇[4]，至於局部的戰爭，也就無法具體去統計了，這能說當時天下太平了嗎？由於政局未穩，加之大兵之後必然帶來饑荒，因而使得淵明儘管出仕了也難免家境貧窘。也由於淵明待家人是那樣地親善，他自然擔心到很遠的外地任官職會無法照顧到家人了。 如果說家境困窘是淵明此次出仕的直接原因，那麼「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也許也成了淵明再度出仕的次要原因了。從《五柳先生傳》可以知道，淵明「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他也許爲了滿足這一生活嗜好，只得委曲從事了。在蕭統的《陶淵明傳》及《宋書》、《晉書》等記載中，還附會有這樣一個故事：那就是淵明到任彭澤之後，「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足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5]這個故事是所有陶傳必載的了，但衹要我們稍與《歸去來兮辭序》一對照，就會發現其破綻來：淵明的到任彭澤分明是在仲秋之月（即農曆八月），此時正當秋收；淵明辭去彭澤令，時在十一月（即農曆十二月），時當冬令， 何來的「種秫」與「種秔」之爭？關於淵明的「性嗜酒」，那是淵明在自傳性文字《五柳先生傳》裏已經有了記載的，而好事者杜撰這個故事出來，也確實沒有考慮到時間上面的漏洞，故不堪我們多破。 誠然，淵明縱然再度出仕了彭澤，但他仍然覺得是很違心的。如我們上文所說，淵明的性格與品性似乎都不適合於作官，尤其是不適合在東晉末葉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裏作官。淵明也深知自己不是一塊作官的料，他很坦白地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因而他在官場裏便不無「飢凍雖切，違己交病」的發自內心的隱慟。而他當時之所以沒有立即辭官的原因，也僅僅在於「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他是在指望來年能夠從公田裏收穫一次，略有「缾儲」，就可以棄官歸家了。致使淵明這次彭澤令只做了八十天的直接原因是程氏妹的猝然去世，程氏妹與淵明之間的兄妹關係，我們在前面已經作了介紹，他們兄妹之間可以說是情同手足的。加之淵明的個性是非常重感情的，他想起了程氏妹此時的家境，他還能在彭澤的縣衙裏坐得下去嗎？你看：「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孤女，曷依曷恃？……」[6]衹要想起這個情景，淵明就不可能不摘下彭澤令的烏紗帽，而急忙跑到武昌去奔喪，以料理程氏妹的後事。由於個人的稟性所決定，加以家族中突發性事件的影響，使淵明這次的彭澤令僅僅做了八十天，而且他此後便終身不再出仕了。 淵明此次從彭澤辭歸，料理程氏妹的喪事確實是其直接的原因。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說載他赴任彭澤時，「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7]，在《歸去來兮辭序》中也說「猶望一稔」，是程氏妹的突然去世這個偶然的因素，加速了淵明結束他的仕宦生涯。淵明此次辭歸，寫下了著名的《歸去來兮辭》，這篇作品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茲將通篇鈔錄如下：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能（一本無「能」字）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8] 如果說淵明的自彭澤歸來，是意味著他對官場已經徹底地看破，也意味著他從此與官場永遠脫離的話，則《歸去來兮辭》一文也就意味著淵明在文學創作上，其審美理想與藝術風格都已經完全成熟了。《歸去來兮辭》是一種近乎騷體的文學樣式，其正文大體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描寫了詩人迫切歸來的心情及對田園生活的愜意，第二部分描寫歸來以後的生活方式及田園之樂，第三部分是對通篇的總結，表達了淵明不慕富貴、不求僊道、任運自然的人生理想。 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陶淵明的性格與資質只適合於做詩，而絕不適合於作官。在中國的官場上廝混，就必須具備那種弄虛作假、諛上欺下的品性，一句話，就是要利用一切虛偽的手段來掩飭自己，要能做出一切違背道德良心的事情，這樣纔可以混得下去。官場之此道，由來尚矣，且似乎在而今的專制制度裏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但作詩則不然，它要求詩人去掉一切功力觀念，去掉一切矯飾的偽裝，用一顆無垢染的淳淨的心來觀照世間的一切事物，這樣，世間萬物的本自具備的「美」的靈氣纔會顯現出來。