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英雄天子：柴荣

“五季至周之世宗，天下将定之时也”（《宋史》）。

柴荣是五代最后一个政权后周的第二位君主，是周太祖郭威之妻柴氏之兄柴守礼的儿子，也是郭威的养子。柴荣出身邢州望族，自少“器貌英奇”，擅长骑射，略通书史及黄老之术，且为人谨慎笃厚，因而被姑父郭威收为养子。早年曾随商人在江陵贩茶，对社会积弊有所体验。他的祖父柴翁（其名佚失）、父亲柴守礼都是当地有名的富豪。后因家道中落，年未童冠的柴荣前去投奔嫁给同乡人郭威的姑母柴氏，柴荣生性谨厚，帮助姑父郭威处理各种事务，深受郭威喜爱，而柴氏无子，便收养柴荣为子。当时，郭威效力于五代中的后汉政权（947-950），驻守邺都，防御契丹，乾祐三年（950年）冬，后汉隐帝猜忌郭威，将其和柴荣留居京都开封的亲属全部诛杀，并企图派人杀死郭威。郭威于是以“清君侧”的名义杀向开封，柴荣受命留守邺都，主持邺都事务，不久，郭威推翻后汉，自立为帝，柴荣亦被立为皇子，显德元年（954年）正月，郭威病重，遗诏养子柴荣即位。这是五代独特的继承方式，比如朱温想要传位给朱友文、石敬瑭传位给养子石重贵（实质是其侄子，而且石敬瑭死前把自己的儿子嘱托给冯道，但是冯道懦弱，最后让石重贵上位）等。郭威的两个儿子都被汉隐帝所杀，由于没有后代，于是传位给养子柴荣，此非意外之事。“英雄天子”是当时北方突厥对北齐开国君主高洋的称呼，笔者认为其也适合称呼周世宗柴荣。《吴子》说：“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本文从内政和征战两个方面来描述周世宗的人格魅力。

（柴荣）

与北汉的交战

显德元年（954年）正月丙申，在周太祖郭威去世后，周世宗柴荣即皇帝位于灵柩前，当时，刚刚建立的后周政权局势并不乐观，可谓强敌环伺，北方有后汉的残余势力——北汉，及支持北汉的契丹，南方有南方割据诸国，以南唐最为强大，后周实际上仅能控制华北与关中地区，且内部也有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和不服柴荣统治的部下，柴荣面对的第一个对手是南下的北汉、辽国联军。

北汉政权是前朝的余孽，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建立的一个以晋阳为核心的山西政权，包括并、汾、忻、代、岚、宪、隆、蔚、沁、辽、麟、石十二州之地。刘崇向契丹称臣纳贡，成为“侄皇帝”。

（北汉政权）

就是这样一个政权，堪称为北周的劲敌。北宋张永德说北汉“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易取也”（《宋史》），点出了太原地区的政权独特优势，当地民众的尚武风气犹存，直到金末仍有“河东（指山西）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金史》）的说法，可见其民众尚武之风气。不过，太原地区的民众尚武原因可能是其非常贫穷，在明代有“山西地狭民贫”、“山西民众而地狭,故多贫”（笔者随意从《明实录》中摘抄所得），则北汉政权虽然兵力较为强悍，但“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其制度建设以及官员俸禄亦薄，即所谓：“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钱月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馀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资治通鉴》）

当时北汉皇帝刘崇得知周太祖郭威去世，十分开心，准备大举入侵，而当时的辽穆宗对夺取中原并不感兴趣，史称其“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以至于“国人谓之睡王”（《资治通鉴》）。其上一任君主辽世宗准备配合北汉大举入侵时，“诸部皆不欲南寇”，辽世宗硬生生地将他们逼迫出兵，在半路被谋杀，辽穆宗上位，旧学者认为其具有比较强烈的草原本位色彩（比如陈述先生的《契丹政治史稿》），但也有人提出质疑。不管如何，其本身对大举进攻中原地区可能并不热心。因此，在刘崇的热情邀请下，不帮忙实在说不过去，于是辽穆宗派遣武定节度使、政事令杨兗带领一万多骑兵助战，刘崇则亲自率领大军，让白从晖担任行军都部署、张元徽担任前锋都指挥使，前往进攻潞州。

