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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题目：《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白俄侨民群体的管控》  戴 宇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史。近年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点项目各1项，撰写相关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蔡百松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史。 内容摘要：伪满时期，日本为利用存在于中国东北境内的白俄侨民群体，与伪满政府一起对其施加了多种管控措施和手段。在组织层面，当局扶植白俄侨民傀儡机构，组织集体移民等活动；在意识形态层面，当局则向其宣传“反苏”思想，并普及日语教育。虽然这些管控措施并未能收到日满（伪）当局所预期的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上对白俄侨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日本在中国领土上肆意指使白俄侨民挑起各种争端，把白俄侨民捆绑进自己的战争体系之中，这种行为揭示了侵略者所推行的对于白俄侨民的管控手段，不仅是日本侵华罪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日本希望在东北地区扶植反苏势力，防范及对抗苏联的重要表现之一。 关键词：伪满时期；白俄侨民；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 引言 白俄侨民指俄国革命爆发后，逃往海外并普遍对新政权持反对立场的，支持俄罗斯帝国复辟的俄罗斯人。他们大多在革命爆发后失去了国籍，成为无国籍者，少部分人为生活所迫加入了他国国籍。白俄的“白”是与苏维埃联盟的“红”相对应的概念，与种族和肤色没有任何关系。 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大量白俄因沙俄时期曾在中国境内参与中东铁路建设及其后的设施运营，因而对中国东北地区倍感亲切。而中国东北地区白俄人数的激增则始于20世纪20年代，受十月革命及苏维埃政权成立的冲击和影响，白俄们纷纷选择移居中国东北。例如在白俄群体主要聚居的哈尔滨市，仅在1922年内，因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白匪军队的溃败，白俄群体的人数就达到了15.5万人之多。此后随着苏俄国内政治经济局面的逐步稳定，一部分白俄选择回归故土，但仍有数量不少的白俄留存在中国东北境内。 伪满时期集中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流亡白俄群体，主要居住在同沙俄时代关系密切的中国东北各大城市之内，例如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等地，在长春和奉天（沈阳）也有落脚的，同时也有部分白俄居住于中东铁路沿线的一些村庄之内。根据伪满洲国民政部于1936年12月的统计资料显示，此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主要都市中共生活着34，399名白俄，而这之中有27，992名白俄生活于哈尔滨，另外在奉天和新京（今长春）也各有数百名白俄居住于此。几乎所有的白俄都有很强的反共意识，有些白俄因此对日本人心存幻想，甚至认为必须与日本陆军紧密合作，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打回苏联。而日本方面则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对白俄进行严密的管控，希望将松散的白俄群体组织起来，使其充当对苏战争中的急先锋。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伪满时期的白俄群体视为反映日苏关系的“晴雨表”。当日苏关系紧张的时候，日本方面对白俄就大肆拉拢，试图为自己的反苏政策寻找盟友和支持者；而在二战末期日本希望缓和对苏关系的时候，白俄就成为其碍眼的“绊脚石”，失去利用价值，被日本随意地抛弃了。白俄罗斯法西斯党领导人罗扎耶夫斯基在给斯大林的忏悔信中就曾直言：“外国情报机关使劲地利用我们。逮捕、毒打和杀害我们的，是我们被迫同其一道工作的那些人。” 因此，日满（伪）当局同白俄的联结关系是不对等的，日满（伪）当局只是通过种种管控手段对白俄群体大加利用而已。本文将从组织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对这种管控手段进行探究分析，以期明确这种管控对于白俄群体所造成的影响。