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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区」方面，制裁了陈明楚，除掉工作上的一个障碍，同时也为组织整饬了纪律，自然值得欣慰。不过没有多久，消息传来，伪「特工总部」再以叛徒万里浪接替陈明楚为第一处长，专事破坏「军统局」的活动。去了一个幽魂又来了一个怨鬼，这倒是始料未及的。 在陈明楚、何行健一案之前，曾于1939年十二月八日，于熙来攘往的闹市中──公共租界大新公司门前，由「上海区」第三大队长蒋安华派员制裁了伪「特工总部」第三行动队的队长赵刚义一名。 复于1940年二月二十六日，由「上海区」第二大队第二分队陈默等，在静安寺路仙乐舞厅内，当场制裁了伪「特工总部」机要室副主任钱人龙一名。这不算是报复行为，应该是一项严厉的警告，希望那些利令智昏、目光如豆的人，能够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此一做法，检讨下来，产生了相当效果。 不过，此时的「上海区」则更成为敌伪方面的众矢之的了。本来，日本宪兵、七十六号都是我们的正面敌人，经过一阵厮杀后，有一种不合逻辑的奇特现象，那就是和我们短兵相接、血肉相拼的竟是伪组织中的中国同胞，可是对中华民族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却以遥控姿态高居其上，这眞是言之痛心的事。大概也就是「以华制华」全套把戏中的一套吧！ 于是，激起了我们敌忾同仇心，非予以惩罚性的打击不可。我想：日本武装宪兵旣然可以换上便服到租界里逮捕中国抗日分子，并予杀戮，为什么我们不能穿着便衣到虹口、沪西等敌伪势力圈内，攻击武装的日本军人？ 这只是一个概念，并不成熟，所以和区书记齐庆斌兄曾磋商过好几次，我们拟定了几项要点： 一、以着军服的日本军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其阶级高低，官职大小，遇见就干。 二、必须在日军管辖区或占领区执行，除越界筑路地带外，不许在两租界有所行动。 三、预估行动后的正面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反作用；例如对肇事地区一般居民的危害等。 除以上三点外，我曾经分别与第三行动大队蒋安华同志、新编第一组毕高奎同志就此一构想的可行性交换意见。他们都认为此举意义非凡，很值得尝试。在执行上，不但轻而易举，而且牺牲小、威力大，对我行动员也是一种鼓舞。如果指定在虹口、沪西等处进行，卽或肇致日军的戒严、封锁、搜索，除将为当地居民带来不便外，却能收「扰乱敌后社会秩序，打击敌人士气」之效。 内外勤对本案咸认为可行，遂制订方案呈报上级核示。这是1940年初的事。电文发出后，预计一周左右即可获得批准，未料久久无回复，这意味着不是尚在研议中，就是呈报高峰核示去了。 内容提要 从事敌后工作的秘密组织，必须壁垒坚固，才能应付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变故。「上海区」之不断调整人事组织，也正是为此。而我们的处境，则迄在三面受敌、风雨满楼之中。 租界警探，敌友参半，有的对我们同情，有的对我们敌视，甚至受到蛊惑，而甘心为敌伪作爪牙。 日本宪兵，更是对头冤家。抗战时期大陆陷区，一提到「日本宪兵队」，无不谈虎色变；的确，抗战八年，我中国百性枉死在日本宪兵手上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多少少；我们「军统局」工作同志，被各地「日本宪兵队」逮捕后壮烈牺牲、折磨致死者尤不知凡几？即便侥幸活着出来，也会落个伤残病废，至于精神上的屈辱，尚其余事也。 这里，简要的揭露「上海日本宪兵队」的真实面貌，兼及它的丑恶暴行。愿我中华儿女永远毋忘，发奋图强，自惕自励！ 「七十六号」之臭名远播，已为人所共知。此一罪恶集团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与破坏，比「上海日本宪兵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也是中国人，对「上海区」有太多的了解。