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定雄 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古代史、海洋史等。 摘 要：鸦片战争爆发前200多年里，英国对舟山群岛的关注和调查就已经在不断地展开。17世纪上半期，《海洋之奥秘》海图集中就有舟山群岛；17世纪末，桑顿绘制的舟山地图很全面和准确。18世纪初，坎宁安在舟山进行植物采集和气象观测，发表过两篇关于舟山地区自然与人文状况的调查报告；18世纪中期，《英国领航员》中收有以科学投影方法绘制的舟山岛地图，细节标注非常精确。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出版了大量的日记等，留下了大量关于舟山群岛地理、航海、物产及人文的调查内容。 19世纪上半期，林德赛等人乘坐“阿美士德号”前往中国沿海对舟山群岛的地理环境进行调查。1833年，詹姆斯爵士向英外交部递交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舟山群岛在各方面情况，并反复强调它在英国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1836年和1838年，德庇时和麦都思分别出版著作，不仅对舟山群岛，对整个中国沿海地区甚至整个中国都已经有非常清楚的了解。客观上讲，英国对舟山群岛的地理环境调查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但另一方面，它为后来英军对中国沿海，特别是对定海的进攻提供了指南和方便。 关键词：英国；舟山群岛；环境调查 鸦片战争前夕，在面对英国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时，清政府不仅对英国的国家一无所知，甚至连英国的军队都不清楚，只知道他们会从海上进攻，而这种进攻，清政府似乎毫不在意。就连林则徐、黄爵滋等这些“开眼看世界”的人都对英国人从海上进攻不以为意，认为夷船对中国航道不熟，不敢轻易驶进，而且认为：“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有鉴于此，林则徐提出了“弃大洋，守内河，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诱敌登岸，聚而歼之”的制敌方略，并且得到道光皇帝的首肯，成为鸦片战争中清军的基本战略指导方针。 然而，战争的结果是，英军封锁珠江海面后，狼奔豕突，如入无人之境，一路北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迅速占领舟山的定海，直抵宁波，并继续北上，直达天津，剑指北京。英军一路势如破竹，个中原因，英国的军事实力占据优势地位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特别是它的战船、火炮、战略、战术都是清政府望尘莫及的。但是，在这场战争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英军一路北上，攻城占地，他们是如何知悉中国沿海各地情况的？为什么在前进途中能轻车熟路，一帆风顺？ 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前100多年里，英国就有商船、传教士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商业调查、环境调查，这些调查对中国沿海地区的航线、岛礁、气候、水文等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这些调查成果犹如阿里阿德涅（国王米诺斯的女儿，曾给情人一个线团，帮助他走出迷宫）线团，保证英国在战争中直抵目的地。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真正与清政府发生正式的战争是在浙江的舟山，从表面看，这是因为清政府在广东海面有积极的备战防御，英军无法进攻，迫使他们在封锁珠江海面后就迅速北上攻占定海。英军为什么会胸有成竹地北上进攻定海？一方面可以说英国对舟山蓄谋已久，另一方面，英军的顺利进展其实是因为英国对舟山群岛已经非常了解。事实上，在鸦片战争爆发前200多年里，英国对舟山群岛的关注和调查就已经在不断地展开，从而为英军进攻定海提供了直接的依据。本文拟就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对舟山群岛的环境调查进行梳理，并试图从中得出相关结论。 一、清代早期英国人对舟山群岛的环境调查活动 清代以来，英国人对舟山群岛的了解越来越多，这些人不仅包括传教士，更包括诸如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以及英国政府。他们往往跟随外交使团（如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或者商业代表团前往中国，在途经舟山群岛的时候，对舟山群岛进行地理测绘。英国人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英国对舟山群岛环境的调查，不仅对后来的中西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为他们在舟山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早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就企图能找到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海上航道。1576年，马丁·傅洛比雪耳（Martin Frobisher）准备带领探险队寻找通往中国的西北的航道，不过接连三次都失败了。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商人约翰·纽伯莱（John Newberry）前往东方，还带有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希望能与中国通商，但英国试图与中国通使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作为自己的使臣去中国，并且授与他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1602年，东印度公司派出一支由威茅斯（G. Waymouth）率领的探险队寻找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他也带着一封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信。不过这些探险都失败了。 