也就因爲淵明「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他具備了詩人的才氣，因而他勢必也自然而然地具備了與官場相抵觸的情緒，同時也注定了他衹有棄官歸隱的唯一人生選擇。惟其如此，淵明一開篇就道出了「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何以要歸隱呢？那就是因爲「心爲形役」，即人的主體理念、主體精神卻成了人這個軀殼（客體）的奴隸，而主體的人格也在被動地給這個軀殼當差。因此，淵明悟到了他以往的出仕確實是在違心地從事，而且也無法挽回了，但那將來的日子還是可以迎頭趕上的。在這裏，淵明引用了《論語·微子》中的典故[9]，顯然，淵明對接輿的觀點是贊同的，這篇作品事實上也是他與政壇最終徹底分手的「宣言書」。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淵明過去總是想有所作爲，他也許還具有建功立業以光耀陶氏宗族的思想，而在他現在看來，那些思想顯然是非常錯誤的，因此他認定了棄官歸隱的這條道路，從而使他那被軀殼奴役的心靈得到徹底的自由。此時，詩人回到自己田園的心情是何等地迫切呀！你看：他在連夜趕路（宵逝），任那輕舟迅疾地在水上飄行，任夜風吹拂他的衣裳，他快到家門時天還沒有亮，於是便問路於行人。「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數句，便將淵明歸來後的歡欣與愜意之感作了生動的勾勒。詩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廬，他舉起酒杯自酌，靜觀那庭院裏大樹上的枝柯而感到莫大的欣慰。他有時倚靠在南窗邊吟詩抒懷，以寄托他那高傲的情志；他有時回過頭來審視自己狹窄的居室，也覺得非常地相安。詩人常在自己的園子裏散步，乃至日久而成趣；草廬雖然設有衡門，卻常常是關閉的，這也說明了詩人此後決意不再與世務交往了。詩人也可以常常拄杖在野外遛達、歇憩，他時時舉目遠望這塊自由的天地：那白雲從山洞裏悠然地飄了出來，雲朵在任運東西，多麼自由自在；而那些舉翮高翔的飛鳥，也因爲勞倦而往回飛了。這簡直是一幅清新美妙的圖畫，也正因爲其「無心」，故爾滲透在這幅圖畫中的審美理念則是空靈的、不可湊泊的，那是一種如鹽溶水的妙趣[10]，是一種剔透玲瓏的美妙境界。 在第二部分裏，詩人首先提出的就是謝絕交遊。因爲，在這近十三年中，淵明雖然不是一直在官場上，但他或隱或仕，多少結識了一些官場上的人物，而此時淵明已經決意隱居，他自然應當謝絕這些人的交往。事實上，在淵明彭澤歸來不久，東晉王朝就準備將淵明「徵著作郎」[11]，衹是淵明沒有赴任而已。這就是說，淵明已經厭棄官場以極，他打算徹底地擺脫這個污濁的處所，長期回到他所喜歡的田園這片自由的天地之中。他喜歡與親友在一起聊天，靜聽那些款款情真的話語；他喜歡在自己的屋子裏彈琴讀書，以排遣世間的鬱悶。倘若當地的農人告訴他春種的季節到了，他就準備到西疇去從事農業勞動；若在農閑時，詩人常常到深邃的山壑裏去遊覽，他爲此而不惜翻越崎嶇的山丘。此時，樹木正欣欣向榮地生長，泉水也在涓涓地流淌，詩人贊歎萬物的遇時，也在感歎他自身的行將年邁。 第三部分是對通篇的總結。詩人認爲：有限的人生（即有形的軀殼）寄托在這宇宙間畢竟沒有多久，何不放下追求功名事業之心，聽任自然（大化）規律而隨緣去留，而要終日遑遑不停地去追求什麼呢？在詩人看來，人生的富貴並非是他的意願，道家所宣揚的那種僊鄉也是不可期待的。足見，詩人此時已經不似青年期那樣地滿懷抱負，想幹一番事業了；同時他也不像當時因社會的動蕩而跑去求僊求道的那些人，他就這樣實在地、任運地對待自己的人生。可以想見，在東晉末葉那個動蕩不安的社會局勢下，必將致使社會風氣日下，當時士人的趨鶩名利、恬不知恥的狀況，我們在上文中提到了。但宦海沉浮，亂紛紛你方唱罷他登場，不少宦海中的失落者難免不終日惶恐不安；加之人生短暫，那些宦海失落的士子到神僊道法中去尋找寄托，這也應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們在上文中提到了王凝之，他就是一個五斗目道徒，還有劉遺民，他此時早已隱居廬山了，至於與淵明過從的周續之、張野等人，他們雖然沒有遁入神僊道法之中而參與了蓮社，這自然是他們的高明之處。面對隱退的士子的種種趨向，淵明選擇了他自己的道路，那就是走聽任自然、委運去留之路。因爲淵明的性格決定了他必須走這條路：他喜歡聽親友款款的情話，他喜歡在虛室中彈琴看書，他喜歡到田園裏漫步，他喜歡到深山裏休閑……他有時面對良辰美景，寧可一人盡情地去品味；若果遇上了農忙，他寧肯放下拄杖去地裏除草中耕；他有時登上東面的湖畔高地，在那裏放聲歌唱；他有時面對清澈的流泉，禁不住要縱情賦詩。他就這樣隨心所欲地駕馭著這個大化之舟，走完他的人生路程，他對於天數所賜給他的命運樂以處之，認爲沒有什麽是值得懷疑的。