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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树人出版奖获奖期刊 · 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 纺织领域高质量科技期刊（T2） · CSCD收录期刊 ·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 · SCOPUS收录期刊 摘要 民国时期处于中西、古今交融的特殊时期,此时期女性在众多政治事件影响下思想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对身体美的反思,波及服装变革,旗袍作为此时期的典型代表之一也存在巨大变迁。本文针对旗袍整体及局部廓形的设计变迁,运用文献研究法与传世实物资料展开关于民国旗袍廓形变革的研究。从女性身体解放角度深入探究身体解放影响下民国旗袍廓形的设计变迁,从而揭示民国女性在时代的推移及历史事件的影响下政治思想和旗袍审美的发展变革。研究发现，民国旗袍面貌因革命运动而变迁,旗袍整体及局部廓形的变革都与民国时期政治环境、女性意识、审美息息相关。 来 源：《丝绸》2023年 第60卷 1期 作 者: 吴 聪, 刘亚茹, 陶晓晗, 严同彤 ( 中原工学院 服装学院,郑州 ) 关键词: 身体解放; 民国旗袍; 廓形; 设计变迁; 女性意识; 审美 作者简介: 吴聪(1978—), 女, 副教授, 主要从事纺织与服饰文化、设计理论、设计文化的研究。 身体作为一个多重意义的符号,隐藏在历史、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1]。服饰作为身体的保护及装饰,与身体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将旗袍服装变革与身体政治背景相联系可以对服装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产生更为深刻的认知。历年来,学界针对女性身体解放及旗袍研究均颇具建树,研究从民国女性身体解放出发,借助传世实物、图像及文献等资料展开,视角多聚焦于反缠足、反束胸及女性身体政治变革下的服饰变迁等。如“戊戌变法”时期的放足运动引发女性对于脚部审美的变化,唤醒了民国妇女审美意识,“天乳运动”后女性胸部的健康状态与西式内衣的结合使旗袍廓形呈现流畅曲线。而学界针对旗袍的研究成果多聚焦于旗袍廓形结构及旗袍历史文化内涵,以女性身体解放为切入点探讨女性意识解放背景下民国旗袍廓形设计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发掘。据此,本文意欲通过研究旗袍服饰遮蔽与显露之间的关系,剖析民国不同阶段赋予女性身体的不同文化意义及在其作用下旗袍廓形所产生的沿革,继而剖析旗袍廓形变迁背后所蕴含的特定身体政治文化含义,探讨身体政治视角下女性身体解放对服装形制变化的影响,旨在为旗袍文化研究提供借鉴的同时鼓励现代女性实现独立、自由、平等与自我价值。 女性身体解放  民国旗袍廓形的设计变迁与女性身体解放息息相关,旗袍整体廓形及局部廓形的每次变化均取决于政治环境及女性审美的进步。自西方男女平权思想传入中国之后,国内女性对于自身身体解放的意识随着一些政治运动的展开越来越深入人心,为此改变了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穿衣习惯与审美,如胸罩的流行与旗袍的变化。 1.1 何谓女性身体解放 身体解放话题中,女性在身体解放方面所形成的分支即为女性身体解放。“从福柯的权力到当前建构女性主义文化的设想,女性的身体在解构和重构中渴望被'解放’”[2]。至封建男权时代以来,女性身体解放主要体现在裹脚、发型的限制、束胸及着装方面,“五四运动”后女性对服饰的追求也是承认自己女权地位的折射之一。作为女性身体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服装的流行与变迁一则在于政府的政策主导,二则在于女性服装在时代语境下是否舒适便捷相关,更与其是否能够迎合时代政治影响下人们的审美情趣相关。 在民国时期,中国女性身体解放出现了最大转折点,此时期一些政治活动的发生导致政府与女性思想不断进步成长,女性服装发生了跨越性演变,旗袍便是如此。女性身体的解放程度及解放部位决定女性身体的裸露程度,从而影响旗袍衣长、开衩、袖形、领形等廓形设计,以满足解放后中国女性身体的自由活动和审美趋向。 