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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做了保密局的大当家，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愿意停下来休息的人，而且，保密局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忙，他必须牢牢把住了自己的位置，不给别人可乘之机。 保密局的内部组织，与“军统”时期大致相同，在局长副局长之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 郑介民一走，毛人凤也把郑介民的心腹张继勋从局长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给踢走，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亲信。 保密局成立时，毛人凤因为担心对外勤人员控制不了，所以各省站的站长，用的大都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和提升起来的一些中级特务，有意不用资格老的人。 但因为由“军统”时期起便有一条规定：“秘密领导公开”，而各省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又多是“军统”的老特务，他们对那些年资浅的省站站长都不买账，所以，各站的工作也就推不动。 等到毛人凤把郑介民挤了出去之后，一方面已经大权在握，另一方面也感到，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了，他决定把一些将官级的人员调出去当站长。 1948年春，毛人凤把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总共30人左右，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由他自己亲自主持，训练了一个月，而把原有的一些资历较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 讲习班结束时，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了这些参加讲习的站长，对毛人凤调整省站人事的办法，极为赞许。 蒋介石说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对外勤特务必须调整，要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打入社会各阶层去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多多拉拢一些动摇分子参加特务工作，而最主要的是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去。 他又吩咐，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到公开机关去安插，还要不断吸收新人员参加。 蒋介石说，各省站的负责人，除了管省站的工作外，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提出，省站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要绝对秘密。 那些被戴笠视若至宝的特训班学生，对毛人凤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累赘，因为戴笠死前招收的最后一批学生年龄尚小，培养起来还要好几年，无论从费用、人力、时间来说，都需要大量投入，并且不知回报如何，所以毛人凤决定中止这期特训班，遣散学生。  军统黔阳特训班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他一方面仍学戴笠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在局本部与副处长以上人员一起吃饭，一起谈问题，以期增加效率，在和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也保留“军统”过去的成例，每月约集宪兵司令、“中统”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 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22号办公，一九四七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之后，毛人凤又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马路上，弄了一幢房子，取名“诚庐”，作为各特务单位首脑开会之用。 一些有关对付共产党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种会议上提出来，以便各特务机关能采取协作的步骤。 毛人凤还规定：各省站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务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取得更多的联系，各省站站长每月至少要召开一次“公秘会报”（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关负责人的会报），轮流报告各单位工作，然后汇报保密局。