直至 17 世纪中期英国才开始与中国进行直接的接触。1635年12月，英王查理一世颁发皇家委任令，以船长威德尔（Capt. John Weddell）任指挥官，以蒙太尼（Nathaniell Mountney）为私商首席代表，并授予他们全力和全权从事果阿、马拉巴尔（Mallabar）各地及在中国和日本沿海进行贸易，同时，还授权他们“如果时机允许”，可以在埃斯佩兰斯角（Cape Bona Esperance）以东各地往来贸易；寻觅“美洲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东北航路”，进一步“对于发现的各地，如认为对我们的利益和荣誉有利的，就可加以占领管辖”。 1636年（明崇祯十年）6月27日，威得尔率领船队经印度果阿中转，驶达离澳门约三里格的珠江口西侧的蒙托·德·特里戈（Monton de Trigo）。由于受到葡萄牙人的阻碍和广州当局的阻拦，8 月，英国船队要求进入广州城贸易，但遭到拒绝，并且在前往虎门途中的亚娘鞋（Anunghoi）与中国发生炮轰事件。9 月，英国船队强行进入广州城，购买一批中国商品后离开。威得尔欲北上舟山自然无法成行。 1646年，英国人罗伯特·达德利伯爵（Robert Dudley，1574—1649）在佛罗伦萨首次出版了《海洋之奥秘》（Del’Arcano del Mare）海图集，其中有一幅《中国部分海岸包括台湾及其岛屿》（Carta particolare d’una parte della costa di China con I’Isola di Pakas, e alter Isole）的地图，所根据的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资料。该图把宁波内陆标为Limpō，宁波伸入海的半岛标为Co ba di Limpō（C.de Limpō），舟山群岛标为I.Limpō（Isles de Limpō），清楚地说明了在当时欧洲人眼里，Limpō包括宁波内陆、宁波岬和舟山群岛三个部分。 1685年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f1．，1658—1698）绘制了《中国北部简图》，这张早期的英国海图标出了浙江海岸、舟山岛和所有进入舟山港的海道及英国人的居留点，并把舟山岛拼作Chusan。[1]这幅海图后收于英国桑顿公司（Thornton）于1703年出版的《航海图集》（Atlas Maritimus）中。在这幅海图中，标注的舟山地名大多为大岛屿及双屿港附近的岛屿，有舟山岛、岱山岛、金塘岛、六横岛、桃花岛、朱家尖岛、普陀山等十多个岛屿，主要采用舟山方言音译的方法拼写：如舟山译为Chusan，定海译成Tinghae，六横写作Lowang，普陀译为Pootoo，沈家门叫Sin-kea-mun。 但是，对于该海图或其他西方资料没有记载的小岛名称或其他小地名，则抛弃了“名从主人”和对外国地名以音译为主的世界通行原则，使用了新命名英文地名的方法：如将花鸟山改称为Saddle Island（马鞍岛），将嵊山和枸杞山分别改称为East Saddle Island（东马鞍岛）和South Saddle Island（南马鞍岛），将西蟹峙称为Bell Island（钟岛），将大渠山（今东岠岛）叫作Sailer Island（塞勒岛），将岱衢洋上的百亩田礁写作Melville Rock（马利拿石），将东岳宫山叫Josshouse Hill，将镇鳌山称为Caneronian Hill，城隍庙译作City God Temple等等。 约翰·谢勒（John Seller，f1．，1658—1698）绘制了《东印度东端及中国海线图，自科摩林角至日本》(A chart of the eastern(n) most part of the East Indies and China from Cape Comarine to Iapan, with all the adjacent islands)中，这张英国海图是在作者去世后才首先出版于上述的《航海图集》(Atlas Maritimus)。 坎宁安（James Cunningham，?—1709）是一位出身于苏格兰的医生兼博物学家，加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后于1698年以外科医生的身份奉派至厦门。1701年，坎宁安赴舟山进行植物采集与气象观测，并与史龙（HansSloane, 1660—1753）爵士长期通信，报告在中国的调查情况与发现，其中有两篇关于舟山地区自然与人文状况的调查报告被发表在皇家学会刊物《哲学汇刊》上。第一篇是关于舟山的航行、茶叶、渔业和农业的介绍。1701年8月底，调查船因为天气原因在鳄鱼群岛（Crocodile Islands）定锚，对这里的岛屿情况进行了记录。 9月8日航行到北纬30度海域，于10月11日在舟山船只的引航下回到舟山。坎宁安详细记载了舟山到宁波的航线情况、舟山岛的港口、工厂、居民、定海城防、生活物资供给以及普陀山等情况。这篇文章还介绍了舟山的渔业和农业等情况。第二篇文章是坎宁安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对所经过的地区的天气情况的记录，包括位置、风向、天气等，时间从1700年1月31日到10月31日共275天。坎宁安的这些记录，后来成为詹姆斯·布拉巴宗·厄姆斯顿爵士（James Brabazon Urmston，1785—1850，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高级官员）关于舟山记录的重要来源，厄姆斯顿在其报告中，大量引用了坎宁安的这些报道。1709年，坎宁安在回英航程中突然去世。 1703 年，英国桑顿公司出版了《航海图集》，这本航海地图有全球各海域航道详图，供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航海使用，其中有单幅的《舟山地图》。该舟山地图比法文抄本大四倍，内容更清楚，包括各小岛，尤其标注出航道水深，县城外有兵营，金塘是被贬官员所居等。厦门到舟山一段说明是：厦门出来，经过金门及围头中间该走什么方向，远方各地岛屿及陆地形状为何……一路进舟山港。地名先是闽南话，然后变成宁波话，拼音法大概是先有葡文、西文、荷文，再加上各地方言。还注明哪里有淡水、浅滩。在离定海县治不远处注有：“英国商馆”。 1720年赫尔曼·莫尔（Herman Moll）的《东印度及周边国家地图》，把舟山岛标为Chusan，并注有“here has been an English factory”（“这里有一家英国商馆”）的字样，标出英国商馆的位置。该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舟山贸易早期拓展的详细记载。 1703 年桑顿公司出版的舟山地图和1720年莫尔的《东印度及周边国家地图》中所说的“英国商馆”可能是指1698（康熙三十七）年在定海钞关弄（今舟山市定海区福定路隆泰行弄11号）设立的海关监督衙署（当时称“榷关公署”，俗称“红毛馆”），这里离镇鳌山下的县城距离两公里左右，与图示及其他文献中描述的一英里许很吻合。 