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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期的八王之乱，最终由东海王司马越击败和河间王司马颙等人，得以出任西晋宰辅之职，成为八王之乱最终的“胜利者”。 可是，司马越虽然再不需要面对西晋内部的诸王相互攻伐局面，但却又有匈奴、羯等胡族叛乱频生，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逐渐平息之后，所要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 值得注意的是，八王之乱直到司马越击败司马颙，得以掌控西晋中枢大权之时，西晋国力虽然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但对于匈奴、羯等胡族势力以及西晋末期的内部叛乱，其实并非完全地毫无抵抗之力。
 西晋末期势力分布简单示意图 综上几条案例来看，八王之乱结束之后，西晋虽然国力受损，但面对匈奴等胡族势力，以及王弥等汉族叛乱，其实是有着能够抗衡的力量。如苟晞、刘琨等汉将，也有着不俗的战力，当时的西晋王朝并非没有翻盘的机会。 然而，结合西晋历史来看，最终西晋一方的优势丧尽，胡族势力逐渐崛起，西晋王朝再无抵抗之力。司马越死后的西晋主力，甚至被石勒率军骑射围杀，西晋与胡族之间的势力对比已经发生了逆转。 那么，西晋王朝将最终平定内部叛乱实现“翻盘”的机会尽数丧尽的原因是什么？ 八王之乱后掌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所犯下的“三宗罪”，让西晋王朝最终走向末路。 <一>傲慢轻视胡族势力的崛起，让洛阳四面皆敌晋怀帝司马炽继位之后，比司马衷更加贤明，并对朝中权柄开始收拢，这引起司马越的不满。于是司马越出镇许昌，不久之后用苟晞击败作乱的汲桑、石勒，并领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军事。永嘉二年，司马越自许昌迁到鄄城，后又迁到濮阳，又迁到荥阳，最后于永嘉三年迁回洛阳。 到了洛阳的司马越，并没有将胡族势力的崛起放在心上，反而热衷收拢中枢权柄，并没有对匈奴等胡族叛乱，做出有力的抵抗，在司马越屠戮朝臣，加快掌权的过程中。司马越作为当时西晋掌权之人，因其对胡族力量的傲慢态度，没有对匈奴势力有效地限制，最终形成了难以挽回的局面。
 及永嘉四年，洛阳可以说是四面皆敌！连洛阳都出现饥荒，足见当时洛阳所面对的紧张局势！ 而反观司马越掌权这段时间，却依然没有积极地应对胡族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在司马越到达洛阳之后，利用乞活援军击退刘聪、王弥等人进攻洛阳，让司马越对待胡族的力量更加傲慢，转而更加专注地收拢朝中权力。 晋怀帝有心收拢朝权，司马越便领兵进宫，将怀帝司马炽身边的近臣，黄门侍郎缪播、散骑常侍太仆缪胤、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以及王延等十余人，尽数诛杀。将朝中只要是有封侯的人，全部都罢免。并让何伦与王景，率领自己封地东海国的数百兵力，负责宫中宿卫，以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掌权。 司马越还担心自己的声望不够，于是任用出身高门的琅琊王氏王衍，召集天下名士充斥自己的幕府。当时称“越府多俊逸”，足见当时依附司马越的名士之多。不过这些名士却缺少治国之才，没有对当时日益混乱的局面做出有效应对。像琅琊王氏王衍出任宰辅之职辅佐司马越，却只想着争取自己家族利用，推出了“狡兔三窟”计划，让王氏子弟王敦、王澄等出镇方镇。 总体而言，像刘渊等胡族势力，在八王之乱的末期，尚无法对西晋形成优势，像初期的刘琨、苟晞等人，都能对西晋内部的胡族等反叛势力形成压制。甚至在王衍出任宰辅之职时，都能击退王弥对洛阳的进攻，足见当时西晋一方对匈奴一方是占有较大优势的。而这些匈奴一方的败绩，更加加重了在当时西晋时局中掌权的司马越和王衍等人的傲慢，以至于最终匈奴一方刘聪、石勒、王弥等人，在被轻视中逐渐崛起。到最后，洛阳四面皆敌，京师内外军事已经无法阻挡胡族各方的威胁。而这种结局，与司马越对胡族的傲慢态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二>嫉妒讨伐周馥，让丢失晋室南迁再重整旗鼓的机会洛阳四面皆敌之后，司马越发布檄文征调天下兵马驰援，但是响应的很少，足见当时司马越掌权，并没能让朝堂内外信服。永嘉四年十一月，眼看洛阳危急，司马越率军离开洛阳，将洛阳数万兵马囤积到项县，这让京师更无法抵挡匈奴的威胁，这也是日后洛阳失陷的重要原因。 西晋王朝的覆灭与后来洛阳的失陷、怀帝被俘虏有着很大关系，因此当时根据洛阳和北方的危急形势，建议迁都到南方。其中都督扬州军事的周馥，曾经上表建议晋怀帝迁都到南方淮扬之地。周馥建议迁都的理由有几个：