通过这种分析和考察，将有助于认清日本军国法西斯主义的反动实质，进一步揭露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所进行的殖民主义侵略统治，并将阐明日满（伪）当局所推行的对于白俄群体的管控手段不仅是日本侵华罪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日本希望在东北地区扶植反苏势力，防范及对抗苏联的重要表现之一。 一、日本于组织层面对白俄施加的管控手段 在日本方面看来，伪满境内的白俄是一个极其松散、没有凝聚力的流亡社会群体。因此，对于能否成功将其组织为一个能够为日本如臂使指的势力团体，日本方面在最初抱有很大疑问。早在伪满洲国尚未成立之时，日本方面就已经认识到，距离俄国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的时间，面对日益强盛的苏联，不少白俄早已经萌生退意，只想过安稳的生活，而再无当初复辟沙俄的“雄心壮志”。 “他们的热情，早已由于长年的努力而得不到回报而逐渐消退。他们现在只想一走了之，除了个人和家族的安逸外再别无所求。”所以，日本并无确定的把握能够将白俄统合进自己的战争机器之中，“由于种族差异，因此在各个方面，这些民族的步调均缺乏一致性……如何将彼此分散对立的他们组织为统一的反苏势力目前看来是纸上空谈”。但尽管如此，日本殖民统治者仍是想通过一些手段来控制白俄，以为其所用。 （一）扶植傀儡机构——设立“白俄事务局” 白俄曾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很多法西斯组织和法西斯政党。这些组织的成员反对当时的苏联体制，对沙俄时代还抱有幻想。早在1934年，关东军内部就认为通过建立傀儡机构来控制白俄势在必行。1934年12月7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以《白俄有关事项的处理方案》（第108号）为题，给驻满(伪)大使馆参事官谷正之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为： 以满洲国的统治和军事上的要求为基础，对“在满白俄进行组织化管理”，“其目的在于网罗相应的白俄团体代表者，以居留民会和其他相近组织为主，构成中心机关，要尽快实现这一计划”。 这份电报直接表明了日本想要在伪满地区建立一个傀儡机构的强烈愿望，电报中还强调，这一傀儡机构应该“消除其内部结党营私行为”，所构建的中心机关要在其中记载与白俄有关的情况，“人事及其他问题应视事情轻重，由军队为中心指导哈尔滨（相关）机关进行接手”。于是，在时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安藤麟三和对苏情报主任秋草俊的默许下，白俄群体得以通过用发行杂志的方式广泛宣传右翼思想和进行白俄群体组织活动。 按照上述电报中的指示，日本关东军计划组建一个能够对伪满境内白俄实现全面管理的组织机构，并将该组织命名为“白俄事务局”。1934年12月28日，“白俄事务局”正式宣告成立。在当天，秋草俊以日本特务机关代表的身份，召开了一次旨在煽动各白俄政治团体加入由日本组建的“白俄事务局”的秘密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均为各白俄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秋草俊对白俄代表们说：“所有的白俄流亡者，都必须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在满洲国，这种团结将通过建立俄国流亡者事务局（即'白俄事务局’——引者注）去实现。” 因此，在组建“白俄事务局”之时，日本方面希望其广泛吸收当时存在于伪满洲国的各个白俄政治派别，消除这些派别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使他们在这个日方所宣称的“自治机构”中能够统一服从管理，组成一个恭顺的反苏实体。 其后，在事务局于1935年所发行的机关报纸——《亚细亚之光》（第5号）中，将其自身职责概括为以下三点：“促进在满洲帝国居住的流亡俄罗斯人在物质和法律地位上的巩固。”“同满洲国政府就所有与俄侨有关的问题进行沟通。”“对于满洲国所有与俄侨有关的部门予以协助。” “白俄事务局”首任局长是原白卫军将军谢苗诺夫的老部下雷奇科夫中将。但无论是雷奇科夫，还是在这之后的三任局长，都是日本的傀儡，自身并无多少实权。真正负责执行日本各项指令的，是其下常设的6个部门，这6个部门为：主管秘书、人事、总务的总务部；主管白俄青少年训练的第一部；主管宣传、文化、教育的第二部；主管注册、户口调查和法律的第三部；主管经济、配给的第四部；主管慈善的第五部。并且，另设临时部门移民部，用以将特殊白俄移民伪装成普通移民。 “白俄事务局”自成立后所进行的最为成功的活动，就是帮助日本搜集了伪满洲国境内全体白俄的身份信息。如前所述，白俄中大部分都是无国籍者，这不仅使得日本方面无法彻底摸清白俄具体人口情况，也极易造成苏联人混入白俄群体宣传进步思想，从而动摇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从白俄自身角度来考虑，由于无国籍状态导致其在日常生活需要用到身份证明的场合非常不便，且在出入境时也受到严格管制。