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工作十分关注，一方面他对毛人凤的能力还持保留意见，另一方面是形势对他愈来愈不利，他指望特务机关能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 所以，在“军统”改为“保密局”之后，他一再亲自出马对上层成员“训话”，也一再集体的或个别的接见派到各地去的省站人员，指示打气，而毛人凤在这时期，为了争取表现，也特别大卖力气。 在保密局时期，所能控制的公开机关，已不如“军统”时期那样多。而在被控制的机关中，由于权力之争的加剧，其负责人也不如“军统”时期这么听话。 当时，最大的公开特务机关，要数全国警察总署，署长是唐纵，如果戴笠不死，这个职位很可能落在“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的手上，因李在抗战胜利后所拟的“十年建警计划”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也有戴季陶等人的极力支持。 但戴笠一死，蒋为了使“军统”的人安心，把这一组织交给了“军统”的唐纵，唐既被郑介民和毛人凤挤了出来，为了建立个人的势力，便一心要搞出自己的一套。 唐纵首先提出，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毕业的人不能当警官。所以，对于保密局介绍去的人，非经他亲自批准，不派工作，实际上等于拒绝控制。 但蒋介石虽把这个警察组织交给唐纵，但在重要人事上，仍要加以控制，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都得由他亲自决定。 因此又造成另一种情况：郑介民和毛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去请蒋介石批准，而唐纵也不会为保密局去争，结果，保密局要在警察系统安插人，更加不顺手了。 抗战胜利以后，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都由蒋介石亲自派出，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天津给了毛文佐，南京给了黄珍吾。 本来，照戴笠的暗中安排，天津要安插李汉元，但现在，这个在天津租界为外国人当了十多年奴才的“天津通”、老“军统”，结果只好屈居毛文佐之下，当了个副局长。 南京的首都警察厅长一职，原本是戴笠留给任建鹏的，在南京撤退时，任建鹏担任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早已野心勃勃。 到重庆后，他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由于有戴笠撑腰，以为胜利一来，首都警察厅长非他莫属，岂知人算不如天算，戴笠死后，蒋介石把这个位子给了别人，他自己只弄到一个汉口警察局长。 在北平，陈卓走后，宪兵司令张镇又推荐他的参谋长汤永成去接任警察局长，戴笠派去的副局长祝维屏也没有推上去。 一直到1948年，几个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才慢慢落到“军统”的手上，先是天津归了李汉元，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在解放前，也给了毛森。 因此，毛人凤常埋怨唐纵，说“唐先生只会向家里(指“军统”)要东西，要去了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少的汽车，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实验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人！” 特别是后来，唐纵兼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之后，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人去工作，更加深了“军统”老特务的反感。 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叫警卫稽查处，抗战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 在保密局内部，则称之为兵工稽查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它的成立，是专门为了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活动和镇压各兵工厂工人的。 国民政府把各兵工厂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组织工会，各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他们对待兵工厂工人，也动辄是“军法从事”。抗战期间，这个处的处长是张师，胜利后是廖宗泽，这两人都是投入“军统”的间谍。 跟戴笠比起来，毛人凤虽然也有野心，但是时代不同了，他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无止境地扩张保密局的势力。同时，他也不是一个有大魄力的人，不敢自作主张制定计划，报蒋介石审批后执行。 他所习惯的，就是在蒋介石划定的框框内，小心翼翼地把自己被交代的任务全力完成好。 或许，毛人凤自己也知道，光凭自己这样按部就队地做事，并不能保证地位的安全，为了给自己增加安全系数，他开始费尽心思地巴结那些国民党的元老人物。 当时，上海一个知名媒体对蒋介石的接班人做出预测，认为排第一位的是何应钦，第二位是陈诚，第三位是胡宗南。 为了自保，毛人凤首先把橄榄枝投向了陈诚，作为蒋介石最得宠的新贵，一向讨厌军统，憎恨戴笠。 