在1755年版的航海地图集《英国领航员》（The English Pilot）中收有一幅以科学投影方法绘制的舟山岛地图。该地图对舟山群岛周围的岛屿、航道、水深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绘制，比如在“从普陀岛和舟山岛东端前往舟山港的航行指南”中，其记载如下： 当你离开普陀港（Powto Harbour）向西航行的时候，要朝向舟山一边航行，因为那里的水深最深处达5英寻，然后是4.5、4、3.5英寻，而东边的水深依次是2英寻和1.5英寻，最好伴有涨潮。记住一定要靠西边航行，因为狭窄的海道中间有一块巨大的暗礁，涨潮时被海水淹没，一定要沿着舟山靠东的方向前进。如果落潮或潮水下降很多，你可以在沈家门（Singquamong）和舟山东端之间的开阔之处抛锚，那里水深有4英寻。如果你从舟山的东端出发，你一定要向东南方向靠拢，因为西边的海水很浅，但只要靠东南方向前进，你会驶入深水区，那里的水深有5、6、7英寻，一直向东走，直到你打开沈家门南端和位于其南边的另一个大岛之间的通道，大约五英里，从两岛间向西驶去，离开小岛就离开沈家门了。…… 除了注明最基本的航道水深外，该图连县城外的兵营位置、被贬官员所居之金塘等细节均详细标明，其精确之程度令人惊讶与感慨。换句话说，在鸦片战争前一百余年，英人便已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中国浙江沿海一带的地理、水文乃至军事布局等情报，相关知识水平很可能比清廷还高。 从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英国经过不断前往中国调查，对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较为熟悉的掌握。舟山群岛对这一时期的英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在近百年后，这里会成为改写历史的聚焦地，但作为后见之明的今天再回头看看英国的这些工作，还是很有启发或反思意义的。 二、马戛尔尼使团对舟山群岛的环境调查 1792—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是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也是早期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交往。马戛尔尼使团于1793年6月21日到达舟山南部海域，十多天后，于7月8日起锚开行，7月12日驶出舟山海域。使团回国后，其成员出版了大量的日记、回忆录以及旅行报告，这些文献留下了大量对舟山群岛的调查内容。 使团进入舟山海域之前，“狮子”号首先在舟山南部海域的牛鼻山岛和布老门岛（Ploughman，今名东屿山和西屿山）之间停泊。这是一个可以躲避任何风向的非常好的港口。海水深12到22噚，抛在海底的锚须全体水手运用绞盘上所有的绳索才拔得起来。在满月和新月上升的时候，潮高12呎，速度每小时2哩半。停泊处位置在北纬29度45分，东经121度26分。 “克拉伦斯”号在赴舟山的航程中遇到落潮，只得抛锚稍停。这个出入口的东边是大的六横岛，西边是一个小岛，距离不到3哩，但其中有几块岩石和几个小岛，水深100到120噚。“克拉伦斯”号在距离一个小半岛一锚链长，也就是1/4哩的地方抛锚。这个小半岛四周围绕着土堤，在低潮时候，部分堤是干的，连接这个堤和六横岛的地峡在高潮的时候埋在水里。停泊处在这个堤的旁边、水深15噚、软泥海底的地方。 “克拉伦斯”号船上人们希望在继续开往舟山之前，利用等候潮水的时间上岸对中国领土进行第一次的观光。从附近一个山上俯视“克拉伦斯”停泊的地方好像是一条河，后面的海好像是一个大湖，里面点缀着无数的小岛。他们所在的山上生着野草、芦苇和灌木林，景象同欧洲完全不一样。这里没有树木，没有牲口，从一个欧洲人的眼光看来，景象是荒凉的。下山之后他们到达一个小平原。这块平原是填海拓出来的。为了防止海水的冲洗，前面筑了一条30呎高的土堤。但这块平原的面积并不大。 船队下了锚，使团成员登上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屿，走了好长一段路都没见到人。远处是一个下倾的山谷，谷底是一个小村落。使团成员遇到一个年轻的农民。……他告诉他们，这个岛（即六横岛）是他的家乡，是群岛之中除了舟山以外最好的一个，人口很多，有万人。 在物产方面，六横岛平地上种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细。从附近山上引下水来，整块土地都得到灌溉的利益。他们所施的肥料不是兽粪，而是一种更难闻的东西。在播种之前先将这种肥料加在土地里，据说可以帮助生长，也可以防止虫害。他们在六横岛上碰到一个农民，这个人身穿松肥的蓝布衫，头戴草帽，草帽带结在颚下，脚上穿的是半长靴。房子是木头建造的，室内没有天花板，房顶上用稻草搭盖着。屋内的地砸得很坚硬。一间一间的屋子是用席子悬挂在房梁上隔成的。外屋有两架纺车。房子的四周种的是竹子，另有棕相属树，每一个叶子都具有扇子的形状。这种树叶就作为扇子使用，是一种商品。 使团对中国的航船和航海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中国船）船身和帆桅各异，载重量大约从20吨到200吨不等，都沿着岸边行驶。它们装载的多为木材，在甲板上堆得高高的，似乎不必太大的风就能把它们吹翻。整根的原木和其他一条船的甲板容不下的木料则横跨在两条船的甲板上。我们至少看到过100对这样的船结队沿岸而行，为的是天气变坏时可以就近入港躲避。它们是无法抵御海上风暴的。那些真正去远航的船从其独特的造型来看，也极不适合于应付中国沿海变幻不定的天气。露出水面的船身大多状如才4天的新月。 船头不像欧洲的那样呈圆形，而是一个四方形的平面。船尾也是这样，没有一段突出的木块，即一般称之为艏柱的东西，也没有任何龙骨。船头两侧各画着一只圆圆的大眼睛，我猜是模仿的鱼眼。船的首尾两端翘起，高过甲板。船上的桅杆有两根的、三根的和四根的。每根都是一整根木头，因而不可能跟欧洲船上的那样，必要时可以降低高度。有一种中国大船，就像去巴达维亚经商的那种，其主桅的直径不比英国64门炮战舰的细，固定于横铺在甲板上的一组圆木基座上。每根桅杆挂一张由竹蔑编成的帆，每隔两英尺有一根竹竿做横档，以便收放，就像折扇那样。 张开之后，或者迎风于船头和船尾，或者平行于船身两侧。这种中国船能在三级半到四级的大风中行驶。但是跟欧洲船相比，它们因笨拙的圆形船身和缺少龙骨，易于随波逐流朝下风漂。船舵安置在船尾的一个大缺口中，有时候在浅水和接近沙滩时会被拱起。” 在航海技术方面，“中国人的航海术跟他们的造船术一样落后。他们既不记录海上的航迹，也不会借助设定某一地点的位置，虚拟在地球表面的路线。换句话说，他们毫无办法确定任何地方的经纬度，不管是从驶过的距离、还是借仪器观测天体来估计。