当时柴荣听说北汉入侵，准备亲自率领大军与之对抗，而群臣对这位年轻的皇帝仍不信任，且认为北汉可能只是虚张声势，未必能亲率大军进攻，劝说道：“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柴荣则坚定地说：“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断无疑耳！”在继位之初，柴荣就准确判断出来刘崇一定会亲自率领大军前来，并且决心亲自征讨，不可谓不壮气凌云。而宰相冯道仍坚持劝阻，柴荣的亲征将自己比作唐太宗征讨四方，而冯道仍说：“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冯道又讥讽说：“未审陛下能为山否？”面对质疑，柴荣显得尤为不悦，惟有另一位宰相王溥赞成其出征意见。柴荣最终决定出征。

刘崇并不知道柴荣亲征，率领大军绕过潞州向南进发，晚上驻扎在高平之南。而柴荣率领大军快速进发，很快，后周军队的的先锋和北汉军队相遇，发生了遭遇战，北汉军队后撤。柴荣担心北汉军队遁逃，于是督促诸军立刻前行追击。刘崇亲率中军在巴公原摆下大军，张元徽军则在其东（即左翼），杨兗率领的契丹军在其西（即右翼），阵营严整。而柴荣由于率军轻进，河阳节度使刘词带领的后军还未赶到，军心不太稳定，但是柴荣志气益锐，准备和北汉军队作战。义成军节度使白重赞、侍卫马步都虞候李重进的军队在左翼，宁江节度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的军队在右翼，宣徽使向训、郑州防御使史彦超带领精锐骑兵组成中军，而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率领禁军呼卫柴荣，双方摆好阵势。

柴荣骑着马临阵督战，而刘崇这时候做了一位极其错误的决定，他看见后周军队人少，居然后悔叫上契丹军一起来打仗，对手下诸将说：“我自己使用汉军就可以击败周军，何必要契丹军来帮忙！今天我们不仅要击败周军，还要让契丹人心服口服！”北汉诸将居然也赞成其意见。契丹军的统帅杨兗骑兵观望周军后，认为周军是劲敌，未可轻视，而刘崇又大言说：“时不可失，您不要说话了，看着我打吧！”杨衮不满，陷入沉默。刘崇再次指挥失误。他命令士兵在风向不利（南风）的情况下发起进攻，北汉左翼军先进攻北周军右翼。双方交战不久，右翼指挥官樊爱能、何徽居然率领骑兵先行退出战场，上千名步兵解甲山呼万岁投降北汉，后周军右翼崩溃。樊爱能、何徽的有意指挥下，导致右翼突然崩溃，这对于后周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而柴荣在此时并没有放弃作战逃跑，而且亲自率领宿卫亲兵冒着箭矢投石作战以激励将士，而其麾下将士纷纷跟着奋勇作战，无不以一挡百，终于遏制住了北汉军的攻势，北汉左翼（即后周右翼）大将张元徽被作战中被后周军队斩杀，因此北汉军队士气沮丧，加上南风更加猛烈，后周军队顺着风势追杀，北汉军队大败。而指挥契丹军的杨衮本身就怨恨刘崇，加上当时周军气势正盛，于是全军而退。接着刘崇整合部队万余人，继续作战，结果又被后周军队打得大败，率领百余名骑兵迷失方向，仓皇逃回晋阳。