1.2 民国女性身体解放意识与审美 民国时期女性的身体解放意识主要体现在“五四运动”“天乳运动”及“妇女解放运动”之后。身体解放对民国女性审美的影响从政府对一些陋习的废除开始逐渐体现,另外还表现在女性服装穿着时身体曲线的展现及一些服装中西结合的变革方面。 “五四运动”这一著名的爱国运动打破了历史束缚下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成为了女权意识觉醒的转折点,女性身体同时基本摆脱了“生育机器”的概念,为此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了独立人格并实现了自身价值。“五四运动”时期也是中西文化相融的时代,身体解放意识成长的同时,女性审美发展也随着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产生变革。中西方服饰文化的融合摩擦促进了“五四运动”时期女装的创新发展,更加推动了女性身体的解放与思想进步。 此后,“天乳运动”的产生使女性获得了更深层次的身心自由,胸部解放的影响尤其突出。其一,由于曾经受到封建制度礼教的影响,早期女性只能在“束胸”的同时穿着臃肿宽大的服装,如图1(a)所示。这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身体自由,对身体健康也造成了威胁。经历过“天乳运动”之后,女性胸部已不需接受这些传统的束缚,在服装款式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如图1(b)所示。其二,女性胸部解放的意识影响了女性对胸部曲线的审美变化,不再推崇“假小子”的平面身材,因此促进了女性内衣的革命高潮。前期长时间的束胸禁锢使得中国女性失去了身体本身的妖娆美,但随着“天乳运动”的进行,女性开始注重身体曲线的表达,对胸部的约束力由“小马甲”逐步演变为现代“胸罩”。之后中国内衣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
图1 “天乳运动”对民国旗袍的影响 Fig.1 Influence of “Natural Breast Movement” on the cheongsam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天乳运动”改变了中国现代女性审美观,之后女性在服装上有了更多自由选择,因此对于衣服款式和颜色有了更高要求,身体曲线的展现也有了主观看法。这些思想观念的改变促使民国女性服饰更加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除此之外,女性不仅要求服装解放,更要求社会地位及政治地位的提高,为此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女权运动,例如“妇女解放运动”。 “妇女解放运动”引导人们恢复和发现女性美与特征,去除文化惯性上的男性偏见,强调女性美是女性自身的创造对象。女性身体解放意识与审美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女性审美的改变与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女性与当下社会的疏离与对立,增加女性自信心,更加促进女性主体自我意识的解放,推动女性身体解放演革进程。 1.3 女性身体解放下的民国旗袍面貌 辛亥革命后进入民国时期,受科学民主、男女平等、以人为本等思想的教化,女性对身体的认知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而开启了一场服装革命,旗袍作为民国服饰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深受影响。 著名作家张爱玲曾在书中提到女性是于1921年穿上长袍的,因政治变革初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女性开始追求男女平等,在穿衣打扮及形象塑造方面都偏男性化,所以此时期称为“女男孩”时期。正如1925年《晨报》载文:“现在的女子剪发了,足也放了,连衣服也多穿长袍了。我们乍一见时,辨不出他是男是女……将来的男女装束必不免有同化之一日。”[3]如图2(a)所示。