這就是淵明的生活方式，也是淵明的人生價值取向，更是淵明的審美理想的指向。淵明沒有在宗教信仰的驅遣下對人生的終極目標抱以執著地追求，他也不像那些蒼蠅趨臭的仕子們那樣在官場上傾軋，他根本就沒有給自己的人生確定一個特定的目標，而衹是一切聽任自然、隨心所欲，從而不使他自己的這一審美理想與人生價值取向有所改變。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討論過，淵明並沒有走上深山修習禪定的道路，他也沒有對任何宗教產生信仰，而他的詩文創作卻不期進入了禪機的化境。在這裏，我想重申，此篇的「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等景物描寫，何嘗又不是濃富禪趣的妙筆呢！這主要是在於淵明的「無心」，他無心仕宦、無心功利、也無心於生命的久暫，而這種「無心」之境界又與禪家的「無我」之境是那樣地冥合，故爾異曲同工。顯然，這裏的「無心」，與《飲酒》中的「心遠」、「遠我」等境界，也應當是無二無別、相得益彰的。清人吳調侯、吳楚材在《古文觀止》卷七中評論曰：「公罷彭澤令，歸賦此辭，高風逸調，東晉罕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田園之樂，真有實地受用處，非深於道者不能。」[12]若說淵明的「深於道」，這個「道」只可能是他個人的創造與專利，在任何宗教經典中恐怕都是找不到的，那就是任運自然、隨心所欲。 淵明從太元十八年的出仕，到義熙元年十一月的歸隱，前後共歷時十二、三年。在這一歷史時期內，儘管淵明出仕的時間絕不比歸隱的時間長，但他畢竟對於仕途、對於官場、對於東晉末葉那個風雨飄搖的政壇，都有了深刻的瞭解。淵明的徹底結束仕宦生涯，可以視爲他人生的第二個里程碑，這一時期不但是淵明清楚地認識政壇的階段，同時也是淵明的人生理想、審美尚好與藝術創作風格形成的階段。此期創作中的組詩《飲酒》與他徹底歸隱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也可以說是淵明一生創作中的兩塊豐碑，也是東晉一代、抑或是中國文壇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1] 參見《陶淵明集·歸去來兮辭》1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2] 參見《陶淵明集·歸去來兮辭》110頁～1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3] 參見《陶淵明集》10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4] 參見《晉書》卷十259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5]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2461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6] 參見《祭程氏妹文》，《陶淵明集》1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7] 參見《陶淵明集》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8] 參見《陶淵明集》1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9] 《論語·微子》說：「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參見《論語譯註》200頁，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10] 明人王驥德在《曲律·論用事》中說：「曲之佳處，不在用事，亦不在不用事。好用事，失之堆積；無用事，失之枯寂。……又有一等事，用在句中，令人不覺，如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鹹味，方是妙手。」參見《中國古代美學史資料選編》下冊161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11] 參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2462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 [12] 參見《古文觀止》下冊290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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