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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担任第四师国民党党部的主委，但是党部具体由师政训处管理，关巩是第四师首任政训处主任。一九二八年前的政治部与一九二八年以后的政训处，在地位与功能上有何主要区别？在北伐期间，政工人员工作勤奋，亦即，中共的政工人员与国民党的政训人员不同，政训人员的主要关注的是考核部队是否可靠【关巩的首要任务是判断我们是否效忠蒋先生】，我们自然不让他进入经济委员会和人事委员会。 政训处仍然保存了政治部的组织形式，它下设宣传、组织、总务等科。它是否主要由黄埔毕业生充任？是的。【我同他们关系如何？我同他们没感情，我们把他们视为奉派来监视我们的，事实确实如此。】 第四师是否隶属于湖北各部队编遣特派员刘峙？编遣特派员刘峙拥有广泛的政治、军事权力，他甚至有权在有关绥靖事务上发布命令给湖北省政府主席。在第五绥靖区，他指挥第四师执行绥靖任务，我派遣了一个团到恩施清剿土匪。 一九二九年六月杪，我把职位移交李汉魂代理，未获蒋先生批准就离营上了庐山，那时蒋也在庐山。我是借口养病，以避免蒋先生的疑心。蒋先生离开庐山后，九月六日我才回营。 回到宜昌，第四师参谋处长邓定远收到前第四军参谋处长薛鍊一封来信，那时他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长钱大钧手下任职。邓和薛是江西同乡兼同学。薛鍊透露说，中央拟将我与钱大钧对调，但是钱大钧拒绝接任我的职位（很明显，中枢亟欲把我调离部队，从而控制第四师）。蒋先生信任钱大钧，也许钱大钧自知掌控不了第四师，所以不敢上任，也许他不在乎师长这一职位。 此时，我们收到黄琪翔以第四师南京留守处（李宗岳任处长）电码发来的电报，电文说「扬子江风云突变，请即离开」。很明显，黄琪翔听到了一些谣诼。（据谢膺白说：谣诼的源头是李汉魂。他擅杀胡谦，导致胡谦夫人向国府控告要李汉魂偿命。李心中不安，便散布谣言说李济深对第四军含恨入骨，坚请蒋藉北伐为名，将第四军置于最危险的一翼，利用张宗昌孙传芳的炮火来消灭第四军。倘若谢膺白所说确实无讹，则张发奎的第二次护党运动系受人误导。） 一九二九年九月八、九、十日我接连收到蒋先生来电，命令第四师开往陇海线讨伐冯玉祥。命令说，第四师至迟九月十八日要离开宜昌，把驻防任务移交给新一师师长曹万顺。冯玉祥的部队正驻扎在潼关、郑州和开封。按理，我们应被安排去汉口搭乘京汉路北上，那是最迅速也最直接的路径。但是，蒋先生命令我们开往浦口搭乘津浦列车北上。这引起我的疑虑。自广州起义以后，我学乖了，不会轻信别人。 而且，蒋先生指定我们三路进军。终于由于渡船的载量，我们能以一路、四路、五路或更多路行进，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被限制于三路呢？最终，蒋先生要我向他报告：我搭乘哪一条船，很明显，蒋先生想缴我的械。我感觉他要清除我，我的部下也察觉到这点，任何一位有军事头脑的人都悟出蒋先生一心想收拾我，尽管我们没有冒犯过他。我很忧虑，但我觉得不必害怕。我想去南京见蒋先生，但我部下的旅、团长期期以为不可。李汉魂、黄镇球、韩汉英强烈反对，他们担心我此行会遭遇大难。 几年后，杨杰（时任洛阳行营主任）告诉我，当时他对蒋先生说，其他人可能会接受这项命令，张发奎会抗命。 我在宜昌召集了团长以上的军官聚会三日，政训处组织了演剧以及其他娱乐。我跟同袍们讨论了我们面临的形势，一致认为不能束手待毙。倘若违抗蒋先生的命令，我们势必同中央军开战。有些军官主张开战，但多数人体认，此举无疑以卵击石。 我考虑到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加入陕西的冯玉祥部。【我们能要求汪精卫透过黄少谷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冯玉祥，黄是改组派成员，时任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同中将秘书长。】我们有几位同学在冯玉祥部。 冯玉祥部军官大多是行伍出身的，只有几个保定毕业生。军校学生不能忍受冯玉祥的伪善作风。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充分表现他的伪善。 我有一个同学曾在冯手下任参谋，他告诉我：有一次冯在开封召集会议，原定早上八点开会，冯迟到了半小时，乃宣称自己犯了过错，理应掴掌。于是，他下跪，自己打自己耳光，还左右轮着掴。所有在场官兵不得不跟着下跪，且自我掴掌。许多人不能容忍这类把戏。 第二个可能是入川。这一计划的长处是：中央军入川攻击我们甚不容易。在另一方面，民间俗谚道：「天下未乱川先乱，天下大定川未定。」我回忆起，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他的部众就是在四川被地方武装吞并的。其他人也遭遇过同样的命运。汪精卫的支持者刘文辉在川西，遗憾的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自省实力有限，无法在四川重生，倒可能被人家吞掉。 