可是他们却自夸说，他们有许多祖先曾多次远航，借助的航线图有的是画在纸上的，有的是画在大葫芦或南瓜的凸面上的。根据这种说法，有些耶稣会士就推断这种海图一定比平面的要精确。不错，如果这种凸面的大小跟地球表面有对应的比例关系，上述推断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还有一个前提是中国人必须有过充分的这种知识。 从古到今，中国人似乎并不掌握这种知识。他们普遍认为地球乃是方的，而中华帝国就在其正中央。中国目前的航海线路是尽量靠岸而行，绝不让陆地脱离视线，除非绝对必要，比如去日本、巴达维亚和中南半岛。知道方向角，即前往港口的方向，不管是顺风还是逆风，他们借助罗盘，尽一切努力让船头冲着那个港口行驶。中国使用的罗盘看上去十分原始。本地人对它的起源或发明的历史或传统都一无所知。” 使团在定海停留并找到两位引航员后，继续从舟山北上。船队起程不久，刚刚驶出群岛之间的狭窄水道进入黄海，使团便发觉中国引水员看来毫无帮助。一个没有带罗盘上船，而教他掌握英国人的罗盘纯属徒劳。移动的罗盘面对他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跟他们普遍使用的相反。他们的是让指针在固定的刻度间移动，而欧洲的是指针固定，让带刻度的表面移动。另一个倒是带了罗盘，跟一般的鼻烟壶那么大的木块，中央挖出一个圆坑，大小正够容纳一根极细的、长不过一英寸的铁针。短途航行这大约就足够了。 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使它无论船处于何种状态都能维持地心引力的中心跟它的悬浮中心基本一致。因为又细又短，也不必调整两端的重轻以防止一端下倾，即通常所知的磁针在世界各地多少都有的、朝地平线倾斜的倾向。不过，中国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掌握了磁偏角、即磁针的倾斜性而设计出这种小针的。事实上，虽然这两位引水员略有经验，但由于对于航海之知识与技术知之甚少，使团只是把他们作为顾问而已。 从韮山群岛到舟山港，长60哩，宽30哩，这块地方有300多个岛屿。“克拉伦斯”号停泊的地点距离上岸的地方还有半哩，水深5噚。这里的军事首长，官名是总兵，他的衙门在停泊处的东北偏北。港口共有四个出入口通向大海，但在停泊处一个也见不到。港口由南到北1哩以上，由东到西将近3哩。涨潮在满月和新月时期，12点钟左右，潮高12呎。潮水极不规律，随着风向和这样多岛屿所造成的旋涡而随时改变。在“克拉伦斯”号停泊地方，涨潮和退潮都是沿着一个方向，海流永远向正东和东北偏东之间倾流。“克拉伦斯”号在这里停了两天两夜，船头始终固定朝着一个方向。 使团进入定海城后，对定海县城进行了观光考察。从海岸一个村庄出发到定海只有1哩路程，是一块平原。上面河道沟渠纵横，可能是用来划分私人地产界线的。整块土地耕种得像园子，非常美丽。人行道很好，但很狭窄。定海城墙高30呎，高过城内所有房子，整个城好似一所大的监狱。城墙上每四百码距离即有一方形石头碉楼。胸墙上有枪口，雉堞上有箭眼。除了城门口有几个破旧的熟铁炮而外，全城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以内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军队，四壁挂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这就是他们使用的武器。街道很狭，好像小巷，地面铺的是四方石块。房子很矮，大部分是平房。这里的建筑物上的房顶特别引人注意。 椽上的瓦抹上灰泥使其不致在大风雨中刮掉。房脊的建筑形式好像帆布帐篷，上面用泥、石头或铁做成许多奇怪的野兽或其他装饰模型。城内服装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陈列布置得相当讲究。棺材店把出售的棺材都漆成鲜明强烈的颜色。供人食用的家禽和四足动物等大都是出售活的，狗在这里也被认为是可以吃的动物。鱼在水桶里，鳗在沙土里，都是活着出售。供庙里烧的锡箔和香烛店非常多。男女都穿松宽的衣裤，就是男人头戴草或藤制的帽子。男人除一绺长头发外，前额的头发随时修剪。女人的头发整个盘成一个髻在脑后门，在有些古代妇女铸像上还可以看到这种装束。 正如前所述，从都铎王朝时期起，英国就希望能与中国进行直接对话，建立正常的国际商贸关系。这从派出的第一位未成功的使臣的信件内容中可以明显看出，而且英国的这种要求一直没有改变。这种要求在英国商人（特别是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中受到无尽的艰辛与刁难、压榨与凌辱后显得更为迫切。马戛尔尼访华并不是英国企图与中国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第一次外交努力，也不是最后一次努力。 三、“阿美士德号”对舟山群岛的环境调查 1832年1月12日，担任东印度公司广州委员会主席的马治平（Marjoribanks）下令，命令广州商馆的大班林德赛（Hugh Hamilton Lindsay）乘坐东印度公司武装单桅帆船“克莱武号”（Clive）去中国沿海航行，以期探明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的情况，并试探中国政府对开放口岸通商的态度。后来，由于“克莱武号”船长拒绝配合这次航行，林德赛（化名胡夏米，Hoo-Hea-Mee）决定改乘“阿美士德号”前往中国沿海。在航行准备过程中，由于郭实腊有过在中国沿海航行的经验，又通晓福建话，因此被邀请担任船上的医生和翻译。此次航行分工明确，船长礼士（Rees）专门测量河道和海湾，绘制航海图，郭实腊在沿海港口口岸传教并兼任翻译和医生，胡夏米主持调查并分发英国的宣传材料。 这次航行中，胡夏米和郭实腊都留下了详细的航行记，里面有大量的舟山群岛调查记录，是了解当时英国对舟山群岛调查的重要一手资料。胡夏米的航行记录《“阿美士德”号中国北部港口航行报道》于1834年在英国出版，郭实腊的航行日记后来收录到《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以下的讨论均来自这两本航行记。 胡夏米说，1832年5月17日，船队离开福州府（Fuh Chow-foo），经过七天拖沓的航行，于25日到达舟山群岛。5月25日，他们穿越了舟山群岛无数的岛屿前往宁波（Ning-po）。郭实腊则说是5月21日离开福州转航驶向浙江，并于5月25日驶进了舟山海道（Chu-san passage），沿着这条海道，将会到达宁波。胡夏米说，尽管此前达尔林普尔（Dalrymple）的地图在经度和纬度方面有很多错误，但它却能让他们很好地了解从宁波外海诸岛到崎头角（Ke-tow）之间的沿海部分，但是，位于这部分的区域与镇海之间的所有内容大多不准确。在崎头角及其附近岛屿之间，他们发现只有45英寻，但上面标的却是100英寻。 伴随着微风和强劲的潮水，他们从那里出发，在被称为象山（Elephant）和大猫岛（Tower）之间的岛屿中前行，在50英寻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探测结果。