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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不仅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也让一个名为“滕子京”的人流芳千古，得到了“治最为天下第一”的美称。 这个“滕子京”到底是谁，又有何故事流传呢？实际上，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一名“贪官”，尤其是他毁灭罪证的行为，更是可疑。 范仲淹作千古名文来夸赞一名“贪官”，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滕子京力挽狂澜，不料却成获罪根由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四十年不闻刀兵，正当他们安享太平的时候，西夏反了。 西夏1038年刚刚立国，1040年春就大举进犯，并三年内接连打响了三川口、好水川、麟府丰、定川寨四次战役，宋朝无不损兵折将，苦不堪言。辽国见此，南下之心蠢蠢欲动，北宋统治岌岌可危。 其实当初西夏发动的“三川口之战”，北宋完全是可以翻盘获胜的，结果被一群酒囊饭袋拖了后腿。知州范雍、主帅李士彬怯懦无能，刘平等援军虽然打得西夏落花流水，但无奈黄德和等人贪生怕死，最终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宋仁宗震怒，在西北边事上开始布置精兵良将。  滕子京名滕宗谅，和范仲淹是同科进士，两人曾经在地方上有过配合。所以1040年秋，范仲淹赴西北一个月后，滕子京也被委派到了泾州担任知州。 但世事无常，范仲淹和韩琦在用兵策略上发生了冲突，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宋仁宗最终选择了韩琦，范仲淹被调任庆州。而滕子京所在的泾州也不是前线，所以就成了一步闲棋。 可没想到被宋仁宗寄予厚望的韩琦，竟然被一落第秀才张元打得大败，不仅宋军战死过万人，他和主官夏竦还被人一顿嘲讽，丢人到了极致。（我在往期文章里有详细讲述，感兴趣可以翻阅）  于是1042年，西夏谋划了“定川寨之战”，滕子京出场了。 西夏在正面战场保持威慑，然后派了一支劲旅直扑渭州，宋军主将葛怀敏又是个草包，完美避开了属下一切有利建议，最终于定州全军覆没。西夏军马纵横宋境600里，毁城拔寨，势不可当，滕子京所在的泾州就成为了西夏兵锋所指之处。 眼看着西北战局糜烂，宋军主力尽失，滕子京坐不住了。 他一面整编城内百姓，杀牛摆酒，鼓舞士气，誓与城池共存亡；另一面又侦骑四出，刺探西夏军情的同时，也向四方求救。 这次也真是惊险，范仲淹率军救难，却被暴雨阻隔，绝境下的滕子京率众人血战，才力保泾州不失，终于坚持到了援军赶来。  战后一片疮痍，军民死伤惨重，于是，滕子京就打开了地方府库，用公款抚恤战死士卒亲属，犒赏有功将士，并祭奠英烈，所费钱财达16万贯之多。 不出意外，一年之后，滕子京被人以“贪污公款”弹劾了。 宋仁宗看着自己坐垫上打着的补丁，心里也是火大，省吃俭用的他最烦这种贪污公款的人了，于是派遣使者严查。 这时候，滕子京却干了一件蠢事，他一把火把账册给烧了！来查账册的是吧，这堆灰就是！ 滕子京为啥要烧账册呢？这就得讲一下北宋的“优良传统”了。  滕子京火烧“罪证”，却是自作聪明北宋文人科举及第之后，很多人会被派往地方任职，积攒经历，要按资排辈，才能逐渐升迁。 新官到任后与旧官交接，府库、账册等等都要交代清楚，签字画押，双方上书向朝廷写明当地状况，然后旧官才能离任，新官才能履职。 然而，地方府库往往亏空严重，账册上有的东西，府库里根本没有，都被一些贪官污吏给侵吞了。但却要新官签字，以证明其接手的时候，账册所记和府库所存是对得上的。 不签行不行？当然不行！  不签字就无法履职，事情闹大了，全国上下那么多郡县要怎么查？花费的人力物力对朝廷来讲都是巨大的负担，还会把整个官僚阶层得罪个干净，这种人也就不用在这个群体里待着了。 这个情况大家都心照不宣，但也不能完全放任，为了应对突发情况，也会不定期地派人去摸摸底，既是敦促现任官吏补足亏空，也是防止地方府库无限制地糜烂下去。 即使新任官吏并不是造成府库亏空的罪魁祸首，但既然交接的时候签押了，这个责任自然就得算他头上。  所以一些人就会想方设法地去补足，但也有一些人动了歪脑筋，一把大火把账册和府库全都烧干净。 这就是明着对抗检查，我承认管理不善以致偶然失火，但绝对没有贪污，至于说为什么烧得这么及时，巧了呗。反正也没证据，北宋对待文人又极为优厚，责任推卸一番也就不了了之了。 宋真宗时期就有一个宫女偷了宫里的金器，害怕事情败露就放了一把火，导致宫里历年存档的诏书、文牒以及历朝积攒下来的古籍孤本都付之一炬，连太祖、太宗两朝积攒下来的内库财物也都焚烧一空，可谓损失惨重。  翻开《宋史》寻找关于“火灾”的记载，会发现很多大火无论是怎么烧起来的，从哪儿烧起来的，最终都会烧掉诸如甲仗库、军资库、仓廪、官署、州廨等等地方。要知道，这些可都是防火的重地，但每次都能烧得比民宅还干净，什么也不剩，这不得不让人表示怀疑。 滕子京可能认为，既然大家都能烧，那他为啥不行？16万贯的钱财发放，难免会有一些问题，有人从中获利也未可知。不如一把火烧了，免得被人陷害，还连累其他人。 但滕子京想错了，这次查账可不是大家都有默契的那种例行检查。  他所费的乃是“公使钱”，又是战后用于抚恤、犒赏以及祭奠，这完全符合当年太祖立下的规矩。事情也刚过不久，范仲淹等人又极力斡旋，朝廷根本不可能追究守土有功之臣。 可滕子京这鲁莽地一“烧”，问题的性质就变了。 因为下令彻查的是宋仁宗，滕子京这是为臣不忠啊，事儿大了！也就是宋仁宗脾气好，只给他贬去了虢州。 可宋仁宗想要息事宁人，有些人却不干了，这滕子京可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铁杆儿支持者，又有军功在身，不把他撵出朝堂去怎么行？  于是，司马光坚持滕子京有贪污行为；王拱辰连续上书弹劾，认为处罚不够，要继续追贬；吕夷简等也都煽风点火，矛头直指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庆历新政的发起者结党营私，欺瞒君上。 宋仁宗迫不得已，对滕子京再次贬谪，这会儿就是湖南岳州了。 滕子京虽然烧了账册，但调查并没有结束，毕竟当时人数众多，知晓内幕者也不少，最后也查明了滕子京并没有贪污公款。范仲淹写的这一篇《岳阳楼记》就是在此背景下，用来恭喜滕子京的，他本人并没有去过岳阳楼。 但是，滕子京的“贪污”之名并没有完全去掉，他在修岳阳楼的时候又闹出了风波。  司马光指出，滕子京修岳阳楼，是利用官府的声望帮百姓讨债，以此来募集资金。而这些资金全都归滕子京个人管理，谁都不能插手，这太奇怪了。所以滕子京一定是在其中“贪污”了！ 这种没有证据就胡乱给人定罪的事儿，司马光、三苏等人都轻车熟路了。然而，《宋史》却记载：“（滕子京）及卒，无余财”，其“贪污”之名也可以完全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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