此次战役中，樊爱能和何徽率领的右翼部队一接触北汉军队就逃亡，并且不肯听从柴荣派出使者的劝阻，有些使者甚至被军士杀害，他们甚至扬言说：“契丹军队大举来犯，官军大败，其余士兵纷纷投降”，樊爱能甚至想制止刘词率领的后续援军北上增援，很难不让人怀疑其企图。本来柴荣安排李彦崇埋伏在刘崇的归路上，但是因为听说樊爱能等人战败，于是引军撤退，错失一大机会。后周军队胜利后，樊爱能等人才慢慢地赶回来。柴荣对此绝“不行姑息之政”（《资治通鉴》），一口气按照军法处决了樊爱能以及裨将七十多人，“由是骄兵堕将，无不知惧”（《旧五代史》）。而在此战中表现出色的赵匡胤被提拔为殿前都虞候，此外还有许多立功将士有所升迁，体现了柴荣赏罚严明的一面。

刘崇回到晋阳后并没有因一时失败而丧失斗志，而是积极地准备反攻“北汉主收散卒，缮甲兵，完城堑以备周”，之后派遣使者请求于契丹，辽穆宗许诺救援晋阳。柴荣击败刘崇率领北汉契丹联军后并没有继续亲征，而且派遣符彦卿为主帅，郭崇为副帅，向训为监军，李重进为马步都虞侯，史彦超为先锋都指挥使，带领步骑兵二万进攻从潞州出发。之后又派出王彦超、韩通、刘词和白重赞等人增援，符彦卿一直达到晋阳城下。而刘崇的决定是坚守晋阳，等待契丹援兵。很快，汾州、辽州、宪州、岚州、石州、沁州、忻州、代州都落入后周军队手中，但是晋阳始终没有攻克。柴荣最初的目标并非是消灭北汉政权，而是要耀兵于太原城下，但是后周军队进入北汉境内后，民众纷纷箪食壶浆以迎周师，哭诉北汉的赋役之重，提出自己愿意提供军需来帮助后周军队攻陷太原，而且北汉境内有州县纷纷投降。于是柴荣决定提高其目标，改为攻取太原。这点和当时的各位将领发生了冲突，他们认为粮食不够，不能够，请求班师，改日再次举行进攻，而柴荣不听，于是几十万人聚集在太原城下，由于粮食不足，军士不免剽掠，民众失望，跑到山谷里聚集自保。柴荣很快作出反应，下诏禁止剽掠，安抚农民，并且募民入粟米拜官，征发后周境内民众运粮给军队，为了攻克太原城，柴荣还亲自到太原城下指挥攻城。最后，而且契丹军队纷纷来援助北汉，而且“会久雨，士卒疲病”，以及史彦超在与契丹援军的战斗中身亡，最终决定撤退。所谓进军易，退军难，后周军队撤退得十分匆忙，几十万刍粮在太原城下，都不得不将其烧毁。军中因为流言相互惊扰，甚至互相劫掠，军需损失惨重，所得到的城池都再度失去。可以说，此次后周进攻北汉，历时约一月，以失败告终。

但这两次作战，使得北汉政权的实力大为削弱，北汉国主刘崇忧愤成疾，将以国事委派给其子侍卫都指挥使刘承钧，不久死去。

内政、武备和中央集权

柴荣“常愤广明以来中国日蹙”，等到高平之战胜利后，慷然有削平天下的志向。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内修文德，外修武备”，即从内政和军事两个方面增强自己的实力。

柴荣重视农业的发展，所谓“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当然，其不仅仅只是为形式的举动，还切切实实地降低百姓的负担，比如在958年十二月，“罢州县课户、俸户”，让其都归州县管辖，所有幕职官、州县官一律由州县开支俸钱和粮食。他又发布法令，将无主荒地分给百姓，并且对逃亡的庄田做了恰当的规定（具体内容见《旧五代史》本纪显德二年正月条）。此外他有时免除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后来，后周夺取淮南，淮南爆发饥荒，柴荣命令让官府借给百姓粮食，有的人说：“百姓贫困，恐怕不能偿还”，柴荣说：“百姓犹如我的儿子，哪有儿子处于倒悬之急做父亲的不去帮助他呢？哪用得着一定要其偿还！”可见其殷殷爱民之心。而其自己也有治平天下之心，曾经读唐代元稹的《均田图》，感叹道：“这就是让天下大治的根本啊！王者的政道就是从这开始的啊！”于是下诏将《均田图》颁布到各地，让官吏和民众先学习熟悉，准备一年来均天下之田（柴荣在显德五年即958年七月颁布，但其于次年六月去世，还没有满一年）。