这也就是我们不断「求变」的一个原因。本文，对「七十六号」有透澈的说明，同时指出，「七十六号」为虎作伥，为非作歹。 上海的工作环境，虽然日益险恶，可是我们的工作同志，仍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和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突破万难，迭次完成上级所交赋的任务。其颇能产生镇慑作用的，应是制裁为敌军大量采购物资的奸商、伪「新亚和平促进会」首要份子俞叶封一案。 三面受敌： 一往无前，壁垒坚强，迎接多方面的挑战 上海的冬天，虽不像北平、天津那么寒冷，可也不如香港、河内那样暖和。对我们来说，在生活上，时间与时序常有颠倒；日夜不分、四季不明，早已成为习惯，只有在工作上，可又不容许发生毫厘之差。 现在，正是二十九年元月，有机会给我算一算，来到上海将近五个月了。自我检讨，幸而「上海区」的组织能渐次恢复，一切运作已趋正常，很可以把以往这几个月经常应付「警报」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开展工作的研议上。于是，和区书记齐庆斌兄作了一连串的长谈，也就是接续着谈了好几次。我们有了结论，不过，这不能算是定案，还有待于上级的批准，才能付诸实行。 前此，我们拟有「人事调整方案」，已经奉准，此刻正在执行中。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案太迁就现状，近乎改良，有欠彻底。虽可奏急效于一时，但无法完全适应于可见的环境演变，由于外来的压力越来越沉重，所以我们本身非要稳固、坚强不可。 「新案」的内容，并不复杂，惟未必能获得上级的全部同意，因牵涉甚大也。其要点如下： （一）将「上海区」所有暴露身份的工作同志，不分职别高低，全部调走，估计约有一百二十余人。比执行中的前案，多出一倍以上。其精神所在，在于「一点漏洞不留」。 （二）预定他调的人，如果有很好的工作路线，则设法转移其联络关系，如不可能，宁肯放弃。 （三）要求「上海区」的职权一元化，所指的是「会计」与「电信」两项。会计部份是对上只有总收支，不记细帐，不留单据。作业程序，请授权区会计全责处理。电信部份是人事和业务完全纳入区本部指挥之下。以上两点，不在集权，完全着重于安全。 （四）请派员补充实力，以训练班毕业之学员、天津「抗日杀奸团」团员，以及政治意识高张之青年为理想对象，至是否与上海有地缘关系，不列为必要的条件。 为了易于获得上级的同意，在作法上我和庆斌兄也有商量，这一次与往常不同的，是不准备拟成电文报上去，将趁着局本部在重庆加开「四一大会」的机会，就齐庆斌兄代表「上海区」出席之便，由他带了去。这既可当面向戴先生作口头陈述，亦可对有关主管单位进行协调，同时，遇有阻挠，还可以详加解释乃至据理力争。 这份文件，其中包括了人事、经费和电台等项目，写在纸上，带在身上，万一发生问题，那怎么得了。为此，我们在技术上，作了一个最「拙笨」的处理，那就是一部份由庆斌兄记心里，一部份密写后放在身边，另一部份用电信发重庆转交齐庆斌兄。 等他到了重庆之后，再综合起来写成书面报告，当面呈给戴先生裁决。这件事，除了区书记和我，还动员了两任助理书记和区会计，办了一个多月才算告成。好在这段时间处于稳定状态中，没有发生工作人员被捕等新事故，否则，一有变动，那又要加以增删了。 齐庆斌兄于三月间代表「上海区」去重庆参加「军统局」成立八周年「四一大会」，至四月中旬返回上海。戴先生本人及局本部对「上海区」的新建议，原则同意，只有主管财务的会计部门（其时不称「主计室」，记得是「会计室」）有意见； 其一，费用太大，一时无法支应，如分期汇拨，请再提每期最低数字。 其二，花钱不能不记账，大笔支出，如房屋顶费等，动辄数千，当然要取据，至如何保管这些单据，乃技术问题，盼研究出一个可行的结论。 以上两项意见，也就等于否定了我们的建议。关于「用钱不记账」的事，戴先生个人也不能作此裁定，他只能叫我们研究出一套「记账不留痕迹」的方法。