图2 民国旗袍面貌变革 Fig.2 Change of cheongsam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此后1929年民国政府将旗袍荣升为国服,进一步促进了旗袍的风靡,旗袍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也正是这一年开始的经济危机,迫使大部分已经进入社会的女性再次回归家庭。与此同时,女性的传统审美观念由扁平体转换为曲线身材的展现,从而影响了上海女性的旗袍风尚。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旗袍直腰直线式剪裁轮廓转变为收腰曲线式轮廓,如图2(b)所示,外形由宽大平直转变到贴合身体,西方的剪裁技术应用也使得旗袍看起来更加立体,满足上海女性的时尚要求,并与西方女性的新时尚形象一致。 20世纪40年代称为旗袍没落与新生的时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此之后20世纪30年代旗袍的华丽奢靡风格已不适应时代需求。旗袍长度也由裙摆拖地缩短至小腿或膝盖位置,高领降低,并改为无袖样式,如图2(c)所示,同时简化布料、剪裁与盘扣。抗日战争结束后,昔日旗袍的浓艳富丽风格重返上海,并且变得更加修身多样,长度更短,亮片、串珠和蕾丝愈发受欢迎。一直到1949年前,旗袍持续存在较高热度,城市女性几乎每人都拥有几件靓丽多彩的旗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时民国旗袍面貌的变革结束。 民国女性旗袍整体廓形的设计变迁 旗袍大廓形的变迁主要取决于衣长和胸腰臀曲线,民国时期政治、社会环境及女性身体解放与意识的不断转变为变迁原因。 2.1 旗袍衣长的阶段循环 民国时期旗袍的下摆长短变革经历了一个循环,1915年左右为此循环的起点,中国逐渐脱离封建时代,但思想仍带有传统意识。旗袍遗留满族服饰特色,本质仍呈现旗袍马甲形式,为宽松直筒造型,又名“一口钟”,符合当时女性效仿男子装束心理,并无展现女性身体特征,如图3所示。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女权意识觉醒及西方文化的流入,旗袍衣长才逐渐缩短。 1919—1929年为旗袍衣长阶段循环的第二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科学民主思想,进一步促使女性思想解放,此时期女性摆脱封建束缚,开始展现身体美。且旗袍衣长缩短25 cm左右至膝盖以下,位置在鞋子与膝盖之间,下摆宽松方便活动,如图3所示。此时旗袍虽仍版型宽松,但长度缩短有身体裸露,已有女性特征出现。1926年左右进入北伐战争,女性经历过长久独立思想后对服饰有了更大胆的尝试,再次影响了旗袍长度,旗袍发展开始变得更短。 至1929年,女性对战争的关注逐渐减少,更多的精力转移到身体与服饰,思想比战争前也更加开放独立。为此旗袍的长度也有所上升,位置由膝盖之下转移到膝盖附近甚至膝盖之上,如图3所示。此刻旗袍向短发展的历史也就告一段落。 1930年以来便是旗袍第三发展阶段,因政治影响女性服装发展开始平缓。战争严冬之时为保护女性身体健康,旗袍长度也逐渐回到起点,1935年时已经长到高跟鞋以下,称为“扫地旗袍”,如图3所示。当时期刊记载“扫地旗袍”若身材矮小的穿着,上楼梯、上车子甚至行走都会不方便,所以“扫地旗袍”流行时间较短。 1937年时战争导致地区资源尤其珍贵,旗袍面料的使用相应变得节俭。为减少旗袍用料,旗袍衣长急速变短循环至小腿位置,如图3所示。20世纪40年代后,旗袍愈加流行,做工和用料也变得更加讲究,但衣长基本稳定。
图3 旗袍衣长的阶段变革 Fig.3 Phas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ength of cheongsams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旗袍衣长的阶段循环影响因素来自民国政治、社会环境及女性身体解放与意识的不断转变。民国旗袍裙摆长度变化的客观因素来自于功能性、便捷性与战争带来的时代性,主观因素则来自女性身体解放与意识的变革带来的女性审美变化,其中女性关注自身身体的精力越多,审美发展越迅速。 2.2 旗袍胸腰廓形的曲线变革 根据表1旗袍实物与廓形展示分析可得,20世纪民国旗袍廓形曲线的变革由原始的宽松期(20年代)发展到变体期(30年代)和最终的定型期(40年代)所构成。 表1 20世纪旗袍廓形变革 Tab.1 Change of cheongsam profiles in the 20th century
