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冶铜技术是西亚传来的吗？

一、中国冶铜技术的西亚来源说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的观点，“大约距今5000年前……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从西亚经中亚地区经河西走廊传入黄河中游地区。”中国的冶铜技术真的是西亚传来的吗？

摘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西方学者原本把文明三标准之一的冶金术或青铜器的起源定位在两河流域文明，但是两河流域文明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既少又简单，两河流域古文明地区既没有铜矿，也没有锡矿。

更令人难堪的是，两河流域古文明地区鲜有冶铜遗址遗迹发现，依赖外来输入的少量青铜器不可能在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青铜时代了。详见明文广记文章《没有铜冶炼遗存的两河流域哪来的青铜时代：冶金术起源于西亚？》。

现在西方学者又把冶铜的最早起源地定在了土耳其和伊朗。

某百科词条“青铜器”

根据某百科词条“青铜时代”的说法，伊朗在6000年前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冶铜技术无论起源于两河流域、土耳其还是伊朗，如果中国的冶铜技术是西亚传来的，根据某些专家学者所说的传播路线，必然要经过伊朗地区，而且是经过伊朗东北部地区。

摘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3-27：罗新慧 | 青铜之光：早期的中外文明交流

我们来看看如果掌握冶铜技术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古伊朗地区具备这些条件吗？中国的冶铜技术是经伊朗地区传播过来的吗？

二、冶铜跟烧陶是什么关系

冶铜技术是在烧陶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烧陶技术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从制作方法看， 世界各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大约经历了从藤竹编筐外面抹泥， 或用于直接捏制，到用泥条盘筑，再发展到运用慢轮制作、快轮制作等工艺制作过程。例如我国属新石器早期良渚文化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 随印纹陶片同时出土的有大量竹编器，席、箅、筐、箩等 。在属仰韶文化的半坡、姜寨、庙底沟等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瓶和陶钵， 其耳部和底部都印有明显的布痕和席痕。因此说陶器的出现，与娴熟的编织技艺是密切相关的。

从器皿造型看，定居生活与农业种植的活动范围允许原始先民们拥有固定的、美观的、较大容量的器皿，以取代原先在旧石器时代狩猎生活中，那些可携带、不易碎、容量小的天然器形、如葫芦、竹简、藤筐、竹箩、皮囊等。于是最早的陶器，很可能是直接摹拟自然物体或者是仿照人的头盖骨或椰子壳做成陶碗；参照葫芦制成陶瓶等。

目前我国出土的最早陶制品只有陶片，但从新石器中期的文化遗存中，可窥见大量摹拟动植物和人形的陶器。属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出土的圆底钵、胡芦形壶，青海马家密的三足圆底钵，甘肃永登的束腰陶罐，可说是对头盖骨与葫芦的摹仿；属大溪文化的湖北松滋的直简形瓶、四川巫山的直简瓶，简直就是竹筒的仿制，属大汶口文化的江苏大墩子的球形彩陶壶、属大溪文化湖北松滋桂花树出土的弦纹球形罐，仿佛是对球形瓜果的模制。

在陶土技术方面，首先需要选择优质的陶土，优质陶土塑性好，有利于各式陶坏的成形。对于用作烧水煮饭的炊具陶器，还得掺入适量砂子，减少陶还在阴干过程里的收缩变形开裂，也减少用炊器做饭时的反复冷热变化开裂。要求外形美观漂亮的陶器，往往要用“澄泥陶土”，即用水来选洗并沉淀下来的细陶泥。而煮饭炊具，则要用夹砂陶土。考古里发现的黑陶、白陶等特殊陶器，只有利用特殊的陶土才能烧制。

最早的制陶方法是堆烧法，把晒干的陶坏放在露天柴草中烧。陶治时代初期，采用柴草就地燃起篝火，有时以泥皮糊成烧陶胚火堆的外壳，可称为“无窑烧陶”。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在 1970年代还有露天堆烧法烧陶，或可为民族学方面的旁证。

陶窑是能把泥土烧成陶器的关键设备，烧制陶器的窑是人类工具史和矿治史上一项重大发明，从无窑烧陶到有窑烧陶是一大突破。在表李岗文化的贾湖遗址里(距今约 9000年 )考古发掘发现了9座陶窑。其中2座属于横穴窑形式，其余7座是坑穴式窑。从坑穴式窑进一步发展出横穴式窑，更进一步的竖穴式窑。陶窑的发明妥善解决了高温与加热两方面陶窑至少由“火膛”与“窑室”两部分构成，火膛与窑室之间，由多条火道连通陶窑是制陶技术的关键设备。

