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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望雕像｜周大新
当大团的乌云携着冰冷的风雨朝我们乘坐的汽车扑来，氧气的稀薄使得我的呼吸更加困难时，我意识到车子已近唐古拉山口，前边就是我渴望看到的西藏的土地——藏北草原了。
这是1996年的7月，西行中的我正坐在一辆大巴车里。
车子吃力地拨开风雨，在曲折盘旋的青藏公路上艰难地前进着；风声雨雾里，一座巨大的军人雕像渐渐出现在我的眼里。
我的精神一振。
那是一个持枪的战士，在风雨中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青藏公路，盯着朝他驶近了的汽车和汽车上的我们，盯着连绵的群山和群山远处的天空。
车在雕像前停下，我下车对他凝望。
他那粗糙的面孔上，浮现着一种柔和的温情，似乎在向每一个走过青藏线最高点的路人表示着亲切的问候。他那奇大的双眸里，有一丝淡淡的笑容，极像是在鼓励着面前的行人：不用担心，你一定会抵达你的目的地！他那紧抿着的双唇间闪现出一缕坚毅，仿佛是在向行人们担保：只要我站在这里，什么危险都不可能发生。我倏然间明白，一座好的雕像，虽然固定的只是人一瞬间的神态，但却可以让看见他的人，生出无数的猜想来，这就像一本好书，会让人产生很多美好的联想。
我注意到他的胳膊上被过往的藏族同胞披上了黄色的经幡。看来，这个战斗在青藏线上的通信兵、汽车兵、管线兵的代表，在藏族同胞眼里，已经是平安的象征；他那花岗岩的躯体，已经变得轻柔可触，成为可以为人们提供保护的“神灵”了。
我忽然意识到，人类学会雕像并不是无缘无故，人类是用这种方法，来提供观察自己的范本，来寄托自己寻求保护的愿望，来记录自己当下的生存境况，来表达自己想要抒发的感情。
雕像是人完成的，但反过来又可以对人自身发生影响。
那一刻，我对这个军人雕像的作者生出了一种深深的敬意。
会雕像的人多么幸运！
当重又上车和雕像挥别时，我忽然想到，作家其实也是一种雕像制作者，只不过作家雕像时不用雕刀而用笔。作家用笔雕出的雕像虽不能立在路边立在庙宇立在殿堂立在广场上，但却可以活在人们的心里。活在人们心里的雕像不是也好？不是可以保存得更加久长？贾宝玉和宋江这些由作家完成的雕像，不是已经在人们心里保存许多个年月了？
既然作家可以雕像，那生活在世纪交替时代的吾辈作家，面对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旗帜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面对世界人民在和平发展口号下建设新生活的努力，面对整个人类改善自己生存环境的共同行动，当然应该挥起笔来，去雕塑出崭新的文学形象，以使文学的人物画廊更加五彩缤纷。
去雕塑出一个少女，使她比简·爱、比苔丝、比林黛玉更让人们喜欢。
去雕塑出一个少妇，使她的命运比包法利夫人、比安娜·卡列尼娜，比爱米丽、比窦娥更能拨动人们的心弦。
去雕塑出一个男子汉，使他比加缪笔下的莫尔索、比肖洛霍夫笔下的葛利高里、比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比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更让人们惊叹。
去雕塑出一个老人，使他比海明威笔下那个打鱼的桑提亚哥老汉、比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比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更让人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许多年后，当人们看到我们这一代作家完成的崭新雕像时，他们一定会惊呼：哦，那是一个多么辉煌而伟大的年代！
汽车继续向西藏的腹地进发，唐古拉山口的那座雕像离我也越来越远，但在那一刻关于雕像的思索，却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今天，只要一闭上眼睛，我还能在记忆里找到那尊雕像，找到当时涌起的那个愿望：完成一座文学雕像，以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黄永玉写生作品：塞纳河西岸
