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亚的艺术（下）4.古巴比伦时期乌尔第三王朝崩溃以后，两河流域又陷于分争。重新统一两河流域的是巴比伦。巴比伦土地肥沃，位于西亚商路线上，利于经济和文化发展。早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巴比伦的地位就已日渐重要。公元前19世纪中叶，据有其地的阿摩列伊人建立国家，史称古巴比伦王国。到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在其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的领导下，最终统一了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第一王朝，立都巴比伦城，成为最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古巴比伦时代继承了古代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遗产，将两河流域的文明推向新的高度。但是，巴比伦时期的艺术作品能够得以保存下来的很少。因为在汉谟拉比王去世后不久，赫梯人、加喜特人和亚述人先后洗劫了巴比伦城。宫殿遭破坏，珍贵的艺术品被掠夺，现藏于巴黎卢浮宫的汉谟拉比法典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珍贵的作品了。
汉谟拉比法典碑，是古巴比伦王国杰出的雕刻作品，它既是件艺术珍品，体现出当时雕刻风格及所达到的水平，又是件珍贵的文物，是研究巴比伦社会、经济及法律制度最重要的史料。汉谟拉比法典碑高2.25米，以一整块黑色闪绿石的石柱雕成。碑的上半部分刻划的是汉谟拉比国王站在太阳神与司法神沙玛什面前，接受法典：高大威严的太阳神，头戴螺旋形宝冠，身着长袍，端坐在宝座上，郑重地将法典交给站在面前的汉谟拉比，表现王权神授的思想。相比之下，国王明显的矮小，体现了神凌驾于人之上的观念。但艺术家在刻划汉谟拉比国王的时候，克服了全部侧面正身律的程式化传统，使国王表现为一个形态自然而协调的真实的人。整个场面庄严神圣、等级分明，无容质疑。这种授权的场面在上一个时期就已经出现过，而自此以后出现得就更多了。 5.两河流域的音乐对两河流域音乐艺术的了解，几乎只有图象资料和文献资料——这些第二手资料，可供我们使用。久远时代的音乐，作为时间的艺术已永远无法追回。比较幸运的是，图象资料如雕刻、浮雕、壁画等以及在发掘中出土而保存下来的乐器，为我们了解那时的音乐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材料。 在两河流域，音乐表演的场面经常被刻划在印章、石柱及石板上，以文字和画面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如在乌尔地区国王墓葬中发现的镶嵌拼制的艺术作品"军旗"中，就展示了伴有音乐和歌唱的宴会。在公元前2000年初开始成套制作的陶俑和具有人像的陶制浮雕也大量记录了音乐演奏者的形象。
对了解两河流域音乐最具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要算是乌尔国王墓葬群发掘出土的乐器了。虽不能说它们是美索不达米亚音乐文化最早的乐器，但也许能说是保存下来的公元前3000年最重要的乐器。"在墓葬中发现了9架里拉琴的残余，其中5架可以修复。此外还有竖琴、吹奏乐器和对击板。尤其是弦鸣乐器有如此完美程度，不得不令人推测这些乐器已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阶段。里拉琴和竖琴豪华瑰丽的构造形式，一方面表明其拥有者的富有，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些乐器制造者令人叹为观止的手工艺术技能。要制作具有金、银和青铜的公牛头饰，具有玛赛克彩石的镶边，又具有艺术性镶嵌工艺的极为复杂的里拉琴，制琴艺人必须掌握木材、金属和宝石等方面的加工技艺，并须具有卓越的艺术才能，尤须掌握有关音乐和声方面的丰富知识，以解决音响的种种疑难问题。"自公元前2700年后，里拉琴的图像就时常出现在印章及浮雕上了，而公牛形状的共鸣箱可以说是苏美尔里拉琴的典型特征。显然，弦鸣乐器在苏美尔音乐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图像可以证明长笛也是苏美尔人的乐器。在乌尔国王墓葬群中，也出土了带有指孔的银质管状残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双簧管类型的双管吹奏乐器，它的形状与苏美尔国王乌尔纳姆墓碑背面所描绘的一样。此外，还发现诸如小号类型的乐器、小型框式鼓以及对击棒、对击板和哗啷器等乐器。
琉特琴——具有棒状长颈和特小音箱的琉特琴，在阿卡德时期首次出现。在古巴比伦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竖琴形式：三角竖琴。后传入埃及和其他地区，成为颇为时髦的乐器。 从楔形文字记载来看，早在苏美尔国家的神庙中，音乐就已是祭神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乐器被看成是神圣的祭器。职业乐师和半职业乐师开始出现，有神职乐师，也有宫庭乐师。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一些文献上一再提到在王室供职的乐师。从中我们了解到当时宫廷乐师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很优厚的待遇。有意思的是，乌尔国王舒尔吉本人也是一个颇具音乐修养的人，在"舒尔吉颂歌"中，他夸耀自己的音乐才能说：对他来说，凡是涉及音乐的，诸如作曲、演奏等，都一点不感到困难。他可以凭音乐平息心头的怒火。他坚持不断地练习演奏并可以迅速掌握不熟悉的乐器，还可以自如地演奏弦乐、弹拨乐，吹奏管乐器，多才多艺，音乐修养比他的乐师毫不逊色。 总的看来，在当时无论是在重大的节庆活动中，还是在祭礼活动中，音乐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且音乐艺术已具有了相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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