陈诚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  陈诚 图片来自网络 是人就有七情六欲，他分析出陈诚所以恨军统，根本原因是戴笠在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时，扣押了他的心腹张振国等人。解铃还得系铃人，毛人凤明白唯有放走张振国才是讨好陈诚的唯一办法。 这种事戴笠在世时，是万万行不通的，现在戴笠死了郑介民、唐纵也不过问了，现在不放更待何时？毛人凤立刻通知沈醉，用最忧厚的伙食招待张振国，同时又下令从潮湿的监牢里搬到通风透气的房子里。 接着，毛人风又通知司法处处长李希成把张振国等人的材料档案拿来，进行重新审理。 接着，毛人凤专程到陈诚府上拜访。听说是毛人凤来了，陈诚本不想见，但夫人谭祥好言安慰：“见面三分礼。既然来了，也是客人，你好歹出去应酬一下。” 见到陈诚，毛人凤在恭维的同时说道：“人凤一直想来拜访，苦无机会，戴先生是个火爆脾气，他在世的时候，我对于他的有些做法也不满意，但是却没有办法，例如抗战时期的第六战区军官叛变案就是一桩假案。” 陈诚没想到毛人凤会主动提这件事。他眼睛一亮，放缓口气问：“哦，你怎么这么说？” 毛人凤说：“这件事的确是戴局长办得不周到，当时我们要劝，他又不听我们的。现在我经过调查，已经查明真相，这件事和陈将军无关。我会尽快把陈将军的人放了并承报给委员长，说是一桩假案，并决定为这些将领洗刷了莫须有罪名，恢复名誉。” 听了这话，陈诚一下子露出了笑容，他抓住毛人凤的手说：“齐五兄我算见识你了，你和雨农不一样，是好同志！” 接下去两个人相谈甚欢，陈诚开始把他看做是可以亲近的朋友，对他态度也十分友善。 第二天，毛人凤令人从中美合作所把张振国等人提出来，在局本部设宴管待。席间，毛人凤频频向张振国敬酒，道：“张先生，真是委屈你了，以前我明明知道你们无罪，可我没有权力，没有资格替你们主持公道，这回我放了你们，并非存什么心，而是作为一个国民党政府公务员凭本能的良心做事。回去以后，望你们不要有怨言，仍像从前一样一心一意为陈将军卖力，效忠党国。” 张振国等人以为这辈子再也出不来了，见毛人凤不仅放了他们，还说出一番如此动听得体的话，一肚子的委屈也都化为感动，哪里还有半句怨言？回去后，他们在陈诚面前大大地赞扬毛人凤，又给毛人凤加了许多分。 从此，陈诚见到毛人凤总是亲昵地拍拍肩膀说：“我们是自己人，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 胡宗南是戴笠青年时代就拜把子的铁杆兄弟，戴笠死后，毛人凤自认为是戴笠的继承人，自然也就继承了他各方的人际资源。 但是，毛人凤心里也明白，自己跟戴笠比，毕竟矮了一头，不可能在胡宗南那里得到平起平坐的尊重。 他应该要像戴笠过去那样对待胡宗南，时时将南京方面的政治动向，悄悄与之通报，让胡宗南觉得，戴笠虽死，耳目犹在。 毛人凤的存心示好让胡宗南感受到了他的诚意，两个人也有了更多的接触。  胡宗南 图片来自网络 1947年初，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定于3月10日进攻延安。等到占领延安之后，才发现延安竟然是一座空城，他跑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见桌子上压着纸条，拿起来一看，上面写道：“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隐约觉得自己内部出现问题。 当年九月份北平的电台被发现，对被捕人员进行审问之后，得知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疑似和我党有联系。 毛人凤很快就找到胡宗南，把实情告诉给他，毛人凤话还没说完，胡宗南已惊成花皮老虎，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好不自在。 胡宗南叹口气道：“人凤兄，这件事情我们内部解决，以后保密局在西北有什么需要的地方尽管说。” 毛人凤思考一会儿说：“胡长官，你和戴笠亲如兄弟，看在戴笠的份上，我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委员长的。如果蒋委员长问起，我就替你担着，这个你放心。” 毛人凤替陈诚平反了冤假错案，使他对保密局从厌恶变成赞赏；又利用胡宗南的熊向晖案，让他欠了自己的人情。此外，该如何对付何应钦，就成了让他有些无从下手的难题了。 何应钦位居国防部长，自从戴笠死后，也是一个叫嚷取消特务机关最凶的人。 戴笠死后，给军统局留下四辆小轿车，毛人凤去视察时，一眼就挑中了最好的一辆“别克”牌小轿车。 第二天，毛人凤坐上“别克”到了何应钦的府上，何应钦立即对这辆车赞不绝口：“好车、好车，不愧是世界名牌。” 毛人凤说：“这是戴先生留下来的，我想何部长为党国元老，整天为国事操心，又经常参加会议，只有这样级别的车和你的地位相符。请你收下这辆车，它表现了我们军统全体人员对你的恭敬和推崇，请你一定要给面子。” 何应钦想到平时对军统没有好脸色，就不好意思要，看透他的这个心思，毛人凤把车钥匙往何应钦手上一放，一溜烟似地跑了。 何应钦自从坐上这个汽车，对军统的气也顺了，见了毛人凤也开始会露出笑容，这让毛人凤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些。 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1948年前后，军统贵州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周养浩见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搞起了“第三产业”，就连军统内部，许多站的站长都利用地位之便，做起了生意。 周养浩顿时艳羡不已，经过一番冥思苦想，这位自恃胸中有了几滴墨水的大特务，突发奇想，居然煞有介事地在贵阳办起了一张报纸，办了不过两月，就引火上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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