沿着塞纳河｜黄永玉
如果是静静地生活，细细地体会，我可能会喜欢巴黎的。
眼前，我生活在巴黎。我每天提着一个在沙特尔买的简陋的小麻布袋，里头装着一支“小白云”毛笔，一个简易的墨盒（几次到欧洲来都用的是它）跟一卷窄而长的宣纸。再，就是一块厚纸板和两个小铁夹子；我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后来在塞纳河边的一家出名的历史悠久的美术用品店里头到一具理想的三脚凳，画画的时候不再一整天、一整天地木立着了。没想到坐着画画那么自在……
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提到的那个巴黎和我那么遥远。他们的“评议”，只给我一种站在大深井边的神秘的惊讶。六十多年前，我毕竟太小，对自己身边的现实尚茫然不得而知；几万里之外的巴黎和我有什么相干？
徐志摩写过英帼、意达利和巴黎，他的极限的功绩就是为一些有名的地方取了令人赞叹的好名字：“康桥”“香榭丽舍”“枫丹白露”“翡冷翠”......徐志摩笔下的巴黎，不如说是巴黎生活中的徐志摩，让五六十年前的读者眼睁睁地倾听一个在巴黎生活的大少爷宣述典雅的感受。
我倒是从雨果和左拉、巴比塞以及以后的爱伦堡、阿拉贡这些人的文字里认识到巴黎真实的人的生活，那种诗意的广阔、爱情和艰辛。
50年代初期，香岗放映了一部美帼歌舞片叫做《巴黎艳影》。为什么四十年后我还记得这个庸俗的名字呢？平心而论，它是一部活泼生动的片子，介绍几位住在阁楼的年轻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画家……）真实的生活方式。导演一流、舞蹈一流，摄影一流，演技一流。其中采用了后期印象派矮子画家图鲁兹·劳特累克画作中的人物和色彩，让那些在灯光下的红色、绿色的脸孔闪耀起来。
伟大的电影家、中国人民几十年的老朋友伊文斯拍摄过的纪录片《雨》《塞纳河畔》，精心地给人们一层一层剔开巴黎和巴黎人的原汤原汁的那种心灵中最纯净的美。
我是个“耳顺”的老头子；其实一个人到了“耳顺”的年纪，眼应该也很顺了。
写生的时候，忽然一群罩着五颜六色花衣裙的大屁股和穿着大短裤的毛手毛脚的背影堵在我的面前。我这个人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可真没有见过罐头式的齐整、灿烂、无理的障目之物有这么令人一筹莫展的威力。
法帼人、意达利人、日笨人、丹麦人、荷兰人有时也会偶然地挡住我的视线，但一经发觉，马上就会说声对不住而闪开。但这些美帼人、德帼人不会。为什么他们就不会？我至今弄不明白。
我习惯了、“眼顺”了，我放下画笔休息，喝水抽烟，站起来东看西看，舒展心胸。
巴黎人、意达利人历来不挡画家。更是见怪不怪。
爱伦堡在他的《人·岁月·生活》一书中提到巴黎人几十年前一段趣事：一个全裸的中年人斜躺在巴黎街头咖啡馆的椅子上喝咖啡、看街景。人来人往，不以为意。警察走过来了，他也不理。警察问他：“先生！你不冷吗？”他仍然不理，警察只好微笑着离开。
黄永玉写生作品：巴黎圣母院后街
巴黎的大街齐整、名贵、讲究，只是看来看去差不多一个样，一个从近到远的透视景观又一个透视景观，缺乏委婉的回荡。招引来一群又一群鲁莽的游客，大多麋集在辉煌的宫殿、教堂或是铁塔周围，形成20世纪的盛景。
有文化教养、有品位的异国人大多是不着痕迹地夹在巴黎人的生活之中，他们懂得巴黎真正的浓郁。
我在卢浮宫亲眼看到夫妇俩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幅老头像赞叹地说：“啊！蒙娜丽莎！”
而真正的那幅蒙娜丽莎却是既被双层的玻璃罩子罩住，又给围得水泄不通。
“蒙娜丽莎？啊！我知道，那是一首歌！”一个搞美术的香岗人对朋友们说。我也在场。
蒙娜丽莎是一种时髦倾向，但不是艺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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