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孔子看来，人对“利”的裁断不外乎三个方面：如何看待“富”与“贫”、“贵”与 “贱”、“生”与“死”。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贫”“贱”“死”是有“害”的， 因而常常会生出一种耻“贫”、厌“贱”、恶“死”之心。与此相对，“富”“贵”“生” 则往往被认为是有“利”的，因而人们常常会存有一种爱“富”、喜“贵”、好“生”之心。 进而言之，在“富”“贵”“生”三者之中，“生”更是被人视为最基本的“利”:有了肉 体存在的“生”,人才有了对“富”与“贵”的求取；或者说，人对“富”与“贵”的求取， 最终乃是为了维护最基本的“生”的权利与满足活得更为幸福的愿望。鉴于此，我们可以把 人对“利”的求取进一步简化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对“富”与“贵”的求取， 一个是对最为 基本的“生”的求取。与此相应，孔子依据人所宜行的“仁”道而作的“义利之辨”也是从 两个层面展开的： 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 “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 或“不义”的价值裁断，另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 “不义”的价值裁断。就第一个层面的裁断来看，孔子并没有从维护人的生存权利的意义上否认“富”与“贵” 之于人的价值，因而也没有贬抑作为肉体存在的人对“富”与“贵”的欲求。《论语 ·里仁》 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 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首先在人之常情的层面上肯定了人人都有欲求“富与 贵”、嫌厌“贫与贱”之心。孔子超出常人之处在于，他对“富与贵”“贫与贱”的弃取设 置了一个不得不遵循的前提，那就是必须依于“道”来裁断，而这个“道”自始至终都有其 确然不移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人在任何境遇下都不可离弃的“仁”。如此看来，孔子“义利 之辨”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人是否顺乎人之常情而对“富与贵”“贫与贱”有所取或有所弃， 而只是在于人在有所取或有所弃的裁断与抉择中是否体现了“仁道”。从第二个层面的裁断来看，孔子同常人一样也看重“生”。正因为如此，当子路就何谓 “死”这一问题冒昧讨教时，他才会以“未知生，焉知死”(《论语 ·先进》)这样的反问 式答复来予以指点。“生”是人所顾念的，“死”是人所嫌厌的，这乃人之常情。就日常处 境而言，其实并不存在如何在“生”与“死”之间作取舍的问题。进而言之，在“生”与“道” 并行不悖的情形下，根本就不存在舍“生”求“道”抑或贪“生”弃“道”的两难抉择。在 孔子看来，只有当人面对不得不在“生”与“道”之间抉择其一的危境之际时，是否“弃生” 才成为关乎人生大端的一个真问题。孔子就这一人生难题所作的经典诲示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 ·卫灵公》)孔子以“仁”立教，他所“志”与所“弘”的“道”说到底乃是以“仁” 为价值底蕴的“仁道”。如果我们将“义利之辨”在其第二个层面的裁断归结为“生”与“道” 之间的裁断的话，那么对“生”与“道”作裁断也就意味着对“生”与“仁”作裁断。在孔 子这里，“生”诚然是人生最大的“利”,不过“生”的终极意义毕竟取决于“仁”,因此， “仁”便成为孔子用以裁断“生”的最高的“义”,“杀身以成仁”也由此成为孔子为人生 价值弃取所作的最高裁断依据。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 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3分)A.相较于“生”,人们更重视求取“富”“贵”,这与后者更能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愿 望有关。B.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富”“贵”,他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都有求取财富和地位 的欲望。C.当对“生”的求取和“人之常情”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会在“生”与“义”之间做 出取舍。D.文中的“义”指的是以“仁”为核心的“道”, “利”指的是“能给人带来利益的身 份地位”。2. 根据文章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文章论述了“生”与“富”“贵”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将对“利”的求取概括为两个 层面。B.对“利”的求取受“义”的制约，甚至会因“义”弃“利”, 《鱼我所欲也》体现了 该观点。C.孔子虽然认为“义”和“利”之间彼此对立，但他也承认“义”是求取“利”的前提 和依据。D.作者认为“义利之辨”体现了人生的价值判断，并涉及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属于价值 论话题。3. 下列是古代学者有关“义利”的观点，其中最接近本文观点的一项是(3分)A.人知贵生乐安而弃礼义，是犹欲寿而殇颈也。 (荀子)B.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老子)D.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 (陆九渊)
1.B（A“人们更重视求取'富’'贵’”错；C“和'人之常情’发生冲突时”错；D“'利’指的是'能给人带来利益的身份地位’”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