因此，主动向事务局注册登记个人信息，就等同于拥有身份证明，能够带来诸多便利条件。事务局规定，每一名居于“满洲国”境内的白俄，都有向事务局登记注册个人信息的义务。 事务局的登记表分为两种，一种用于提交给负责总务事务的总务部，在这种登记表上共有30个条目，其中包括有关该白俄的政治、军事履历，还有是否取得苏联国籍、对于政治信念的理解等6个条目，以及和军事方面相关的6个条目等等。而用于提交给主管户口的第三部的登记表则更为全面，共有77个条目，其内容包括了从俄国革命爆发开始直到现在的政治观点确认的18个条目，以及与军事履历相关的19个条目。如此详细的情报都是按照关东军的指示而收集的。 随着战局的不断进展，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愈加困难，日本急于缓和对苏关系以避免受到多线夹击的不利态势。因此，由关东军一手创建，并直接听其指挥的“白俄事务局”，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成为关东军的负担和累赘。于是，关东军于1943年末在伪满洲国政府中设立“白俄辅导委员会”，通过这一委员会将其对“白俄事务局”的指挥权移交给了伪满洲国政府。 但直至战争结束，“白俄事务局”及白俄辅导委员会都再无建树。其原因在于，战局不断的恶化以及政府拨给的预算严重不足，使得此时已经自身难保的日本既无信心也无精力保全一个已经对其无用的傀儡组织。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哈尔滨之后，不仅毁灭了这个向来有名无实的傀儡机构，也将共有3吨重的事务局的相关档案资料押送回了哈巴洛夫斯克边疆区档案馆进行保存。目前，该档案馆保存着1934~1945年间关于“白俄事务局”的各种相关档案资料。 （二）组织白俄集体移民 日本早就有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的图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实施了大规模移民侵略。而组织伪满境内的白俄移居到日本殖民统治薄弱的伪满其他地区，不仅有助于缓解因战局对日不利而造成的城市中的经济困难，通过制造白俄同中国居民的对立从而转移矛盾，还符合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上升为“国策”地位的国家战略行为。组织白俄集体移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镇压当地抗日武装，完善对苏攻势，建立“新大陆政策的据点”。 日满（伪）当局曾经制订了一项针对哈尔滨失业白俄的移民计划，拟定将他们移居到伪满境内的未开发地区，这个移民政策在1934年到1945年间被实施。在驻伪满洲国日本总领事馆附属警察机关报纸《外事警察报》上，日满（伪）当局就白俄的移民问题主张：“以白俄中的哥萨克以及具有农耕经验的人为中心，向满洲国边境移民，乃至以屯田驻兵的形式对国境进行警戒，是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可以看出，这种移民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缓解失业，而更重要的在于防范苏联。 据1934年10月5日所发行的白俄报纸《哈尔滨之声·时代》报所载，从同年3月开始，日满（伪）当局在齐齐哈尔省把半径为200千米的土地贷给了白俄人，用以发展农业。在土地开发的初期，当局的预算金额为200000圆（伪满货币单位）。当局计划把哈尔滨市内的白俄贫民向那里分批次进行移民，每批次以500户（2000人）为基准。后来由于当局提供的初期补助金即将耗尽，1943年12月特务机关长对哈尔滨的白俄企业家，以继续发展“满洲国”的事业为由，请他们为白俄移民项目进行捐款。但是，当局的这一计划并未能成功实现，根据1934~1945年的白俄向伪满未开发地区的移民数据显示，只有2966名白俄进行了移民，换言之，这说明了在十年间内，日满（伪）当局的移民计划只完成了不到两个批次，而这一移民数量只有当局预计移民数量的一半。 白俄普遍不愿意进行移民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战争后期，连大都市中都存在粮食紧张的情况，因此即使移居到农村开垦荒地，也不能完成自给自足。并且，当局这一计划只是打着帮助白俄移民解决就业问题的幌子，而实则为了防范苏联和统制思想，因此缺乏相关配套措施。举例来说，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中的白俄缺乏农业知识，而当局在没有对他们进行农业培训的前提下，将他们匆匆派往未开发地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日本海拉尔宪兵队于1938年所作的《关于管内白俄移居墨尔根地区及其反响的报告》分白俄认为，“在过了二十多年苦日子后，渐渐积累了安定生活的基础，现在不希望搬到其他地区居住”。苏联领事馆对此也指出：“如果这个移民（计划的对象）是白俄人的话肯定不会幸福。” 如前所述，日满（伪）当局的这一移民计划实际上是为了组织白俄防范戒备苏联，因此当局选择了武装移民的方式，希望使白俄的移居点成为将来日苏战争的前哨。