20世纪20年代封建思想存留,女性还未彻底解放身体,旗袍呈现出圆领、版型宽松无曲线、衣长至脚踝的面貌。随着思想的开放,服饰已不再是封建地位的象征,人们将关注衣物转向关注人体本身。随着“西风东渐”和政治事件下女性思想进步,旗袍廓形逐渐合身、衣领紧扣、女性身体曲线开始展现出来,后发展为改良旗袍。改良旗袍最初风靡于上海,又称“海派旗袍”。1930年的民国期刊《上海生活》中潼关县财政局长徐国桢描述旗袍款式为:“曲线的鲜明,自然已成应有条件之一,穿上了真是紧紧地裹在身上。走在路上,凡是胸部臀部腰部腿部,都可从衣服外面很清楚地一一加以辨別。领高而硬,似乎一个竹管套在颈之四周。衣袖很短,不过到臂弯为止,袖口也不甚大。长度只到腿弯,两条玉胫上,套着一双长筒丝袜,再加上一双高跟皮鞋,走起路来,'吉个吉个’的益显婀娜。” 20世纪30年代由于电影业的发达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得旗袍廓形变化日新月异,臀部的裁剪由直线转换为曲线,成为版型上的跨越,为此女性身体曲线有了更大胆的表达。有学者记载:“海派旗袍的产生与发展,不单是一个地域性的服饰文化现象,更是近代中国女装造型、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标志。它又因袭而改良,最终彻底突破了'平面装饰’这一延续数千年的服饰形制,为近代中国女装完全走向立体造型奠定了基础。”[4] 20世纪40年代,受前期“天乳运动”影响文胸逐渐代替“裹胸”,甚至为了衬托出“隆胸、细腰、丰臀”的S形曲线出现了经过填充后的文胸,这种文胸大大弥补了女性身体上的缺陷,为中国女性的身体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因而大受女性欢迎[5]。正是因为文胸的流行,旗袍的廓形也变得更加曲线化和夸张。因此社会各界开始倡导大众生活方式走向健康,政府在此方面也有一定治理,所以女性基本已经完全抛弃对身体的束缚,思想也更加开放。 民国时期身体解放语境下旗袍廓形曲线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则是旗袍版型平面裁剪到立体裁剪的变革。以旗袍平直造型到收省、合体的立体造型,诠释了民国女性思想及审美的进步。这些变革不仅反映出了民国时期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也反映出该阶段女性对身体解放的向往及对审美进步的追求。 民国女性旗袍局部廓形的设计变迁 随着女性身体解放意识的进步,民国女性在穿着服装时不仅会考虑审美方面,人体工程学方面的考量也逐渐增多,例如领子高度与颈部舒适度方面。除此之外,民国旗袍局部廓形的变迁还包括袖形的宽博长短及开衩的深浅设置两方面。 3.1 旗袍立领的高低变化 民国时期,领形作为旗袍设计要素的重点,它的起源、变化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对旗袍特征的了解。领形高度的起伏规律大致为从高到无、从无到有,再由低变高最后纬度再次下降,如表2所示。
初期的民国遗留了清朝封建思想,女性身体禁忌观念并未解放,视女性裸露领部为不雅,这种贞操观念导致女性审美认为服装应遮掩身体,所以在旗袍审美中领部以高为美。为此,民国初期的立领高度足足有12 cm,甚至更高。这一现象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着装观念对着装者行为举止的约束,着装通过领的形态上升到了礼的高度[6]。 后来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引入西方文学,随后女性思想开始反对身体遮掩,提倡男女平等,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女性鼓起勇气去表达自己。与此同时,领部过高直接影响女性穿着体验,妨碍颈部运动。“所以那时她们的思想很积极,不论高低领,一概取消,慷慨地提倡穿没领衣服。那时女学生们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刻赶着把她们的衣领除去,而且还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很多废领运动的文章,鼓吹得风云皆变”[7]。然而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逐渐出现,报纸及文章中不少文字对无领服装的美观性加以否认,认为不可盲目追求西方文化。于是1921年旗袍又开始恢复有领,但是高度为1.5 cm左右,保留了“五四运动”时期女性观念演变成果。复兴的旗袍立领设计理念区别于民国初期的“元宝领”,领高设计多了些节制,是考虑了女性身体功能性需求基础上的审美设计。 