陶器的烧制，温度的高低与有效保温时间是两项重要的技术要素,它们的结合通常称之为“火候”。

第一，最低限度的烧制温度，至少700 ℃ ；出现竖穴窑后，其焙烧能达到800-1100℃甚至更高。煮水沸点100°C，食物的烧烤温度最高在200C左右；所以在做饭的火塘、炊灶里放置陶坯，根本不会陶化，即使600℃时只能烧成“硬化土”的土器。

第二，保温时间——充分陶化所需要的保温时间。即使达到陶化温度，若无足够的保温，陶坯也不可能充分陶化，只能得到“ 土器”。原始人发明陶器的初期，保持温度700-900℃的时间至少持续4 小时以上，这样烧结成功的粗糙陶器称为“低温陶”；改进陶窑后，在温度1000-1200℃烧制8 个小时以上，称为高温陶。两者所用的陶土也不同。较高级的烧制时间可能到几天，甚至多次焙烧。

烧制陶器的用火技术还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持续火候高，控制火候的氧化气氛、还原气氛，可分别获得红陶或灰陶； 另一方面是加热均匀、透彻,避免变形开裂，不仅烧透，还要避免局部过热烧塌、烧熔。

以上温度与保温时间的综合效应，就是“火候”。若火候不足，就只会成为土器或夹生陶。

陶窑设备实现了制陶业发展的新阶段：无论仰韶文化彩陶(公元前4700-前2900年)，还是江南杭州湾的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年)黑陶，或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公元前4400-前3300)白陶及薄胎彩陶，这些成熟的陶器类型都必须达到陶土技术与高温火技术的相互结合。

华夏烧陶技术的发展，经过了露天堆烧的“无窑烧陶”、连通灶坑的“室内烧陶”以及横穴窑、竖穴窑等几个阶段，最后形成了集中制陶的陶器作坊区，制陶业发展为史前占首要地位的作坊手工业。

冶铜发明是在陶窑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而且铸造青铜器需要的陶范，需要在陶窑里烧制；并且陶范在临浇铸前还必须预热。

冶铜技术与制陶技术相比，还需要以下新条件:

(1)硫化矿需要1100°C以上(高于纯铜熔点1084°C) 的冶炼温度、冶金鼓风技术;

(2) 氧化矿（典型的如孔雀石）需要在密封高温陶窑下强烈还原的加热冶金气氛（温度至少需要710°C，并有CO参与还原反应）;

(3) 高温下承接铜熔液的加热设备和搬运夹具 (耐火陶以及中外大口冶炼堆塌，如坩埚和竖炉等);

(4) 将铜熔液与炉渣分离的治金设施。

以上信息说明，在露天柴火和露天烧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提炼出铜金属，只有在密封高温陶窑条件下，才有可能提炼出铜金属。

从陶冶工艺原理看来，2001年中科院考古所对桂林额皮岩遗址做第二次发掘，发现了距今1.5万年的素面夹砂陶器，测定其烧制温度不超过250°C，不能算作真正的陶器，但这是发明陶器的先期脚印。烧制成陶的最低温度需要600°C；史前露天堆烧的无窑烧陶方式烧制温度在600-700°C之间，如在广东翁源青塘造址出土陶片的烧制温度仅为680°C；进入横六窑时期，陶寺遗址的陶器烧制温度为 600-850°C，其中褐陶类低温陶烧制温度600-700°C，灰陶类烧制温度可达850°C。

在陕西老官台、浙江河姆渡、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甘肃大地湾等约公元前 6000年的造址出土的早期陶器，烧制温度为600-700°C；公元前5150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陶窑的烧制温度提高到820-920°C。华北磁山文化(公元前5600年)中的彩陶，是经900°C左右的温度焙烧而成。仰韶前期 (公元前 5000年前4000年)陶器的烧制温度，高于同时期其他地区，为900-1000°C。这就为制陶转向冶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考古提供的资料说明，凡是发现古代铜矿、炼铜遗址附近，大多同时有居民聚落遗址。因此。人们在制作陶器时，为寻找原料也认识了孔雀石等铜矿石，从而在烧陶时偶然放入孔雀石等铜矿石，就可以提炼出铜金属。各地彩陶文化多处遗址里，分别发现了铜器遗物，各地的冶铜时期几乎全部与彩陶文化共存。

“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红铜时期几乎都与彩陶文化共存，表现出陶冶体系的同一性。如印度河文明与伊朗北部及土耳其南部都同时出现红铜与彩陶，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力地说明：陶冶时代的铜器技术与陶器技术密切相关。世界上各地区进入红铜时期的年代参差不一，然而各地的红铜时期，几乎都与彩陶文化共存。”注：学术界认为古人类最早冶炼的金属是红铜。