他们想在位于大榭岛（Ta Seayshan）最东边的一个小岛的南面停泊一个晚上，大榭岛在地图中标注为Ty-go-shan，但是，他们发现在离海岸45英寻半的地方根本找不到地面，在绕过这一点时，他们发现锚地有20英寻远。这些航道水流很急，没有锚地，甚是危险。那天，当他们在公相岛（Gongphas Island）抛锚后，有几位官员乘着两艘战争帆船登上他们的船视察，这些官员来自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Ting-hae）。胡夏米告诉他们，他的意图是马上亲自前往宁波，向宁波有关当局提交他的贸易许可申请。 郭实腊则比较详细地记录当地的环境，说在这里没有看到他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拥挤的人口，他们四周如同墓地那样安静。远处能看到的只有少数的村庄和一些寺庙，以及环绕他们的深山。很快，他们就看到有几艘船只来来往往，其中有一艘来自福建（Fuhkeen），他们登上船去，发现其船长甚是好奇爱问，但他是一位鸦片烟瘾很大的吸食者。他们继续在这条非常特别的海道中摸索前行，它看上去就像一条宽宽的河流。波浪汹涌，一些地方旋涡横流，让这条海道变得非常危险。 由于海水太深，超出了他们缆绳的长度，他们没有办法找到抛锚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探查，终于找到一处25英寻的地方，这里靠近一些中国船只，于是就在这里抛锚过夜了。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一些青翠的小山，但上面鲜有居民。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么肥沃的土地居然没有开垦，在中国，他们永远找不到会有如此意外事情的原因。 5月26日，船队出发去宁波。由于不知道宁波的具体位置，他们就跟着其他中国船只，穿过位于陆地和岛屿之间的海道而进入一条大河。由于与岸边的距离保持得不好，他们遇上了一块岩石，不过，他们又成功地绕开了它。一路上几乎没有人妨碍他们前进，直到他们遇到一艘战船，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欢迎。在宁波入口处的一座小山顶上，有一座要塞，这是他们到目前为止见到的中国最好的要塞。 要塞里的建筑在外表上看起来有点像哥特式的，尽管驻军不多，但这座要塞位置非常优越，完全可以控制这条河。河流入口处的河道是西南走向，不远处是一个小岛，或者说是一块岩石吧，他们在地图中首先想到的是“三角形”。港口呈现出一派活跃的景象。中国的船只被锚定在四面八方，从不断进出的船只的数量看，这里的贸易一定很繁荣。镇海位于这条河的入口处，四面有城墙，外面停着很多船只。 船队到达宁波之后，郭实腊一行一直与宁波当地的知县（Che-heen）、知府（Che-foo）等交涉通商之事，但是没有得到答复。而且，当地官员不允许他们长期停泊在宁波，5月28日，他们不得不驶出宁波，返回镇海，等待清政府官员对通商一事的答复。当他们返回前面提到的那个危险的海道时，水面从16英寻下降到1.5英寻。经过对航道的测量，他们向宁波的河口驶出去。 从5月29日到6月12日，在近半个月的时间内，郭实腊一行人在宁波、镇海附近海域来回穿梭，一面与当地的清政府官员、商人接触和交涉通商事宜，一面打探当地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军事防御情况。直到6月13日才起航，到达宁波附近的金塘岛（Kin-tang）。 据胡夏米记载，6月13日中午，他们离开了宁波河口。他们来到金塘（Kiu-tang）岛的对面，在一个安全的港湾抛锚，这个港湾形成于它和大澳子山（Taou-tsze-shan，即现在捣杵山）的小岛之间，此前礼士船长曾在此测量过。强劲的北风迫使他们呆在港湾里，直到17日。15日，船上的一行人在金塘岛作了一次长途旅行。该岛大约12英里长，6—7英里宽，人口密集，栽培高度发达。人们看到他们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满足感。第二天，他过去曾认识的许多受人尊敬的人来到了他们的船上，有人买了少量的宽幅布和印花布。唯一陪伴他们的战舰是两艘小船，它们停泊在一英里外，它们对过往他们船只的无数船只没有任何干扰。 郭实腊说，他们5月13日起航，驶向附近水深4—5英寻的三角区域，这个深度足够让任何船只出入。他对金塘岛有更详细、精彩的描写。就在同一天，他们到达了一个很浪漫的岛屿——金塘岛，它就在宁波旁边。他们停泊在北纬29度55分，东经121度54分。……虽然他们对（当地官员的）说法并不相信，但他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勘测一下海域，补充一下新鲜的淡水，倒是好事。 这个港口很宽敞安全，但是他们进入的距离却很短。在游览这个美丽的岛屿时，他们穿过了一些小山和谷地，驻足于几个寺庙和房子前。肥沃的谷地向同一方向延伸，溪流横贯其间，给耕作者带来了丰收。群山青翠，燃料木材丰富。生长在欧洲南部的大部分水果，这里都盛产；也许，如果居民们不怕麻烦，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在这里种植。他们爬上了当地的最高峰，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岛的大部分地方。自然之美的各方面在这众多的人们面前都有展示，只是他们缺少基督的福音来享受真正的人间幸福。……寺庙很多，都建在风景最好的地方。 这次航行对于郭实腊来说是第二次。由于此行受雇于东印度公司，而且目的明确，是要争取通商口岸，因此，从1832年5月21日到达浙江海域，到6月15日驶离浙江沿海地区，长达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浙江的舟山、镇海、宁波、金塘等地的主要活动是与当地的清政府官员交涉通商事务，同时深入调查了浙江沿海港口的地理环境和通商情况。郭实腊作为一名传教士，他也没有忘记一边行医，一边派发传教书籍，调查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信仰情况，传播基督教。 胡夏米说他们是6月16日起航离开浙江海域，前往江苏省（Keang-Soo Province）的上海，三日后，到达了扬子江的入海口。在离开之前，胡夏米对舟山的地理测量进行了核实。他写道，英国人和传教士绘制的地图中描绘的关于中国沿海的这一部分内容所呈现的极不准确性使他们感到极其意外。要记得，英国人在宁波享有很长时间的贸易特权，直到1759年；而达尔林普尔的地图声称要对舟山群岛进行考察，上面标注的镇海（Chin-hae）是位于北纬30度18分，东经121度7分，但是，经过礼士船长的反复考察，认为它是位于北纬29度54分，东经121度52.30分，随后的观察和比较，证实了礼士船长的正确性。