我们不敢接纳南进的主意——粤桂太遥远了。故我提议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我跟他是旧识。自一九二七年六月郑州会议以来，我见过冯玉祥没有？一九二九年初，我第二次旅日返回上海时见过他。他刚去过南京，邀我午餐。坦白讲，我们两人都不得意，这就成了好朋友。 我是否仍认为冯玉祥这个人不可信任？这无关宏旨。只要我确定他不会伤害我，可靠与否我不在乎。私人关系与政治关系是两码事。可是，我部下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反对我所提出的加入西北军的建议。 在绝望关头——无路可走之际，陈公侠奉俞作柏之命到访，俞作柏已经回到广西重任省主席。陈公侠是广西人氏，在第四军当过团长。他告诉我，俞作柏已决定反蒋，但尚未发难，因为他的部队不够强大，他希望我们去广西同他并肩作战，这样我们可以夺回广东。我们绝处逢生，大喜过望，就很快接受了这一建议，准备向广西进军。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日，我与团长以上军官通电倡导第二次护党运动。我自信蒋先生会接受我的三点要求——取消违法乱纪之三全大会，根本铲除一切恶化腐化势力。 敦请革命元勛（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吗？不。 「恶化腐化势力」系指哪些人？像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之流。坦白讲，如果蒋先生不着手「解决」第四师，我们是不会提出那些要求、不会起兵反蒋的。我们倡导第一次护党运动是为了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了支持汪精卫；虽然第二次护党运动肇因于蒋先生要「解决」我们，但仍使用「支持汪精卫」的招牌。然而汪精卫没有叫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发难只是为了求生存；当然，倘若汪精卫叫我采取行动，我一定服从他的命令。 我发电报给宋子文，提醒他，我俩曾约定：倘若平定桂系后汪精卫仍不能回国，我俩一起挂印辞职。我希望宋子文规劝蒋先生接受我们的建议。他没有答覆。 我又开始蓄须，并发誓：回不了广州，永不剃须！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五日我写信给唐生智，究竟我想从他那儿得到何种援助呢？我同唐生智一直合作愉快，我倡议第二次护党运动后，希望他也起兵反蒋。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曾是唐生智的下属，我希望唐生智告诫何键及其以往的下属诸如何键的女婿李觉（时任第八军十一师第六旅旅长）以及陶广（时任第四集团军第卅五军第三师师长）等，不要同我们开战。换言之，我希望唐生智劝说他们协助我们反蒋。 我扣押了师部政训处副主任侯志明以及他的十多名部下。我们允诺在广州之役——无论胜败后，便释放他们。政训处主任关巩怎么了？他在南京。我们任命自己的政工人员，把老弱病残打发回家。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七至十八日，我们渡江，在南岸的枝江县集合。我指挥的部队有多大的规模？三个旅加上一个教导团，战斗部队约有两万人，加上运输兵，总数约为两万八千人，每个连至少配备八个挑伕。 那时，中央积欠第四师几十万元的军饷，所幸我们的公积金已经超逾二百万元，其中多数是银元。我们把储金从银行提取出来。如果没有这一大笔钱，我就不能「护党」了。 骡队驮着我们的财富——包括这批银元——南下，经理处派了一个连护送。老百姓以为驮的是军火弹药。倘若我的部队不可靠，这笔巨款就会轻易失踪。每一个士兵都知道箱子里装着银元，但我的部下是忠实可靠的。凭借这笔巨款，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这支部队坚如磐石。士兵们深信我是公道直行，所以心甘情愿追随我，即使前程崎岖也毫不在乎，士气一直保持高昂。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枝江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击中了一艘「江靖」轮，上面搭载的正是来接替我师防务的曹万顺新编第一师之第一团。曹万顺搭乘另一艘轮船溯江而上（一年前，陈诚当过他的副手——第十一师副师长。此时陈诚已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一师师长）。 第一艘船上的官兵不知道我们已经通电反蒋，当我们命令他们停止前进时，他们拒绝了，还以为我们是土匪。我们开火后，他们就扯起了白旗。于是我们缴了三艘轮船三千八百人的械，取得了一批精良武器。搬不动的枪支，我们拔掉枪闩，一路行军一路抛弃，这是为了确保敌军不能使用这批枪支来追击我们。我们没法搬走那么多的武器。 我们有没有将这三个团的俘虏编入第四师？我们没有收编他们的战斗部队，因为他们来自敌营，不堪信任；另外，从哪里调军官来监管他们呢？