摘自《“陶-铜体系”即“火技术-陶冶体系”》

由此可做出合理的推测： 早期冶铜发明正是通过烧火、制陶而逐步发明出来的，只有具备了高温密封陶窑烧制陶器的技术，并且在烧制彩陶时利用铜金属矿石颜料，才发明和掌握了冶铜技术。

三、伊朗的“青铜时代”具备冶铜能力吗

以伊朗北呼罗珊省的彩陶形成了以帕哈拉文遗址为中心和以卡勒汗遗址为中心的两个组群。帕哈拉文遗址位于阿拉达格山脉以南的贾贾尔姆平原， 距贾贾尔姆城区四公里。

2006年瓦赫达提在地表共采集80片陶片，第二组、第三组为彩陶，均属于铜石并用过渡期（据称距今7300年）。

戈伊遗址和那威遗址位于阿拉达格山脉南侧的巴姆河谷，戈伊遗址的早期陶片具有安诺ⅠA 彩陶的风格， 较晚的与土库曼斯坦纳玛兹加Ⅳ期有关， 属铜石并用晚期； 那威遗址的陶片与戈尔甘平原阿格遗址发现的安诺ⅠA彩陶类似， 同属铜石并用晚期。

卡勒汗遗址位于阿特拉克河上游的西段， 坐落在与之同名的村庄中心。彩陶从22层开始出现，为铜石并用时代地层。

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彩陶相关遗址分布图

帕哈拉文遗址存在着高比例的烧造不充分，帕哈拉文遗址的样品陶胎很薄，但烧造不充分的现象也很常见。帕哈拉文遗址在新石器到铜石并用时期之间尚无法保证高温环境去生产烧造充分的高铝类陶器。这说明帕哈拉文遗址在烧造环境上无法满足这类高铝陶器的烧制要求。

在伊朗中北部和土库曼斯坦西南部，这一时期多数遗址目前都没有发现陶窑。因而在帕哈拉文遗址，陶器采取露天堆烧方式的可能性较高。

纳德利土丘遗址的彩陶，据称所处地层和遗迹单位的年代均为青铜时代早期，距今5500-4500年，与纳马兹加文化Ⅳ 期陶器相近。纳德利土丘遗址的彩陶，烧成温度低不到1000℃，而且未发现陶窑。所有陶器均为低温烧制，陶工针对不同种类的陶器添加了不同含量的助熔剂，夹砂红胎彩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中烧制不充分的陶器比较多，表明陶工对这些陶器的烧造技术的把控似乎还有欠缺。

摘自《伊朗纳德利土丘遗址出土的青铜时代早期陶器研究》

在伊朗的青铜时代，烧陶的温度未达到1000℃，没有发现陶窑，说明当时只会露天烧陶。根据冶铜的条件可知，在这种技术水平下，是不可能提炼出铜金属的，更别说进入青铜时代了。

中国最早的陶器距今约2 万年，一万年左右出现彩陶，并不奇怪。“西亚哈苏纳文化（Hassuna）、萨马拉文化（Samarra）、哈拉夫文化（Halaf）等彩陶文化，上限都在公元前6000 年之前，异彩纷呈，发达程度在同时期的中国彩陶之上。如果考虑到西亚最早陶器的出现才不过在公元前6900 年左右，则其彩陶的迅猛发展就令人惊叹了。”

摘自《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

中国从烧陶到彩陶经历了10000年，西方从烧陶到彩陶只需900年，可能吗？

近百年前，安特生就注意到仰韶文化彩陶与安诺、特里波列彩陶的相似性。西亚彩陶是自己发明的，还是中国自东向西传来的呢？

根据中国考古测定彩陶年代数据，中国彩陶文化从5500年前的仰韶文化开始，一直西传，3300年前西传到新疆西部，3000年前传到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楚斯特文化。中亚西亚地区掌握彩陶技术应在这个时间之后，即公元前1000年之后。

中国彩陶西传的彩陶之路

从仰韶文化到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距离4000公里之遥，经历了2500年，仰韶文化的彩陶西传到了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而纳马兹加文化圈距离楚斯特文化圈近在咫尺，从纳马兹加一期就开始的彩陶文化，为什么没有经历了2700年，还没有传到楚斯特文化？纳马兹加及西边的彩陶，应该是从楚斯特文化传播过去的才对吧。

彩陶之路

原来西方学者一直声称德黑兰平原切什梅阿里彩陶传入了北呼罗珊省，即彩陶自西向东传播 。

摘自《伊朗北呼罗珊省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的黑彩红陶研究：“ 切什梅阿里彩陶文化带” 的新思考》

南京大学刘彬彬所著的《伊朗北呼罗珊省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的黑彩红陶研究：“ 切什梅阿里彩陶文化带” 的新思考》，经过现场实际考证和陶片测量，否定了北呼罗珊省的黑彩红陶产品是由德黑兰平原切什梅阿里彩陶传入的可能，即切什梅阿里彩陶的出现是受到了东边呼罗珊地区的影响。即不是由西向东传来，而是由东向西传去。