限制佛教的发展。佛教在五代政权中经常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五代的闽国统治者经度民为僧，导致闽国境内多僧侣，而且寺庙经济在闽国起到了重要地位（见芝兰学社的闽国简史）。不仅闽国统治者，当时南唐统治者也是溺佛，《南唐书》记载：“元宗（李璟）、后主（李煜）皆酷好浮屠，群臣化之，政事日弛”，陆游评价说：“南唐偏国短世，无大淫虐，徒以寝衰而亡，要其最可为后世鉴者，酷好浮屠也。”可见南唐统治者溺于佛教，不务政事是其败亡的重要原因。而柴荣并不像那些溺佛之君，他是佛教“三武一宗之厄”中的最后一位：周世宗。他在位下令“大毁佛寺”，“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度者”（《新五代史》），废了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仅留下寺院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和僧尼系籍着六万一千二百人。当时中原缺乏钱币（因为民众将铜钱用来铸就佛教的铜像），柴荣一方面下令禁天下铜器，将铸币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又将佛教的铜像全部摧毁，用来铸钱。为了避免群臣有所顾虑，柴荣说：“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此外，民间的铜器也要输给官府。司马光曾经大加感叹，说：“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整顿军纪已述于前，此外还有加强军队建设。最初，宿卫的士兵，累代相因，君主务求姑息，不加简略，恐怕伤害士兵的感情，于是老弱宿卫居多，骄悍不用命，遇到比较强的对手，“不走即降”，很多皇帝就是因为这点失去了国家。柴荣在高平之战，因为右翼军阵主帅擅自逃跑，军士不用命差点战败，因此对此十分重视，提出“兵务精不务多”，于是大加检阅，采取“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的措施，又同时采取收集地方精兵的措施，柴荣认为“骁勇之士多为诸籓镇所蓄”，于是“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将地方的精锐都调入中央），这种措施其实和宋代的收精兵是一个模板。这个要和当时五代的制度建设联系到一起。

“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五代十国时期军人权力巨大，能够左右王朝更迭，“故其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所谓“兵强马壮者为之”，欧阳修就痛心地说：“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经过五代，最终形成了一套文官驾驭武人、地方军力、财力、物力收归中央的体系，并且为宋代所完善。后梁朱温时期，就开始抑制地方军人势力，看到“镇将位在县令上”（地方军事长官比行政长官地位高），就“敕天下镇使，官秩无高卑，位在邑令下”，让地方行政长官高于军事长官，以此来抑制军人。李存勖时期，就“复制诸道监军，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陵忽主帅，怙势争权”，恢复唐朝旧制，宦官来压制军人权力，而且租庸使的权力也得到扩大，“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牧守不专奏陈”，然而在李存勖的时期，“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财政部门直接控制地方财政，又限制地方军人的推荐权，“自今後大镇节度使管三州已上者，每年许奏管内官三人；如管三州已下者，许奏管内官二人。仍须有课绩尤异，方得上闻。”这些都是压抑军人权力。到了李嗣源又“敕防御、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诸道无得奏荐”，收归中央任免权，把中央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而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造反，五代时期李从珂就让地方剩余的费用全部收归中央，“初，帝（石敬瑭）在河东，为唐朝所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张延朗不欲河东多蓄积，凡财赋应留使之外尽收取之，帝以是恨之。”此外，在士兵问题上也是如此，古代纹面为士兵所耻，如周行逢曾经犯事被黥，后来统治湖南，就有人对他说：“公面有文，恐为朝廷使者所嗤，请以药灭之。”周行逢加以拒绝，认为黥免无碍于英雄。而从后梁朱温时期开始，士兵就开始纹面，刘守光征发境内民众成为士兵时，也将其黥面，可见士兵地位也在降低。在此种情况下，柴荣将地方的精兵强将收归中央，并且极力招揽勇士，很难说没有削弱地方藩镇的意图，在柴荣的策划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