1934年开始,民国政治环境再次发生变化,蒋介石推出“新生活”国民教育运动,对旗袍领部形态高度管控更加严谨,拒绝无领服装的穿着。政治的约束迫使女性重新穿回紧高衣领,紧致不便转头,但高度不如1912年。后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旗袍立领有所降低,缓解了脖颈扭动不便。 20世纪40年代,旗袍因受战争影响,不止裙摆长度和袖长缩短,领部为节省面料也降低为3 cm左右,整体风格简洁无过多装饰,开始注重实用性。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旗袍领高度似无领,高度不足3 cm,末期时高度又有回升,但仍不足7 cm。 分析发现,民国时期领形的维度起伏规律与衣长的阶段循环存在相似之处。政府对于女性身体解放的管控影响女性脖颈的展露,其次影响领形的高度。在此之间,民国女性对于紧高领的反抗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新式旗袍领的稳固高度尺寸也反映出女性审美与自信心的提升。 3.2 旗袍袖形的宽博长短 民国时期旗袍袖形的演变规律大体表现为:先宽再短,随后变窄,继续变短,直至消失[8]。这里的宽指的是“倒大袖”,“倒大袖”为清末民初的过渡款式,同时也是20世纪20年代最为盛行的旗袍袖形之一,富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女性审美价值。“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后,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为追求身体解放,服装向简洁化方向发展。“倒大袖”也不同于古代服装的繁琐而变得简洁,装饰上也同时简化。但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倒大袖”还保留着清末的长袖特征,且因当时女性对自身身体还处于保守时期,所以呈现出较长的“倒大袖”形态,穿着时只露出手腕与手部,如图4(a)所示。发展到后期越来越多女性受新观念影响,抛弃繁琐束缚的装饰,开始追求身体的解放。“倒大袖”的长度明显变短,基本只有初期袖长的一半,女性手臂露出的面积同时增多,如图4(b)所示。
图4 “倒大袖”长度比较 Fig.4 Length comparison of “inverted big sleeves” 1930年开始,由于女性审美观念的转变“倒大袖”时尚风潮逐渐减退,在报刊中出现的几率少之又少。与此同时,女性旗袍衣身廓形逐渐合体之外,袖管同时缩紧,即使穿着旗袍也可清晰地看到手臂轮廓,但是长度比起“半倒大袖”有所增长,这也与女性对身体观念发生转变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款式与制版都与西方文化充分融合,主要体现为袖形细窄合体并短至肘上,面料更加时尚多元。 20世纪30年代末,旗袍版型最大变化在于衣袖版型变革,旗袍袖长大胆缩至肩下7 cm,甚至无袖。此时女性审美以身材及肌肤的显现为主,除手臂之外,颈部与腿部肌肤都存在相应裸露。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袖子版型的变化已经不局限于原始身体,一些女性开始欣赏更为挺阔的肩部造型,至此出现了垫肩旗袍。这种旗袍立领窄肩,领口前门襟及侧门襟皆装有暗扣,袖笼处存在省道,整体款式更加中西合并。时代发展至此,女性意识基本脱离封建思想,但仍存在保守女性,如当时期刊记载,一些女性仍然穿着长袖旗袍,不肯裸露手臂皮肤于男子面前。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袖子的造型规律同样与女性身体解放与意识密切相关。袖子造型中垫肩的出现与“文胸”发展到后期填充物的出现同理,反映出的是女性身体解放后对于身体各部位廓形自由地展现有了主观的审美与选择。 3.3 旗袍开衩的深浅设置 3.3.1 衣摆开衩 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女性思想意识不够开放,因此旗袍对于身体曲线的表达几乎没有。此时旗袍宽松且从领口一直遮蔽到脚踝,并未存在衣摆开衩,在此之后因审美影响及生活方便需求开衩逐渐形成。中国女性审美转变为以“曲线美”为主后,旗袍受影响不断变革推新,力求表现廓形曲线。在旗袍裙长变长廓形逐渐紧身的影响下,裙开衩为了满足服装功能及审美需求也随之变化。从旗袍底摆及开衩高度趋势对比(图5)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裙摆开衩出现后,开衩高度基本伴随着旗袍底摆升高而升高、降低而降低。