传教士绘制的地图则把镇海标注为北纬33度5分，东经121度6分。 多数情况下，他们对中国的调查是根据实际观察的情况而确定的，准确性很好，但他们没有充分区分报告中所陈述的内容，因此可能产生误导。大浃江（Ta-hea，即甬江）很小，它唯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优良的港口，可以通往重要的商业城市宁波。不过，在上世纪，这条河的河堤深度似乎大大增加了，这不仅是因为杜赫德（Du Halde）说“到宁波的入口很难进，特别是那些大的船只，因为河堤里的水在最高潮的时候也只有15英尺深”，而且还因为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对于那些重吨位的船舶是不可通行的，这可以从来自各位先生的信中关于在宁波的东印度公司的工厂的磋商摘录中看到。 17日早上，“阿美士德”号开始向上海（Shanghae）前行，途经舟山群岛内侧。胡夏米认为，这是一条他认为以前从未有过欧洲船只经历过的航道，因此，他们把它称为阿美士德航道（Amherst’s passage）。潮流的流向是东北和西南，航道就位于浙江的大河口，它似乎没有向海里排放强大的水流。海水在低水位时很咸，但颜色很深。这里的水深从6到8英寻不等，海底柔软多泥。到晚上，风变得平静了，他们在一个水深7英寻的地方抛锚，舟山群岛最北部的岛屿位于北偏东40度，这里岛屿的西部位于北偏西40—50度。 18日，“阿美士德”号完全被不大的风和反向潮流给阻挡，使他们偏航到舟山群岛的北部去了。这里的岛都陡峭而多岩，那些小岛几乎不长一片草，与其他岛的青翠与美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种植的迹象。下午一点，在舟山群岛位于北偏85度的地方，从船尾楼甲板可以看到一个沙岸，其最远处位于北偏西到北偏西又北1/2处。“阿美士德”号现在位于东北处，海水逐渐变浅到6英寻、5.5英寻、5英寻和4.5英寻，他们抛锚的水域位于舟山群岛北部的一个圆形小岛，位置在南偏东8度。6月19日，“阿美士德”号到达扬子江沿岸，开始新的考察活动。 四、厄姆斯顿关于舟山群岛环境的报告 詹姆斯·布拉巴宗·厄姆斯顿爵士（Sir James Brabazon Urmston，1785—1850）于1799年随其父亲前往东方，加入东印度公司，曾任大班咸臣，多次前往广州等地， 1827年从东印度公司荣誉退休。詹姆斯爵士于1833年向英外交部写过一份长达160余页的报告《中国贸易观察：论把它从广州迁到帝国其他地方的重要性和优势》，其中详细介绍了舟山群岛在各方面情况，并反复强调它在英国对华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詹姆斯爵士虽然“没有对整个舟山岛的正规调查”，但他却参考此前众多关于舟山群岛一手调查的资料，对舟山群岛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介绍得非常全面，并认为“这个地方无论是从地理的、商业的还是政治的角度看，都特别适合我们的贸易。” 詹姆斯对舟山的地理位置情况写道： 舟山岛位于北纬30度26分，东经121度41分。从东北到西南长约9里格或27英里，从西北到东南宽约5里格或15英里。舟山位于浙江省（Chekiang province），浙江省离崎头角（Kittow Point）北部大约有10—12英里，崎头角是浙江省一个漫长而多山的岬角的尽头，舟山到中国大陆最近的一条路就是在这个地方。舟山岛是一大群岛屿中最大的和主要的岛屿，通常称这里为舟山群岛，它与通往宁波港和宁波城的河流几乎相反，离杭州湾（the bay of Hang cheou foo）也不远。 杭州湾是钱塘江（Tchen-tang-tchiang）的入海口，钱塘江通向很大且很重要的城市浙江省会杭州府。这些城市以后会被注意到的。舟山的主要城镇（或称为城市）是定海（Ting-hai），离港口只有一英里远，在港口那里，靠近水边的是有几座房子的村庄。正是在村庄那里，以前有我们的一个商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据说定海城有四五千居民，但是，我没有从任何官方那里弄清楚整个舟山岛到底有多少人口。定海城有城墙包围，上面有防御工事，就像中国城镇普遍防御的那样，配备着几支可怜的枪支。 接着，詹姆斯引用了前述坎宁安关于舟山调查的原文介绍舟山的物产及英国在舟山的商馆情况，并说舟山淡水很丰富而且水质很好，非常有益于健康的。 舟山群岛岛屿众多，岛屿间的航行有些复杂，可能会对公司的贸易船有些危险，但詹姆斯认为：“凭着通常的技能、谨慎，以及东印度公司船只的指挥者和官员的擅长的管理，他们一定能安全地航行通过这些群岛。”并引用马戛尔尼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对舟山群岛的观察：“这块地方的岛屿多，安全的停泊港也多，可以容纳任何大船。”他还以孟加拉湾的胡格利河（Hoogley）的危险作为对比，认为那里某些地方的水深几乎达不到船只通过的要求，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东印度公司也没有多大损失，因此，舟山海域的危险根本算不上什么。 舟山港（位于岛西南末端）是完全封闭的，它一定能遮挡所有的风暴，海水因此而变得非常平稳，因此，“我认为舟山港一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港口之一。我在附录II中附上了来自霍斯伯勒船长和其他当局关于舟山群岛的叙述。到中国的航海，以中国沿海为例，比如舟山群岛和其他地区，我的朋友霍斯伯勒船长解释得非常全面和精练，以至于我在这些事情上的观察有足够的底气。” 詹姆斯说，从地图和航海图中可以看到，舟山的位置非常优越，非常适合英国岛国。舟山岛离（中华）帝国最肥沃、最具生产力、最繁荣富饶省区的海岸非常近，那些省区有最广泛的贸易和制造业，更重要的是，英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正是在那些省区，英国也正是在那些省区获得茶叶和其他货物的。因此，“我想清楚地表明我们在中国这一沿海地区拥有定居点的极度重要性，如果可能，至少把我们的贸易转移到这里。……舟山的形势对我们的贸易是最有利的。”不仅如此，如果以舟山作为贸易地，英国还可以从中获得很多附加价值，特别是由于舟山离宁波和杭州非常近。詹姆斯接着长篇累牍地讨论了宁波、杭州及江苏等地与舟山群岛的关系及对英国贸易转移到舟山的重要性；如果能进行贸易，英国应该如何处理对舟山的进出口。 在报告的附录3中，附上了“舟山岛到中国沿海各地的距离”和“广东到中国沿海各地的距离”两张表，这里把前表摘录如下。 附录3 舟山岛到中国沿海各地的距离，基于航海图上的航船轨迹的测量
