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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加勒比海地区的海盗很出名，有一个系列的电影就叫《加勒比海盗》，至今上演的已经有五部了，可能还有一部尚未完成拍摄。 一个地区盛产“盗”，恐怕不是好事，至少说明这个地区的多数人比较穷，“民穷则生盗”大概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只不过，加勒比海地区除了像海地、牙买加之类的穷国以外，也有一些地区富得流油，比如英属开曼群岛，又比如荷属和法属或美属加勒比地区，就像维尔京群岛等等，大致上来讲，就是那些没有完全独立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往往生活得都不错，而那些已经成为独立国家的地方，则基本上是比较穷困落后，甚至民不聊生。 在去年出版的《荷属加勒比海地区的自由平等》一书中，编纂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且发现，加勒比海地区的穷与富其实与当地知识精英的思考模式比较有关系。 具体来说，过去加勒比海地区的知识人，大致有两种思考和主张，一种认为，当地老百姓有对自由和尊严的争取渴望，这是宝贵的，但是这种对个体权利的追求，必须先汇入到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进程当中，才能获得成功，所以开展民族独立运动是重中之重，有这一种思考和主张的人可以称之为“汇入派”或“嵌入派”。 但是另外一派加勒比地区的知识精英则认为: We take another route, derived from Trouillot namely, that many among the enslaved were not necessarily interested in nesting their pursuit of liberty and equality in the nation-state logic of sovereignty. (大意:我们选择另外一种道路，其思想的指导来源则是特鲁约的理论，也就是说，很多被奴役者在追求平等和自由时，并无兴趣把他们对权利的追求嵌入进国家主权的逻辑当中)。 上述这类思考方式的知识精英大或许可以被称之为“区分派”，也就是说，把个体权利追求和主权追求从逻辑上区分开来了。 这里说的特鲁约是指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内陆的中信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他的《沉默的过去 ：权力与历史生产》。特鲁约作为在海地出生的人，虽然后来主要在美国教书和生活，但是对于加勒比海地区无疑还是保持着一种情怀。  当然，加勒比海地区“区分派”知识精英也不一定就是受特鲁约影响，因为他们的想法可以有很多思想来源，甚至稍微夸张一点说，这种想法就是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 比如顾亭林就曾经说:“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这句话后来被以讹传讹成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虽然他并不会有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概念，他说的国家和加勒比海地区“区分派”知识精英说的国家是两个概念，而且还补充了一个“天下兴亡”在后面，但是在中国文化中，这是把大的集合概念与小的个体概念做了明确的义务关系脱钩，也算是打通了彻悟的第一关。 实际上，或许可以说，加勒比海地区“区分派”知识精英不过是在顾亭林之后，打通了彻悟的第二关，即“天下”这一关。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顾亭林面对的是满清，如果用满清的“天下”替代汉民族的“天下”，就有低维度文明取代高维度文明的危险(这只是笼统的说，其实也不尽然，比如满族妇女就不缠足)。 但是，对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区分派”知识精英来讲，自己的原有“天下”可能才是低维度的，而人家的“天下”则更能带来个体的富裕与尊严，那么又何必死守着自己的“天下”不放呢？ 因为如果把人对生存质量的追求落实到底，就会发现，最终必然是要落实到一个个单一个体头上，而不是落实到一个大的集合概念上面，就好比海地，大概是世界上最穷的地方，从大的集合概念上面来讲，它是独立了，自由了，但是事实上，它那里的老百姓几乎都要吃土了，更遑论其他。 相反，荷属加勒比地区从大的集合概念上来讲，不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然而，与海地的老百姓相比，荷属加勒比地区的老百姓仿佛生活在天堂里，而前者就像生活在地狱中，这种巨大的现实落差恐怕足以说明: “汇入派”与“区分派”的思考，究竟哪一种更为可取。  备注一:顺祝读者朋友们周末快乐！周一恢复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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