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耐心，不能揠苗助长

按照世界银行预测，未来10年全球经济将面临“失去的10年”，全球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可能低至1.5%左右，还预警或出现两次全球衰退。

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2020到2022年三年比较特殊，暂不统计，从2019年往前30年，除了苏联解体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现短暂低速增长和倒退，其他年份基本维持在3%左右增速。

人类世界彼此之间的联系已经达到空前高度，每一个国家都必将被大环境深深影响，这就意味着必须转变思维方式。

中国也不例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1990年首次达到30%，1994年突破40%，2007年达到巅峰的73.5%，此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内改革影响，外贸依存度不断降低，但到2022年仍在30%以上。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是以满足全球需要为标准构建的，仅凭国内市场绝对不可能消化掉所有产能，全球化、走出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对中国的意义可想而知，这也是我们现在极力在做的。

过去经济增速放缓，往往是因为出口订单减少，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为了在短期内消耗掉过剩产能，只能想办法出口转内销，加大货币投放，搞基建、投资，给过剩产能找出路。

这就有一个问题，资金必然更多给到实力更雄厚、信用更强的企业，主要就是央企、国企、城投融资平台等有国家信用兜底的地方，更多依靠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模式，也使得居民收入增速落后于GDP增速，居民收入在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郑新立在2010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据他测算，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已下降到43%，提出希望通过三年左右努力，提高10个百分点。

但受到一系列客观原因限制，进展比较缓慢，目前基本在45%左右，居民收入不足，就是消费对GDP贡献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

国家也很重视，如去年12月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几年加大减税、降费、退税、放管服等措施，也是为了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通过保企业实现稳就业，将更多收入从政府转移到企业，进而转移到居民。

这种做法相比直接给每一个人发钱，无疑是“授之以渔”，不仅更加持久，还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更大优势，但问题在于，“授人以渔”最终也得“鱼”够多，倘若“鱼（需求）”不足，也很难打破瓶颈。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仅为32.8%，甚至低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的2010年（37.3%），是最近十几年来最低水平。当然，去年有太多不利影响，随着经济走向正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逐步回归到正常水平，也就是60%左右。

遥想2019年初，当时刚刚印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提出了六方面24项措施，核心是顺应居民消费升级大趋势，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当时各界普遍乐观，有的甚至认为2019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将超过80%。

然而，2019年实际为57.8%。

必须要保持乐观，但盲目乐观要不得。

未来消费升级，还能跟过去一样吗？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长达几十年的消费升级，几乎全国一致。比如上世纪80、90年代的三大件，一家人省吃俭用几年，就为了装一部电话、买一辆摩托车；再后来，是居住升级、教育升级，买更大更好的房子，装修、添置家具，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越来越大。

但这一切，终归是刚需，或者相对刚需，解决从无到有。

比如上世纪的三大件，要解决通信、交通方面从无到有的需求；居住就不说了，总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人均居住10平米。

至于教育，几代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孩子更加金贵，又怎能不加大投入？

但是现在呢，还可能为了一个电话、一辆摩托车省吃俭用、砸锅卖铁吗？在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30平方米，存量房产超过6亿栋，商品房待售面积突破6.5亿平方米的当下，还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买房、换房吗？

显然不可能了，未来要从有到好，而好的标准因人而异。

就如同样的现象，反映的问题却截然不同。

比如居民储蓄率提高，一般认为代表经济发展较好、生活水平提高，是好事，很长一段时间，高储蓄率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2022年居民储蓄大幅上升，央行去年4季度调查，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61.8%，显然更高的储蓄绝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较好，更不能说对未来更加乐观。

恰恰相反，这说明预期变差，担心失业、收入下降，不敢花钱，哪怕存在银行里可能会贬值，也不敢花，更高的储蓄不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而是为了保命应急。

一季度的物价指数也很反映问题，看上去物价低迷，然而大家却普遍觉得生活压力大，这看起来很矛盾，其实不然。

统计数据存在局限性，并没有充分体现这几年价格快速增长的大宗消费，比如住房，又比如应对教育、医疗、养老需求的提前储蓄等等，这些大宗或潜在消费品挤占了更多收入，导致能够花在日常消费上的开支不得不下降，才出现了物价低迷。

这种情况下，想要刺激消费难度可想而知。

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现实：拉动内需是必需做的，我们也拥有巨大的潜力，但绝不是短时间内能拉起来的，必须要有耐心。

怎么做呢？

还是要从转变思维入手。

在投资和出口时代，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政策和货币刺激效果非常明显，但现在需要刺激的成了消费，从千万级市场主体变成了十几亿个体，每一个人的消费需求都有所不同。

虽然无论城乡，都渴望改善生活，但具体到每一个人怎么算改善，很难搞清楚，更没法通过计划来实现。那么唯一可行的只有市场，通过市场去发现需求、满足需求。

更多发挥市场的力量，就必须放权于市场，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不能靠运动式的人治，而是要强化法治，建立更加公开透明、更有确定性的大环境。

更关键还是要改变预期，形成敢花钱的氛围。相比过去通过市场化改革、降低社会福利（如“**市场化”等）实现减少储蓄、拉动消费，现在需要的反而是提高社会福利，真正去调整利益关系，增加国民收入。

福利高了，保障好了，花钱人人都会，不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