在附表的后面有两段说明文字，分别是“从广州沿中国沿海到舟山以外的地方的距离很容易显示出来，只需要把从舟山到那些地方的距离（见上表）再加从广州到舟山的距离就可以了。”“各地的经度和纬度可以参见各地图和海图。” 厄姆斯顿爵士虽然没有对整个舟山群岛进行正规的调查，但他参考了当时他能收到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因此，他的调查还是比较客观的。更重要的是，厄姆斯顿爵士在报告中对舟山的自然环境和商业环境描述都非常详细，对后来英国在鸦片战争中顺利进攻定海具有重要意义。 五、德庇时与麦都思关于舟山群岛的环境调查 被喻为“第一位汉学权威”的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于1831年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即“大班”（President of the Committee at Canton），主理公司在华贸易，1835年返回英国，1844年再次来到中国直到1848年辞去总督。他一生对中国的研究从没有停滞，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836年，他出版了《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况》（两卷本）（以下简称《中国人》），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文化与对外交流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有介绍。但“本书内容完全是针对普通读者，因此，尽管在确保内容的准确的同时又要方便读者轻松阅读，每个主题基本上都只能记以大要。”由于该著作介绍的内容极其广泛，因此，对舟山群岛的介绍并不多。 比如，在介绍到浙江的地理环境的时候，说：“在沿海诸岛屿中，离宁波50或60英里的是舟山岛（Chowsan or Chusan），这是一个很好的港口，但在贸易的方便性方面比不上宁波。舟山的县城在定海（Tinghae）。”再如，在描述普陀山的时候，德庇时写道：“'佛’（Budha）在汉语中的发音也明显是普陀（Poo-to）的发音，它被用到舟山群岛的一个岛的名字，即普陀山岛，该岛位于北纬30度3分，东经120度。郭实腊曾到访过那里献给佛的最大的建筑及其僧人们，这是一个来自遥远的各地崇拜者的圣地。”接着他直接引用了郭实腊关于普陀山很长的一段描述。总的来说，由于《中国人》的普通读物性，它关于舟山群岛的内容并不多。 德庇时的《中国人》出版两年后，1838年，麦都思出版了《中国：现状与未来》（以下简称《中国》）。与德庇时不同的是，麦都思在《中国》中关于舟山群岛的描述全部来自他的亲自考察。1816年，麦都思被英国伦敦会派往马六甲传教，1835年受美商奥立芬的委托，与另一名美国传教士司梯文思乘船到中国沿海考察商业状况，并沿途分发《圣经》和福音书，在此期间到过舟山。鸦片战争英军占领定海后，麦都思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任翻译，并与人在定海创办医院。麦都思潜心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留下了很多著作，包括将近600页的《中国》。 根据《中国》的记载，1835年10月13日，麦都思随船离开扬子江口（Yang-tsze-Keang，即长江），路过郭实腊岛（Gutzlaff's island）和其他一些岛，晚上他们抛锚停船，因为他们以为是在金塘岛附近几英里的地方。但是，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自己弄错了位置，根据海图的标示，两地相距大约60英里。接着他们突然发现这里的滩很浅，于是不得不前往最近的小岛并在那靠岸。他们其实还没有到达金塘岛，而是到了舟山群岛北部一个叫做渔人岛（Fisher’s island）的小荒岛上，这个小岛在他们的目的地的东面30英里处。因此，他们不得不向西航行，在日落之前他们无法赶到金塘，夜间只能抛锚停船。第二天早上，他们的船在海面上平静地航行，穿行于这个小岛与宁波之间。 10月16日，麦都思在一行金塘岛上岸，他们发现这里的人们非常友善，基督教传教手册很容易而且很快就散发出去了。在金塘散发完传教手册后，他们又去了大坪山（Ta-ping-shan），就是对面的那个岛屿，这里耕作良好。返回金塘岛后，他们登上了小山，发现山上都种满了枞树，这些耐寒的坚硬的植物为当地居民提供燃料，而且它似乎是唯一能在这种地方生长的植物，而平地上的谷物犹如麦浪滚滚，出产丰富。 17日，他们在中国战船的尾随下扬帆起航，穿越舟山群岛（Choo-san archipelago），经过复杂的航行，终于穿越了那些不知名的礁石和浅滩，到达了沈家门（Sin-kea-mun）——舟山群岛的最东端。在一个位于一座小山下的附近的村庄里，他们看到了一些棺材，比较杂乱地堆放在一起，有些是新的，有些则已腐烂，摔得粉碎。询问当地的人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死者下葬，据当地人说，他们没有钱买墓地，或者没有钱做普通的法事，他们暂时把亲友的遗体放置在山下，等做生意成功或者丰收后，他们会再为这些死者尽最后的义务。 10月19日，麦都思一行起锚前往东北部的普陀（Poo-too）山。在前往普陀山的航道上，小岛之间非常狭窄，船穿行在相距50英尺的礁石中间，而且旁边还有不少浅滩。最后，他们终于在十点钟的时候到达了普陀，原来是打算花一天时间到达的。接着，麦都思对普陀山进行了描述，文中充满了对佛教的贬损和对基督教的赞美。麦都思一行还深入到每个洞穴及每座寺庙里对其进行真切的体验和观察，并以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背景，以他们的标准对他们所看到的进行了评价。 1835年10月21日，麦都思一行打算去石浦（Shih-poo），但他们发现，在他们看见陆地的时候，已经在石浦的下风20多英里处，最后他们认为，与其花时间往回走，还不如直接前往福建，就这样，麦都思一行完成了他们的浙江沿海之旅，完成了舟山之行。 六、结语 英国与中国清政府交往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能建立正式的平等外交关系，能进行正常、正式的海外贸易。从伊丽莎白女王最早派遣的傅洛比雪耳和伍德前往中国通使的信中看出，其目的就是为了能与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百余年后，英国派遣的马夏尔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更是以国家最高最隆重的方式请求清政府能够进行正常、正式的通商。对于英国商人，特别是东印度公司，他们前往中国的目的也是为了通商，希望能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商贸关系。 另一方面，众多前往中国的随员中，有一大批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是为了与清政府通商，二是为了传播基督福音。