当时契丹又从后晋、后汉以来，多次入侵河北，大量民众被其杀害，柴荣对此浚胡卢河，筑城于李晏口，留兵戍宿，并且成功击败了契丹军队的一次入侵，“自是契丹不敢涉胡卢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柴荣还重视水利工程的修建，比如巡查河堤，立斗门于汴口来控制黄河水势，又阻塞黄河决口减少水患，疏通汴水、五丈河以及联通济水，导汴水入蔡水，以上达到“通陈、颍之漕”、“通青、郓之漕”的效果（即连接了山东和江淮地区），控制淮南后又修筑水利，使得后周的战船可以直达长江。

柴荣还让群臣做《为君难为臣不易论》，还下诏说让群臣多进谏言，又和王朴商议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军事方针。其选用人才也是非常有眼光，正如《宋史》所言：“范质、王溥、魏仁浦，世宗之所拔擢，而皆有宰相之器焉。”此外还有一些制度建设。总之他在位时间虽短，但是所为颇多。

进攻后蜀和南唐

后蜀当时占据着秦岭、岷山以北的秦州、凤州、成州和阶州，这些地方如果让其占据就可能有着北伐威胁中原地区的可能，因此柴荣在征发南唐前决定先攻取这些地方以绝后顾之忧。孟昶当时面对后周军队进攻，派遣使者前往北汉和南唐进行联合，后周军队节节胜利，使得“蜀人振恐”。孟昶致书于柴荣请求和谈，但是在书信中自称大蜀皇帝，柴荣对此很生气，并不回复，孟昶因此惊恐，聚兵粮于剑门、白帝做防御工作，由于募兵众多，经费不足，于是对境内铁器实行专卖，蜀地民众对此十分厌苦。但总体而言，进攻后蜀的作战（主要是955年五月至十月）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

在进攻后蜀的战役结束后，柴荣下一个目标是南唐。

当时的南唐皇帝是李璟，他是一位具有雄心壮志的君主，“有吞天下之志”。在闽国的内斗中，他出兵攻占闽地，但是随之败于福州城下，没有成功夺取福州，也没有控制泉、漳，仅仅得到了建、汀二州，而史载其败于福州之下的战役，死亡二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府库空竭，而之后乘着马氏政权内乱，派兵进攻湖南，成功灭亡马楚政权，君臣骄傲，觉得天下指日可定，结果由于处理不当，湖南再次丢失。此外，后汉李守贞叛乱、后周太祖时的慕容彦超叛乱，李璟都出兵声援，还派遣使者从海路交通辽国和北汉，约定共同攻取中原地区。由于累次出兵都没有成就，且国力消耗巨大，李璟决定息兵养民，当臣下向其劝说“数十年不用兵”时，李璟回答说：“将终身不用，何数十年之有！”（见《资治通鉴》）。而李璟的息兵战略并没有能够成功实施，柴荣决定兴兵讨伐南唐政权，夺取淮北之地。当时有两个有利因素：一是后唐在淮北兴营田以及将盐茶强卖给民众来收取其粟帛，百姓对此抱怨颇多，等到后周军队打来，百姓纷纷喜迎王师（但后周军队纪律不好，不懂得抚恤百姓，使得淮南百姓又纷纷聚集自卫，反倒是成为后周军队的困扰）。第二是李璟当时息兵养民，忽视了国防。比如，当时每年冬天淮河水位下降，后唐军队都会派兵在驻守，称之为“把浅”，但是寿州监军认为疆场无事，这样这套是浪费钱粮，于是取消掉“把浅”。