图5 旗袍底摆及开衩高度趋势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the hemline and slit height of cheongsams 1928年前后,为了身体和美得到舒展释放,旗袍裙摆左侧出现低开衩。裙开衩的设计既符合中国女性的含蓄美,又含而不露地将女性身体之美贴切地表达出来。由于因政府及女性思想影响身体政治,导致最初旗袍裙开衩较低,功能性方面方便行走。随后旗袍廓形、下摆等版型都经历了变革,裙摆开衩的高度也不断调整,高度升高至大腿。再之后裙开衩又随着旗袍下摆线的上升逐渐缩短,最后因政府和一些仍遗存有封建思想的人群反对,又落回到膝盖之下。 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旗袍下摆开衩随下摆线的下降不断加长。1933年女性意识的进步达到一定高度,高开衩开始出现,旗袍装饰也随之丰富。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之前开衩过高,女性腿部肌肤裸露多有不雅,引起反动心理,于是一些保守女性开始提倡低开衩,开衩高度最后演变至小腿。 由此可以看出,旗袍裙摆开衩高度的不断变化不仅与旗袍底摆的升降有关,而且与旗袍廓形的紧身程度相关联。旗袍越贴近身体开衩相应位置会升高,否则会造成行走不便,而旗袍更加贴身和开衩位置的上升都是女性意识觉醒后的服装状态体现。 3.3.2 袖口开衩 旗袍发展至1933年,女性意识基本觉醒,身体同时得到根本解放。民国旗袍受女性意识影响不仅裙摆开衩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度,袖口设计中也出现开衩元素。 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旗袍设计的变迁处于黄金时期。形式上衣身长至脚踝,腰身合体,开衩较高,衣袖有长、短或无袖,变化较大[9]。除形式丰富之外装饰工艺存在多元化。《玲珑》杂志中记载的长袖及短袖袖口采用开衩设计,边缘做了绲边工艺处理。随着时间后移发展至现代,旗袍袖口开衩设计因女性意识的彻底觉醒进而多样化,如图6所示。书籍《中国旗袍》近代袖口开衩设计中,开衩长度为肩头到袖口,由旗袍元素盘扣固定并加以设计,且同样存在绲边工艺,如图7所示。由此可见,女性身体解放意识与审美对袖部设计变迁的影响之重大。袖口开衩设计除去审美需求之外,最主要是出于功能性的考量。为此在民国后期长袖窄口袖形的旗袍设计中,存在大量的袖口开衩设计,且以拉链或揿扣闭合,如图8所示。综上,民国旗袍通过设计演变,极大地满足了女性的生活需要及审美取向,把握了时代传统与流行时尚的平衡点[10]。
图6 长袖及短袖袖口开衩设计 Fig.6 Cuff slit design of long sleeves and short sleeves
图7 近代袖口开衩设计 Fig.7 Modern cuff slit design
图8 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藏袖口开衩的旗袍 Fig.8 Cheongsams with slit sleeves in the Folk Costume Museum of Jiangnan University 结 语  本文以女性身体解放角度考量民国旗袍,对其研究不仅停留在款式造型方面,而是更多地探讨身体政治对旗袍廓形设计变迁的影响。民国时期旗袍廓形的变迁主要受女性意识影响,而女性意识的转折重点在“五四运动”“天乳运动”及“妇女解放运动”之后。女性对身体意识的觉醒在旗袍版型的演变中得以体现,其中还伴随着“天乳运动”之后女性内衣的发展与流行。同时,可体现为旗袍裙长的阶段循环及裙开衩高度的变化。研究发现在20世纪20年代裙开衩出现后,开衩的高度便随着旗袍底摆的升高而升高、降低而降低。除此之外，旗袍领部与袖部的局部变革皆与民国时期的身体政治息息相关,主要体现在女性身体肌肤面积裸露多少与身材的显现与否。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旗袍面貌因革命运动而变迁,民国时期政治环境革新引起女性意识觉醒,为此女性审美受到影响,民国时期旗袍衣长、廓形、领袖及开衩的版型也因此发生变革。 （参考文献略） PDF下载 @ 版权所有，转载需征得杂志社同意，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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