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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这一点，得到了感伤文学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医生——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某些疾病比起其他疾病来说，似乎更适合这种思考。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限。欲望想必是无所节制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我们全都成了自由——无限扩大的可能性——的鉴赏家。几乎每一项主张都声称要为人们增加某种自由。当然，不是每一种自由。在富裕国家，享有或实践的自由。因而近来出现了大量有关身体的话语，身体被再度想像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机器则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牵挂未来”是具有我们这个世纪特色的心理习惯和智力堕落现象，正如“牵挂过去”是十九世纪的心理习惯和智力堕落现象一样，如尼采曾指出的，它改变了十九世纪的思维方式。对社会进步和科学进步采取更复杂的理解方式，势必就要附带地预测事态在未来如何演变。将事件精确地投射到未来，这种能力扩大了权力所由构成的那种东西，因为它为如何处置现在提供了大量新的指导。趁着封控居家隔离，把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这本书找来看了，想起疫情同样很严重的2020年初，也是被迫关在家里，把加缪的《鼠疫》看完了。每次面对这种社会层面大规模的疫情防控措施，除了无奈，就只有闷着头默默当个隐形人了，十几天，甚至二十几天，发号施令者不珍惜大家的时间，自己总要珍惜的。相比于《鼠疫》，《疾病的隐喻》谈论的更多是疾病背后的东西，桑塔格撰写这本书的初衷，也正是希望大家把注意力重新放回疾病本身上，而不是那些由它延伸出来的怪象之上。这本书是2篇作者前后间隔12年的论文合集，出版于1990年，距今30多年了，但有趣的是，作者在文章里做的很多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总结和预言，现在依旧适用，甚至有过而不及。比如作者在书里说的“机器则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方式”，其中她例举了电话这种激发并保持欲望的方式，当时没有智能手机，电话只能通话，但作者还是通过这个简单通话的功能成功的预见了人们用手机满足欲望，激发欲望和保持欲望的方式，手机果然成为了当代新的欲望大众化方式之一。还有一点也很超前，作者说“这个经济体系提供了这些前所未有的以身体流动性和物质繁荣而最为人称道的自由，它的正常运转依靠鼓励人们不断突破界限。欲望相比是无所节制的”，多准确又有趣的预言，你看，现在不正是这样么，鼓励消费，刺激消费，创造消费，人们把毕生精力用于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到了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等一些广为人知的典型疾病在社会中被大家借以引用，污名化，滥俗化的现象，疾病的隐喻，也就是隐藏在这些疾病背后的各种引申歧义。不管政治家，还是日常老百姓，当大家开始频繁适用这次疾病名称来比喻某些现象和事情时，就是隐喻的泛滥。在我看来，之所以这些疾病会被大众频繁隐喻，正是因为这些疾病在过去几乎代表着死亡，而每个人都害怕死亡，对死亡的恐惧就导致了大家对这些疾病的侮辱和不屑。同时随着这些疾病的隐喻泛滥，真正患这些病的人就被迫成了受害者，他们不仅要忍受身体的疼痛，还要接受各种因为这些疾病的隐喻带来的负面影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导致他们更快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在我看来，要彻底解决这些现象，一方面要加强大众对这些疾病真正的认识（科普），做到对疾病的去魅；另一方面，就是让大家真正的学会尊重每一个人，不管是健康的人，还是病人，都要用善意的态度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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