正是这些通商使团和传教士对他们中国之行的一路上的见闻进行了详实的记录，而这些记录成为英国官方和民间了解神秘中国的窗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地理环境调查实际上是英国通商与传教的副产品，英国对舟山群岛的环境调查，其实也只是这种副产品的一个缩影而已。 从客观上讲，这种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西文化交流。早期海图的绘制有利于英国了解中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传教、行医更是西方文化的直接输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中国丛报》等刊物的创办，对于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坎宁安对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沿海地区物种的介绍、马夏尔尼使团成员留下的20余种关于中国旅行的记录、麦都思编著的《华英语汇》《福建方言字典》等，对英国社会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外传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更不用说“第一位汉学权威”的德庇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大量涉猎中国地理、历史、政治、法律、语言、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的著述。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对舟山群岛在内的中国沿海环境调查的这种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副产品，在客观上也为后来英军对中国沿海，特别是对定海的进攻提供了依据和指南。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在鸦片贩子们的积极推动下，1839年下半年，英国政府形成了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浙江舟山以其在军事与贸易中的独特地理位置而成为英国人的侵略目标。1839年4月3日，义律在致巴麦尊的私人密件中建议英国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1840年2月21日，义律在给海军少将梅特兰的信中说得更详细：“舟山群岛良港众多，附近也许是世上最富裕的地区，当然还拥有一条最宏伟的河流和最广阔的内陆航行网。 在大不列颠军队的保护下，又有这样的地理条件，贸易不久必将兴旺发达，不仅可与这个帝国的中心地区进行贸易，而且很快就能开拓与日本的贸易，因为中日贸易的中心乍浦靠近舟山群岛。” 威廉·查顿在给詹姆斯·马地臣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还应该占领大舟山，该岛接近北京，可以当作大大困扰皇帝的根据地。”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些建议，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在致海军部的密件中写道：“女王陛下很高兴地下达命令，派遣一支海军和陆军部队前往中国沿海。女王陛下政府的打算是，该远征部队抵达中国海面后，便着手占领中国沿海的某个岛屿，用来作为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基地。……女王陛下政府倾向于认为，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很适合于达到这个目的；那些岛屿的中间地位位置，即处于广州与北京之间的中途，而且靠近一些可航行的大河流的河口，从许多观点看来都将使那些岛屿成为一个很方便的总指挥部所在地。” 从这些信件和英国政府的命令中，可以明显看出，它们对舟山群岛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战略地位等都了如指掌，而这些信息都是来源于前面对舟山环境调查的这种副产品，正是它为英军进攻定海、占领舟山提供了依据和指南。 英国一直希望同中国进行正常、正式的贸易，并为此进行了经济上和外交上的极大努力，但清政府一直沉浸在自己“天朝上国”的粉饰中，对于英国予以盲目应对和被动交往，这种状况形成两个聋子之间的对话。正是这种反差，中西之间的关系从形象到现实的分野都得以确立。在形象上，欧洲在17—18世纪出现“中国热”，中华文化及中国政治为欧洲思想家及政治家们推崇备至，但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使团通过与清政府的真正接触，此前的中国形象被彻底颠覆。黑格尔在读过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后，对中国形成简明的看法：“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现实上，从明中期舟山的双屿港被“筑填”的命运开始，已经预示着近代中西方历史的分道扬镳，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世界就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并最终导致了西方优势地位的形成，只不过“天朝上国”的粉饰使大清帝国从未意识到而已，而鸦片战争则是英国撕掉的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中西分野似乎“正式确立”。这种分野不仅仅是近代枪炮对传统刀剑的胜利，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与观念认识对传统的胜利，它更是历史潮流对“停滞的帝国”的淹没。从此以后，中西关系进入了蒋廷黻先生所感叹的“特别关系”：“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在这种分野和“特别关系”背后，或许不会有人去关注两百多年来，英国人对舟山群岛所进行的调查。 【注】文章原载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邵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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