从两晋历史发展来看，周馥的建议其实还算符合当时时局的演变。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东晋王朝，便可以依仗地利之便，以及晋室传承的声望，召集北方势力投奔，进而形成了足以抵抗北方胡族侵扰的对峙局面。 司马睿的声望与怀帝相比自然是差的更远，弱势晋怀帝于中原危急的情况下，南下江淮甚至南渡到扬州，定然要比司马睿更容易稳定局面。最差的结局也算是南北对峙，自保足矣，纵然也不会出现怀帝直接被掳走的结局。 可以说，当时周馥的建议可以算是能够延续晋室，让西晋王朝能够重整旗鼓的一种很好选择。但是，结合历史来看，周馥的上表，又被当时掌权的司马越而阻止，甚至周馥最终都被讨伐。  原因也很简单，周馥的上表并没有先通过司马越，而是直接上呈给了怀帝，这引起了司马越的不满，于是司马越召见周馥和淮南太守裴硕。周馥怕司马越戕害，便让裴硕先行前往。 裴硕背叛周馥，起兵攻打周馥，被周馥打败。当时都督扬州军事的司马睿，是司马越的心腹，裴硕向司马睿求救，司马睿派甘卓、郭逸击败周馥，周馥出逃，被司马腾之子司马确俘虏，最终周馥忧愤而死。 而周馥的身死，也是他所提迁都之事的落空，晋室也失去了一次重整旗鼓的机会。而这一切都来源于司马越嫉妒心作祟，当时司马越掌权，但声望不足，面对周馥直接呈送晋怀帝表文的举动，心胸颇为狭隘的司马越便妒火中烧，最终也让周馥的计划落空，进而导致了西晋王朝失去了延续的一次机会。 总体而言，周馥所提建议是十分符合当时西晋王朝处境的，不失为一种重整旗鼓的机会。晋怀帝作为西晋正统皇帝，当然要比靠着王导等士族称帝的晋元帝司马睿，更容易号令北方西晋势力。 而且，当时西晋并非无力抵抗，督荆、襄、交、广四州军事的山简，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将杜蕤等南方力量，皆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若是有当时怀帝甚至是司马越统一号令，最终西晋也并非无一战之力。可司马越嫉贤妒能，最终让西晋的一线生机丧失，最终一步步地被匈奴蚕食。 <三>贪婪对权位的饥渴，让晋室四方各自为战，无法形成配合对抗胡族势力除了司马越对胡族势力的过分傲慢态度，以及过分嫉贤妒能之心错失良机之外，司马越对于权位的过分贪婪，也让晋室内部各自为战，造成了西晋无法有力抵抗胡族势力。司马越除了对于中枢权位的贪婪之外，对于外部要镇也是极其贪婪，这导致地方势力对他的不满。 司马越之弟司马腾，最初率领并州田甄、田兰、祁济、李浑、薄盛等乞活军到邺城。等到司马腾被汲桑击败，田甄等人在赤桥击败汲桑。田甄向司马越求封魏郡，遭到了司马越的拒绝，因而导致了田甄等人的叛乱。这也足见司马越对于地方势力的贪婪之心，即便在朝中掌权，也不愿放弃地方势力。 西晋名将苟晞，当初为兖州刺史，曾经击败公师藩、汲桑和石勒作乱，但司马越不愿兖州要地被苟晞掌控，于是自己出任兖州牧，让苟晞出任青州刺史。这让原本与司马越“结为兄弟”的苟晞，对司马越十分不满。加之司马越帐下潘涛等人诬陷苟晞，苟晞与司马越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便向怀帝陈述司马越的罪状。  永嘉五年，眼看司马越无力挽回西晋颓势，晋怀帝便密诏苟晞讨伐司马越。司马越截获密诏之后，便声称要攻打苟晞，苟晞抓住潘涛，又被潘涛逃走。苟晞又斩杀了司马越在朝中安置的党羽尚书刘曾和侍中程延，司马越得知消息后忧愤生病而死， 司马越死后，苟晞建议晋怀帝前往仓垣，但因朝中官员惧怕潘涛，以及洛阳城中盗贼劫掠，让晋怀帝最终无法离开洛阳。不久之后，匈奴刘曜率军攻破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屠戮洛阳数万人，史称“永嘉之乱”。三年后，刘曜要攻入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最终覆灭。 西晋王朝的最终结局，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其中在八王之乱后掌权的司马越，有着很大的责任。尤其是他对于中枢和地方权位的贪婪本性，让苟晞等晋将与其决裂，这也是永嘉四年末，司马越在洛阳向天下发布檄文解救京师时，少有人响应的重要原因。 加之司马越靠着强硬手段，夺取了中枢朝权，早就引起了朝臣不满，也就造成了司马越最终虽然掌权，但却无法号令西晋各方的结局。也正是这个原因，西晋末期无人协调各方势力对抗胡族，西晋内部各自为战，最终让胡族势力崛起。 结论司马越作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赢家”，的确夺得了西晋最终的朝政大权， 但因其“傲慢”“嫉妒”和“贪婪”的狭隘本性，让西晋虽然尚有实力对抗胡族，却将翻盘的机会一步步丧失。 先是司马越太过傲慢的态度，轻视了日益壮大的胡族力量，待到司马越巩固朝中权位后，已经无法改变匈奴势力崛起、洛阳四面皆敌的局面；又因为司马越太过于嫉贤妒能的性格，面对周馥所提出的迁都建议，司马越并未采纳反而讨伐周馥，最终让西晋王朝重振旗鼓的又一机会丧失；加之司马越对于权位的太过贪婪，让苟晞等西晋各方势力与其关系破裂，也就造成了西晋末期地方势力各自为战，无法形成统一的作战优势，也就无法抗衡日益壮大的匈奴势力。 总而言之，西晋末期司马越掌权，但因其太过狭隘的性格，无法统领西晋各方势力，又接受不了其他人的良策，只一心想要巩固自身权位，最终导致了西晋王朝将最后翻盘的机会一步步丧失。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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