结果，人事大批调动的问题解决了，一大箱、一大箱的账册单据，依然无法处理。关于这件事，笔者在本文中已经提过三次了，以后还有得提，因为给于我们的教训太惨重了。 前文第三章中，比较详细的介绍了「新一组」的内容，接下来再就「情一组」中值得一记者加以记述。 「新编第一组」与「情报第一组」仍然是两个单位，「新一组」是我到职后新编的；「情一组」则是以前原有的。自「情一组」组长朱啸谷同志，因敌伪缉捕甚急，已无法在上海活动，调走之后，其组长一缺，尚无适当人选，乃权宜指定由「新一组」组长毕高奎同同志兼任。毕组长才华出众，他把「情一组」的工作，也和「新一组」同样的表现得有声有色。 「情报第一组」也有「组书记」，系由张学礼同志担任。张同志毕业于临沣训练班，在朱啸谷组长调职后，毕高奎组长兼代前，由他负责代理。张同志虽限于工作经验，尚无重大作为，但忠诚可靠，头脑缜密，代理期间，克尽厥职。 「情一组」除搜集情报外，另一特定任务是将所有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两捕房中的工作关系，统交由该组负责联系指导。 在公共租界捕房（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方面：较高级的有刘绍奎、刘俊卿、刘XX等三人，以后又吸收了董仁等六人，董仁是假名，其它五个人的名字，暂作保留。据毕高奎兄提示，其它五个人的名字，暂作保留。据毕高奎兄提示，其中有赵逢幸君曾在台湾警界服务，现已退休。 刘绍奎兄于1938年就参加工作了，其后，为了彼此策应，绍奎兄再介绍刘俊卿兄加入。另一位刘XX 君，与刘绍奎兄无横的关系，是由「新一组」组员刘XX 同志吸收的。兹接受刘XX 同志之嘱告，顶好不提他们的名字，故而从略。这表示，不为名、不为利的旷达胸襟。 刘绍奎兄在公共捕房曾任探长、督察、督察长等职。刘俊卿兄曾任探长、督察等职。鉴于工作上之需要，绍奎兄于1939年又吸收了两位英籍警官正式参加工作。所谓「正式」也者，就是他们接受了由「上海区」所发给的活动费，同时也了解这是为中国政府而工作。两位的姓名是：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政治科长劳勃生。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第八科长克莱登。（主管协调日本方面与公共租界有关抗日活动） 据刘绍奎兄自撰的「回忆录」中记载，抗战胜利后，戴先生在上海曾宴请劳勃生、克莱登二人面致谢忱。同时也邀请了英籍总探长葛乐华、探长普莱德二君作陪。因为他们曾义务的协助我方工作。 刘绍奎兄和其它人员对我「上海区」的工作协助，在那种环境里是非常勇敢的，真可以赞扬一句「了不起」，因为稍有差池，连他们自己都完了。因其各有职责，所给予工作上的协助，分别为：提供资料、通风报信、运输武器、掩护撤退、减轻刑罚、私下放人等等。别看在字面上念起来好轻松，而实际上做起来，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在法租界捕房（法租界公董局警务总监──警务处及政事治安处）方面：有蒋福田、李XX、杨仲芳等三人。蒋福田兄曾任探长、督察，杨仲芳系探目，李XX 曾任帮办。法籍有二人，均接受我方之补助活动费，其一是警务处督察长ValonTin，化名马龙，另一位是政事治安处的帮办Sali。 笔者曾和马龙见过一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中，当时，我知道他是谁，可是他并不知道我就是上海的负责人，经我点穿后，他替我接通了电话，使我有机会能交待「上海区」的助理书记桂涤非几句关系重大的话，这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协助。 在上海的时候，笔者和蒋福田兄并不认识，到了1962年才在台北毕高奎兄的府上遇见了他。如今已去世多年了。以上是「上海区」在两租界捕房中的人事关系，当年对我上海工作，的确是助益良多。 虽然如此，可是我们对于两租界捕房的人事编制、职别名称等，始终搞不清楚，所以在上文中，关于职位称呼，难免有些不明不白之处。