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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市，位于隆昌西约20公里处，是一个因盐而兴的古镇。早在北周时期，江阳辖地中就划出了盐井区。宋代设立了富顺盐监，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富顺西北桐垱（今自流井）一带所产井盐，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川南各地。清中期至清晚期，由桐垱向外先后形成了十多条盐道，其中“隆昌路”，即为从桐垱横店子出发，经仙滩、牛佛渡、龙市到隆昌后，再经荣昌、永川到重庆的盐道。这条盐道，石板铺砌，宽约5尺左右，大部蜿蜒于丘山之中。龙市，就是这条古盐道上的重要驿站。至今，场上还保留着“盐道街”的街名。
龙市驿站始兴于明初。明洪武时期，明玉珍地方割据势力被平定，明军及其家属中的一部分留驻在各地屯守，大量湖广籍的移民纷纷迁至四川。龙市乡里的早期住民就是这个时期落业于此的湖广移民。劳耕苦作于天地的同时，这些早期移民承担了盐道上的井盐转运与集散工作，以及驿站的各类服务工作。开店经商，接待过客，渐渐地，龙市驿站形成了远近有名的集市。民国十六年（1927年），龙市设乡。1951年，改设为镇。1958年，建龙市人民公社，1966年曾改名曙光人民公社。1985年，设立龙市镇。
元末明初，大夏政权覆亡，明玉珍旧部中的大量楚籍将士被安置于四川各地，与此同时，明军中的很多楚籍军士也被安置在四川各地进行屯守，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楚民“奉诏入川”，垦荒落业。富顺、隆昌一带，很多移民先祖就是在明洪武时期先后迁徙而来的湖广人。明末清初，遭受明清两朝相争，以及张献忠义军之乱的四川，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在政府号召下，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大量外省移民又先后迁至龙市。落业龙市的移民们分别来自湖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其中尤以广东籍、江西籍和湖广籍的为多。清光绪《隆昌县乡土志》载：龙市镇各姓中，“王、李、陈、程、黄、陶、丁、罗、谢，由楚迁此；吴、戴、薛、余，由粤迁此。”外省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之其团结奋进、吃苦耐劳的特质，很快在这里站稳脚跟。垦荒插占，克勤克俭，移民的努力之下，梯田逐步普及，塘、堰、渠等水利工程相应开建，红苕、包谷、土豆等旱地高产农作物得到大力种植和推广。家业两兴，枝繁叶茂，移民们利用清晚期自贡盐业繁荣契机并借助驿站运转之地利，创造了龙市街场的再度辉煌。
翠山若祥云，碧水似龙舞，人们将这块风水宝地称之为“龙市”，自然这里也是移民安居落业的上选之地。龙市为清初时隆昌各乡镇移民人数中最多的地方，据史料中的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数中，龙市即“十之有一”。清康熙晚期，置龙市镇，清乾隆《隆昌县志》中记有：龙市镇场在“县西三十五里”，清同治年间绘制的“疆域全图”中即标示有龙市镇。至清晚期时，街场形成了有上正街、下正街、横街子、新河街、盐道街等多条街巷的规模。
龙市的兴盛，仅从其拥有的各类宫观寺庙就可见一斑。至清光绪时期，龙市有大小宗教寺庙十多处，包括崇佛寺、普照寺、云龙寺、仙佛寺、叶家寺、东岳庙、席马庙、观音庙、龙观庙、胡家庙、大云庵、李家庵等。法国人也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这里修建了天主教堂。外省移民也于清中晚期先后建起禹王宫（湖广会馆）、南华宫（广东会馆）、万寿宫（江西会馆）、川主庙（四川会馆）等同乡会馆。高低错落，民居私宅沿街而建，宫观寺庙间杂其间，人口众多的龙市镇，繁华热闹不亚于县城。
上坡下坎，东西纵横几里，三趟青石板铺成的盐道街为龙市最长的一条街，见证了龙市的古今变化。街头还保留着一座清代石板桥。上世纪后半叶，盐道街曾分段改名为生产街、劳动街、和平街，现恢复旧名。清晚民初，龙市街场的兴盛达到顶峰，现存的民居建筑大多修建于那个时期。龙市的民居以两层建筑为主，以木结构和砖木结构的为多。几条主街宽约丈余，街两边有约三尺的街沿。民房临街面多为可拆卸式木槅门，少数为可开合式木门。这种建筑设计有利于开设店铺，即“前店后宅”、“下店上宅”。临河的民居，下部有很高的石砌或砖砌堤坎，部分为吊脚楼样式。大街小巷，各类商号店铺比邻而设，盐店、米店、杂货店、茶馆、饭馆、酱园、醋坊、酒坊、铁匠铺、裁缝铺、弹棉铺、纸火铺、当铺、棺材铺，等等，应有尽有。民国时期，龙市仅茶馆就有数十家，包括颇有名气的大茶馆“鼎和公”、“玉庆公”、“天庆公”、“隆庆公”、“中兴社”、“丁家祠堂”等六家。这些大茶馆的老板大多是龙市的头面人物，如天主教堂遗址上的“鼎和公”为当地袍哥总社所开办，茶馆既是接待四方客人的地方，也是袍哥组织聚会议事的地方。“中兴社”的老板既是当地袍哥大爷，也是地方官员，社内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皆有。