在伐蜀的同年（955年）十一月初一日，柴荣任命李谷为主，王彦超副之，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等十二位将讨伐南唐。在次年正月又下诏亲征淮南。柴荣在此次军事行动中还采取其他的手段，比如修复汴渠让其连接泗水，方面将来的水军战舰和后勤运输。同时，柴荣还在外交上孤立南唐，比如联络湖南、南平、吴越国帮助攻打南唐，使其面对三面夹击的困境。不过这两路进军都被化解，虽然当时南唐精锐士兵都在淮北，但是，南唐将领柴克宏仅凭数千老弱就击败了顷国入侵的吴越军队，并且打算北上救援被后周军队围困已久的寿州，可惜还未出发久病死了。而湖南进攻的一路因为经过内部扰攘已为泡影，而南平派遣水师东下也未有大的进展，决定胜负的主要是北周和南唐之间的主力对决。

当时南唐清淮节度使刘仁赡指挥防御，与平日无异，人心稍安。当时周兵主要进攻的就是寿州，当时柴荣下诏亲征，先派遣李重进前去增援。而南唐将领刘彦贞赶往寿州，李谷见状选择后撤，随后刘彦贞因此轻敌，被随后赶来的李重进击败，刘彦贞败死。之后柴荣亲自来到寿州城下，将其围困，并且征发了几十万丁夫用于攻城，此后，后周军队以围困寿州为核心，并且派遣军队向四方攻城略地。二月，周军攻取了扬州、泰州，三月又攻陷了光州、舒州、蕲州，并且在进攻黄州，因此柴荣拒绝了李璟提出的议和条件。为了救援寿州，李璟派遣李景达前去救援，但是又任命陈觉为监军，边镐和许文稹等为应援使，四月时，之前唐军将领陆文俊收复了泰州，并且敢走了在扬州的周将韩令坤，但此时柴荣派遣张永德增援，经过交战击败并且生擒了陆孟俊，收复了扬州。在五月时，柴荣北归。七月时，后唐朱元、李平率军北上，接连夺取舒州、和州、蕲州，柴荣决定将兵力收缩集中用于寿州。

显德四年（957年）正月，景达派兵救援寿州，结果被李重进击败。二月，柴荣再次亲征，三月到达寿春。之后大败唐军，史称“唐兵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获船舰粮仗以十万数”，此战之后，南唐君臣再也无可奈何。等到李璟问计于其将领时，他们甚至念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意思是大势已去。此战之后，寿州已无解围希望，寿州守将刘仁赡（此人才能卓著）病重，其手下伪造其降表投降，寿州被攻克。

之后柴荣率领军队饮马长江，而且挖通各地运道，以至于后周军队的战舰都能驶入长江，后唐君臣大为惊恐。最后李璟提出割让淮南，去帝号称国主，称臣纳贡才使得柴荣同意议和条件。而这场战役使得南方政权中实力最为强悍的南唐大大削弱，并且成为后周的臣属国，已无威胁，使得柴荣的北伐无后顾之忧。

向幽州进发

在打垮南唐后，柴荣就开始北上收复幽云。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从此中原王朝失去了燕山山脉和长城一线的有利地形和屏障，幽云十六州成为辽朝南下攻掠中原的基地，后来金朝群臣在讨论燕云归属时就说：“北朝所以雄盛者，缘得燕地汉人。今一旦割还南朝，不惟国势微削，兼退守五关之北，无以临制南方，坐承其弊。”丢了燕云十六州，失去了险要地势的中原王朝屡屡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是汉人的痛。正如上文所说，当时辽国统治者是辽穆宗，具有比较保守的倾向，比如在柴荣征伐淮南时，李璟曾经派遣使者向契丹求援，结果被辽穆宗拒绝，而当时北汉政权也觉得辽国不是很靠谱，所谓“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与之绝”。