日前阅及正中书局于六十九年版的「上海租界问题」一书，其中有一篇附录，题为「上海英法两巡捕小史」，注明系收自「上海研究资料」。 资料中，有一段是「三个警政机关的现行组织」，包括「公共租界巡捕房」、「法租界巡捕房」及「上海市公安局」。兹摘录其中公共捕房、法捕房两部份，供为参照。 （一）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共租界中央巡捕房，设于福州路和河南路江西路之间，坐南朝北一座新厦内，属于工部局总办处（间）管辖。总计巡捕官员：西籍共五一三人，印度籍共五九九人，日本籍共二五六人，华籍共三、六四五人。 其下分为十三个巡捕房（等于分局）名称如下：虹口、老闸、戈登、新闸、静安寺、汇司虹口、嘉兴路、狄思威路、汇山、杨树浦、普陀路、成都路、榆林路等巡捕房。 职别及人数：计处长一人，副处长六人，帮办处长八人，督察长二十人，助理督察长二人，正巡官十五人，正探长六人，巡官四十七人探长二十三人，副探长六十四人，巡长五○九人，探目二二六人，试用巡长七十四人，试用探目一人，巡士四六六六人，探员二四五人。 以上所列的官警员额，分配于下列的十个单位中，其名称是：管理处（警务处），缉捕股及特务股（罪案侦查总部或刑事科），各警区总办事处（分局），各区捕房（派出所），武装后备队（保安队），车务办事处（交通科），法庭及律师办事处（法警），材料储藏及转运处（驻卫），马巡（从前有骑警，此时可能还留下几匹象征性的马，因在编制上只有正巡长一人、巡长一人而已）。另外还有一个特务股办事处，有巡官一人，巡士一人，不知道主管什么。 笔者附注：括号内是笔者加上去的，也许不尽适当，惟便于了解。原文中的名称，想必译自英文，在全书中也有些前后不统一之处。上海人通常都管公共捕房的头脑称为「总巡」，其实可能就是「警务处长」。还有上海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三道头」，应该就是巡长，因为他臂章上有三道曲线，所以叫做「三道头」。别看「三道头」地位不高，可是和居民的接触最多，权力也很大。干几年「三道头」下来，多有家财万贯的。 （二）法租界巡捕房 职别及人数：计警务总监及其属员共一七九四人，职员及工人共二一二人，司法警察三六人，卷烟统税处五人，狗监四人，公园和码头警卫十五人，租界防卫队一二七人。 组织系统：最高系「警务总监」，其下，分为警务及政事治安两处。事务单位则有文书课及法警课。 警务处处长之下，有警备副处长、XX 副处长及人事科长。 政事治安处长之下，有政事科长、治安科长及起诉传译科长。 以上，公共租界部份较详，法租界部份甚简，均未注明时间。笔者从相关文字中推断，此项资料，可能所指的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是历史陈迹了。 至于在伪「上海市警察局」方面，我们也有工作人员潜伏，系由「情报第四组」联系，与「情报第一组」无关联。 此外，「情一组」还负责联络「上海区」直属的几个特殊工作关系。其中有一个人姓袁名殊，又名学易、筱易。是上级「交联」的还是就地「吸收」的？已无从查考。此人出身新闻界，政治关系非常复杂，他所供给的情报，大半是题目惊人而内容稀松的一些东西，不但不具价值，尚且徒增困优，可是突然间又有一件非常吸引人的题材，会使人觉得他仍是一块有用之材。 到了李士群做了汪伪政权江苏省主席的时候，袁学易则又以「教育厅厅长」姿态出现，不过，他仍然与「情一组」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发给他的「活动费」依然照收不误。全般检讨下来，他在工作上并无特殊表现。迨至抗战胜利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1950年间，在中央的报纸上，偶然看见他的名字，竟而是「教育部」的一名司长。照中共的行情而论，对一些靠拢的人，顶多加上一个委员的名衔，如实授「司长」，那就足以证明袁殊、袁学易原来早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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