龙市的清初移民以广东省、江西省和湖广省的为多，其中湖广省的又以湖南的为多。这些移民的先祖大多为中原迁至南方的“客家人”。来在龙市后，客家移民以地域和宗族而群分，以同乡会馆和家祠为联谊场所，崇拜各自信神，相互扶持和帮助，协商处理各自事务。两百多年里，客家移民为龙市的繁荣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年历久，相当多的客家人移民后裔至今仍然保持着其传统风俗，在方言口音与饮食习惯上也多少有所留存。豆瓣酱、甜面酱、豆豉、腐乳、腌菜等做法，都是早期客家人从其家乡带过来的。“余家酱园”、“张家酱园”，都是当年客家人经营的著名酱油作坊。龙市的“八碟子”、“九大碗”等酒席菜肴做法，也是客家人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
耕读传家，为客家人恪守的祖训。办私塾，设义学，客家人很重视子弟的培养。清同治《隆昌县志》载：“隆邑，士固穷而竞于文，民尚勤而力于穑。”清晚时，江西籍同乡就在万寿宫内开设了“务本女学堂”；广东籍同乡在南华宫内开设了“龙市小学堂”。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当地乡绅富户出资在川主庙里创办了龙市高等小学堂，即后来的“龙市镇第一小学”（后迁至南华宫）。很多乡人子弟学业有成，从这里走向外界。龙市镇近代最有名的学人当为黄复生。黄复生，字明玉，其先祖为清康熙年间迁至龙市的湖南籍移民。幼时的黄复生在龙市镇回龙阁私塾启蒙，后于1901年考入泸州“川南经纬学堂”，即后来的“川南师范学堂”。毕业后，黄复生东渡日本，进入“宏文学院”和“东京株式会社”深造，期间与孙中山相识，并成为首批同盟会成员。1907年，黄复生回国在成都教书，后又赴日本学习炸药制作技术。1909至1914年6年中，他与汪精卫、喻培伦、陈璧君、彭家珍等人，先后对清政府官员载洵、载涛、端方、良弼等多次实施谋炸行动。民国时期，黄复生历任国民政府参议员、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政务官惩戒委员、国民政府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38年10月，黄复生在重庆逝世，后被追授为陆军上将。
黄复生受到龙市人的敬仰和崇拜，位于上正街的黄复生故居被整理出来供人瞻仰，2008年，龙市河边建起一座占地面积11亩的复生公园。复生公园内绿草茵茵、花木竞秀，从高大的牌坊走进去，可看到黄复生的塑像，以及史料陈列馆。黄复生塑像后的旧式青砖楼房，为民国早年建的“读书楼”，后于1935年改设为“民众教育馆”。四周多个拱弧形门窗，洋味十足，给这个二层楼房带来特别的时代感和古旧感。
除黄复生外，清末至民国期间，龙市一地的仁人义士还有很多。陈道循，1901年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组织参加反清起义活动，重庆起义成功后，担任蜀军政府礼贤馆馆长。薛国珊，1905年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参加过当地反清起义活动和“护国讨袁”运动。程泽湘，也是同盟会会员，曾赴日本学习制造药弹技术，后在实施行刺袁世凯行动时被捕遇害。戴名扬，1929年毕业北京大学，先后在河北大学、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任教，著有《广陵散考》、《高士传校补》、《嵇康集校注》等书作。
龙市当地丧事仪式中悬挂“望山钱”（亦称“望丧钱”），应是极富地方特色的一种习俗。“望山钱”流行于四川内江、自贡、泸州等地，早期用布条，现在则多用纸条制作。各地“望山钱”的大小形制多有不同，通常挂于死者家院外或堂屋外。龙市的“望山钱”，为串式多节（圈）灯笼状，每节（圈）均用白纸条（打制成钱纸状）围裹，最下端悬挂的纸条数量则根据死者的寿龄确定，每岁一条。每节外另围裹彩色纸条。“望山钱”的节（圈）数，也根据死者寿龄确定，每十岁（不足者按十岁计）一节（圈），高寿老人的“望山钱”通常很高，其高度可达五六米以上，故“望山钱”须用很长的竹竿挑起。高挂在外的“望山钱”很是显眼，风吹之中，纸条飘飘。“望山钱”的作用其实就是报丧，即告知亲友朋邻本家在办理丧事。亲友或朋邻，则可根据“望山钱”的节（圈）数和悬挂的纸条数判知死者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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