而柴荣慷慨有削平天下之志，自然要向幽州进发。959年三月，柴荣开始北伐，开始“复中国故地”的旅途。为了完善后勤保障，柴荣“通青、郓之漕”，之后侍卫亲军都虞侯韩通等带领水陆军先行出发，从沧州治水道入契丹境内，直达瀛州和莫州，而柴荣到达仓州后即日帅马步兵数万趋向契丹的境内，而且消息保密工作非常好，如果不是大军经过的地方，连民众都不知道，而柴荣驾驭龙舟沿水道向北，直到益津关水道渐窄才被迫下地。在这场突袭下，辽国宁州、益津关、瓦桥关、莫州、瀛州相继投降，又攻克了易州。柴荣与诸将举行宴会庆祝，各位将领纷纷认为：“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意思是如果继续深入恐怕很危险，但是柴荣对此很不满意，如同当年他在高平之战做出的选择一样，他想要继续北进，于是催促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先行出发，控制固安，柴荣亲自到达安阳水，命令搭桥，因为天色已晚，柴荣回到了瓦桥关。这天，柴荣很不巧地生了病，于是其继续前进的理想彻底破灭。柴荣把瓦桥关设置为雄州、益津关设置为霸州，之后从雄州南还。

虽然《新五代史》记载辽穆宗说：“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但是辽穆宗仍然对此非常紧张，经常派使者督促北汉出兵牵制柴荣，可见柴荣的威胁力。因此许多人对此抱有遗憾，设想如果柴荣不是恰好生病，岂不是就能收复中国故地吗？这成为历史的遗憾。

不完美但可贵的柴荣

史书所载柴荣杀戮之事颇为严重。比如高平之战中，“帝宿于野次，得步兵之降敌者，皆杀之”（《资治通鉴》即之前投降的步兵被杀），又《旧五代史》记载说：“其夕，杀降军二千余人，我军之降敌者亦皆就戮”，可见并非仅有之前投降之士兵被杀，亦有敌军投降者被杀。又比如之前进攻蜀国时，柴荣将被俘虏的蜀兵隶属军籍，征发淮南，他们又投降南唐，南唐后来献给柴荣，结果这些士兵都被处斩。他也有屠城之事，在进攻南唐的淮南之地时，楚州防御使张彦卿坚决抵抗，所部无一降者，后周军队伤亡颇多，于是决定屠城，史书记载说：“世宗怒。尽屠城中诸民，焚其室庐”，“周师屠其城，焚庐舍殆尽”（《南唐书》）。又在进攻淮南时，本来南唐在淮南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不得民心，“民甚苦之”，后周军队来后“争奉牛酒迎劳”，但是周军将领不但不懂得抚恤百姓，反而大肆掠夺，视民如土芥，淮南民众纷纷相聚山泽，“立堡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资治通鉴》）。后周军队前去进攻，反而多次被白甲兵击败，丢失了之前许多取得的南唐诸州。因此其用兵纪律并没有脱离五代的恶劣水平。

而对于周世宗的军事才能，也有人提出质疑，著名的质疑者是吕思勉。吕思勉在其论著《隋唐五代史》中指出：“彼之用兵，以所遇皆非大敌，遂成竖子之名。”吕思勉对其深入幽州不看好，将其类比于宋太宗进攻幽州，并且指出柴荣军纪不够严明。在笔者看来，柴荣并非那种完美的指挥官，比如河东之战中，柴荣虽然取胜，但未免失之轻率，假设刘崇谨慎且和契丹援助齐心协力，柴荣未必不为北汉军所败。又淮南之战，军纪不行，攻淮南军纪不行，又有屠城之举，实过于残暴。而且最后进攻幽州，未必能够成功，或许成为第二个宋太宗也说不定。

但这些质疑并不能影响柴荣的成就，也不能改变其是为“英雄天子”的角色，如欧阳修所言：“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 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又正如今人朱绍侯所编《中国古代史》所言：“周世宗在位虽不到6年，但他已经为后来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仅仅以时间之短和成就之大，他也确实应该如高洋一样被成为“英雄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