摘自《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彩陶与西亚彩陶》

西方考古结论一旦被中国考古较真，就原形毕露。西方一直维护的彩陶东传说，实际上应是彩陶西传。彩陶是中国发明，并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的。

根据以前分析过的先有彩陶技术才有冶铜技术，有冶铜必有彩陶，冶铜在彩陶之后，或者至少同期产生的观点，根据彩陶的时间和传播路径，说明冶铜技术也是中国发明，并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的。

四、西方考古有多不靠谱

伊朗的考古学史分为四个阶段：

十七至十九世纪为早期探索期：西方文艺复兴以后， 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的探险家来到伊朗一睹波斯波利斯宫殿及居鲁士 和大流士陵寝的真容，其中罗林森对贝希斯敦铭文的破译刺激了19 世纪后半叶近东考古和伊朗考古的兴盛。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法国垄断了在伊朗的考古工作：1900年继任国王穆扎法尔丁签署了让法国垄断伊朗考古发掘的协议。自此直到1925 年，法国人除了发掘苏萨古城， 还在伊朗全境做了考古调查和试掘。到了1925年， 礼萨汗 推翻卡扎尔王朝的统治， 法国人对伊朗考古的垄断才告一段落。

伊斯兰革命前是伊朗考古学的国际化时代：礼萨汗在全国推行西化政策， 英国、美国、德国也借此机会进入伊朗开展考古发掘， 开启了伊朗考古的国际化时代。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发掘的领导权都在西方学者手中， 出土的文物也都被他们带回各自的机构与学校， 限制了伊朗本土考古学的发展。

伊斯兰革命到现在是一个新阶段：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 伊朗终止了所有的合作发掘项目， 并在之后二十年的时间里都禁止国际合作。其后还是西方学者主要参与的伊朗的考古研究。

由于经历了近一百年西方的考古垄断， 伊朗系统发掘出土的大部分文物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 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同时， 由于部分文物发掘年代较久远， 各个国家也有着不同的田野工作标准， 文物资料的价值大大降低。

伊斯兰革命前出国留学的一批学者因政策原因往往滞留海外， 而留在国内的学者仍然延续着西方学者二三十年前遗留下来的思路和经验进行考古研究和教学工作， 考古学的技术、理论和方法停滞不前。

卡勒汗遗址到生土层深度16.1米，共分了57层，平均每层28cm，这么窄的空间内就有一个分层，难以想象是怎么做到的。

摘自《伊朗北呼罗珊省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的黑彩红陶研究：“ 切什梅阿里彩陶文化带” 的新思考》

2006年瓦赫达提在帕哈拉文遗址地表共采集80片陶片，就能够分成新石器晚期、铜石并用过渡期、铜石并用时期。这种考古方法和结论非常随意和主观臆断。

摘自《伊朗北呼罗珊省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的黑彩红陶研究：“ 切什梅阿里彩陶文化带” 的新思考》

对于西方声称的铜器起源的西亚地区的伊朗的早期铜器的断代鉴定，不是用碳14等科学测年方法得出来的，竟然是用观察和分析方法得出来的。这种方法得出的文物断代怎么可能准确呢？

摘自《近东地区冶金术的发展历程》

结语

很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冶铜技术是西亚传过来的，西亚冶铜技术要传到中国，一定要经过伊朗地区。但是分析古伊朗地区，在所谓的青铜起源时代和青铜时代，并不具备密封高温陶窑技术，所以也不可能冶炼铜，伊朗开始冶炼铜的时代并不像某些专家学者声称的那么早。中国冶铜技术从西亚传来的说法不成立。

参考文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11月，王巍、赵辉著

《伊朗纳德利土丘遗址出土的青铜时代早期陶器研究》，南京大学，2021年，张佳杨

《伊朗北呼罗珊省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的黑彩红陶研究：“ 切什梅阿里彩陶文化带” 的新思考》，南京大学，2018年， 刘彬彬著

《再论丝绸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学刊》2018年第一期，韩建业著

《“陶-铜体系”即“火技术-陶冶体系”》，社会科学论坛 2016/7，陈明远、林川著

《“陶-铜体系”——野蛮向文明的过渡》，社会科学论坛 2016/8，陈明远、林川著

《近东地区冶金术的发展历程》，《边疆考古研究》，2015年01期，桑栎著

《“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韩建业著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彩陶与西亚彩陶》，江汉大学学报，1995年，公度著

本文版权属于“明文广记”所有，欢迎分享、转载或引用，如果转载或引用请注明来源于“明文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