但是，我们从俘虏中挑选身强力壮者充任「永久挑伕」，需要多少就用多少。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抛弃了许多东西，我甚至扔掉了我的帆布床。我们只带走金钱与军火。 我们怎样组建情报机构？由团部负责侦察，师部不再组织侦察队。只要条件许可，我们一路铺设电报线，要接许多线头。部队停下来休息时，我们的先遣与殿后单位就会切断电报线，将它联接到我军的电讯设备上，这样，我们各个单位之间就可以通电话了。每逢我接到敌军逼近的报告，就立即转发所有的单位。敌人却不能窃听我们的通话，因为我们的通讯单位把沿路的电线杆都砍倒了，敌军不能再使用它。 一九二九年九月廿二日，蒋先生宣布撤我的职，委派黄镇球继任，这是由于黄镇球的堂兄黄慕松在南京为蒋先生服务（时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我向第十一旅旅长黄镇球出示了蒋先生的电令，问他究竟是接受蒋的委任令抑或继续反蒋，他表示自己是坚定不移地反蒋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廿三日，我们抵达石门后，驻军独立第九旅旅长李抱冰的使者唐国庆携带欢迎函前来拜访我。他声称是李抱冰旅部的副官，带了酒肉来慰劳我部。然而我们还是保持警惕心，准备随时会来临的袭击。我命令在澧水上搭建一座浮桥，由黄镇球旅负责掩护全军渡河。 第四师刚渡过澧水，黄镇球的一个团想过河时，李抱冰旅就开始攻击我们。我们以一个团击退了对方一个旅，还俘虏了唐国庆，他供认是奉命前来探取我军的虚实，他本身是李抱冰旅的营长。我们砍下他的脑袋，钉上一块木板，让它漂流到下游的澧州。杀头是违法的，本应处以枪决，可是固定一个头颅要比固定一具尸体容易。我们被激怒了，我们希望李抱冰亲睹搞阴谋诡计的下场。毕竟他无权欺骗我们。既然蒋先生命令他进攻我们，他为什么不直接向我们发动进攻而要先耍出奸计呢？ 几天后，我们一整个排出任务没回营。当连长向我汇报时，我警诧莫名，我不相信一整个排会背叛我，猜忖是那个湘籍的排长欺骗了他的士兵。我相信部分士兵会回来的。 三天后，整排士兵捆绑了排长回来了。我询问士兵们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告诉我，排长叫他们别跟我回广州——士兵中有些是湖南人，甚至是石门本地人。一天晚上，此人病倒了，他吩咐一个班长给他端洗脸水，班长一拳把他击倒，捆起了他。 翌晨，这个排长在师部被当众处决了，此举表明，一切处罚都是公开的。我同意了他的请求，向集合的师部各单位官兵讲几句话，按规矩我不能准许如此做。此人忏悔道，他曾经当过土匪，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一回到他曾经落草的湖南石门地区，就不由自主重操旧业。他呼吁在场的官兵不要步他的后尘。 至于我们的征程，虽然在枝江没有大战，但进入湖南省境后几乎无日无战。问题不在于哪一场战役重要，事实上每一仗都重要。遵照蒋先生的命令，湖南的驻军每天都攻打我们，我军常常腹背受敌。所幸我们拥有精良的电讯设施。两万多官兵的行军，排成一字长蛇阵，但是电话使我们配合良好。 唐生智能游说他的旧部属支援我们吗？不，他们都拒绝唐的建议，要不然，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同我们一起反蒋。然而，他们对待蒋先生只是三心二意。有次我窃听到陶广（何键部第三五军第三师师长）与李抱冰的通话，陶对李说，奉中央命令追击我们之时，不必太卖力气，他建议在追击时同我们保持一日的行程，让我们自己走开。事实就是这样，因为何键与他的部属都曾经是唐生智的部下，他们都是湖南人，其中多数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他们祇是敷衍蒋先生而已。 我们一路上打些小仗，湘军直追不上我们，敌我之间顶多相隔二、三十里，有时只差十里路。我们行经荒芜的湖南村庄——蒋先生命令何键坚壁清野——在我们路过的地区疏散人口、搬走盐、米等食物。我们尽可能采购两至三日的粮食与盐。老百姓对我们很友善，因为我们买什么都付现款。缺盐是最大难题，湖南各地都缺盐。我们可以断油，也可以吃白饭，可以掘食红薯或芋头，可食无盐是不行的——三天不吃盐，两条腿都站不稳。 有人开小差吗？有一些。从整体上看，我的部下毕竟是对我忠诚的。这使我想起在湘西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行经一座村庄时，我们路过警卫连中几位卫士的家。他们的亲属见到他们很高兴，并劝他们别再走了，他们转身对亲属们说：「我们必须护送张将军安全抵达广东，完成此事才能回家。」 行经宝庆时，蒋先生委任邓龙光接替我的职位。这是由蒋先生身边的总司令部参议杨永泰出的主意，杨与邓龙光是高州（茂名）同乡。邓龙光也发誓反蒋矢志不移，我让他在全军殿后。 最后，蒋先生悬赏十万大洋购我的人头。他有没有开出生俘我的赏格呢？我猜忖活捉总比尸首更值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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