佳木斯宪兵队于1939年所作的《白俄移民的移驻状况报告》中，就提到了使白俄在定居点内“在就农期间种植蔬菜，铺设道路……无偿提供拖拉机以及卡车各两台、耕作用马近百匹（其中四十四匹已经送达）、步枪三十支（根据情况装备迫击炮来强化）”，这充分表明了日满（伪）当局组织白俄进行移民的真实目的。 而在反法西斯战争后期，由于日本战局紧张，导致中国东北地区物资严重不足，哈尔滨等大城市的物资、粮食，尤其是面粉、食糖等配给状况明显恶化。因此，不少白俄的生活受到威胁，白俄们开始不再一味地追随已经无法给他们提供生活保障的日伪统治者。虽然日满（伪）当局想要进一步动员组织白俄进行移民，但由于此时当局连白俄的移民预算也无法拨给，而只能寄希望于个人承担或富人捐赠。因此，日满（伪）当局的白俄移民计划草草收场，随着日本的最终战败再也没有了下文。 二、日本于意识形态层面对白俄施加的管控手段 伪满时期的白俄被日方认为是斯大林政权的境外敌人。俄国侨民事务局（即白俄事务局——引者注）也出版过一些俄文书刊，鼓吹“日俄亲善”。并号召他们“只有打倒斯大林政权，才能恢复祖国（指沙俄）”。为培养白俄群体的普遍亲日情绪，从而借助反苏口号驱使白俄为日本所用，在意识形态层面，日本一方面放任白俄在伪满境内举行各种反苏活动，并煽动白俄的反苏情绪以麻痹白俄群体的神经；一方面在暗中，日本则对白俄群体中产生的种种与侵略政策不相符的思想进行管控和扼杀，向其宣传“民族协和”的反动思想，希望将其培养成为伪满洲国的“善良国民”，与日（伪）满“同甘苦，共患难”。 (一)向白俄宣传反苏思想 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几乎所有白俄人都对苏联体制持反对态度，而日本则抓住了白俄的这种反苏情绪，将其扩大化并予以宣传。日本的这种通过扶植反对势力以限制对手的作法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就已经初见端倪。日俄战争中，日本驻俄武官明石元二郎勾结俄罗斯帝国内的革命分子（社会主义者）和民族独立派，从内部动摇俄罗斯的根基，使日本在战争中得以处于优势地位。而在二战爆发前，根据1936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日本继续把苏联视为假定敌国。因此，在这一战略背景下，对于伪满境内的白俄，日本积极在意识形态领域向其灌输“反苏亲日”思想。 在1941年之前，日本对于白俄的宣传策略是“反共和复兴俄罗斯祖国（指沙俄）与建设'民族协和’的伪满洲国'王道乐土’相结合”。为实现这一宣传目标，1938年，日本《朝日新闻（满洲版）》曾在齐齐哈尔举行过一次以“倾听白俄”为主题的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由朝日新闻社记者麻生洁负责采访，出席的人均为当时伪满境内白俄的“大人物”，这些人均由日本特务机关事先选好，按照日本为他们准备好的回答照本宣科。 在这次座谈会上，采访者提问：“你们想过回到祖国的日子就要到来了（这个问题）吗？”而白俄代表们对此的回答是：“要是有毁灭红色俄罗斯（指苏联）的时机，全世界的流亡者（指白俄）都会回去。”而对于“你们对于作为满洲国一员的心理准备怎么样了？”白俄代表们则回答：“当然是要作为善良的国民尽到最大的努力。”这次座谈会内容后来连载于该报上。从这次座谈会中可以看出，日本一方面给予了白俄重建祖国的虚幻理想；而另一方面，又想要使其作为伪满的“良民”而尽到最大的努力。 随着1936年《日德防共协定》的签订，日本在国际上找到了能够与其狼狈为奸对抗苏联的盟友。自此后，每年的五一劳动节，都是日本煽动白俄反苏情绪的“表演”舞台。为对抗劳动节这一无产阶级的节日，日本在劳动节期间举行“防共周”活动以警惕伪满境内出现亲苏情绪。1938年5月6日的《朝日新闻》，就记载了为了对抗劳动节所举办的“防共周”的信息：“哈尔滨于4月28日举办了防共周的活动，五月一日即苏联的劳动节当天，由哈尔滨'白俄事务局’主办，于下午一点，在哈尔滨有一万名白俄人进行反共大会，高举反共旗帜，哈尔滨全市都弥漫着防共的气氛。” 一年后，这种活动又再次上演，1939年4月30日，伪满哈尔滨警察局外事科根据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让俄国侨民事务局组织一些白俄举行反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示威游行，呼喊反对苏联的口号。但这种活动并未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连身在伪满的外国人，都认为这种活动是无意义的。1940年5月6日，正值举办“防共周”活动中，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位美国人就直言，“居住在满洲的白俄人参加了日本的强制示威运动，挥舞着日本的国旗，高喊着日本帝国万岁的口号。实在是相当愚蠢的事情啊！” 日本不断通过新闻媒体来反复向白俄宣传反苏思想。在报纸领域，日本针对白俄自办的民营报纸，采取了收买、兼并民办的俄文报刊等手段，到最后几乎垄断了哈尔滨的俄文报业市场。日本利用自己在报纸领域的优势地位，企图能够扩大白俄群体的对苏负面情感。1934年，日本方面成立了哈尔滨白俄新闻记者联盟，要求每一位新闻记者必须到日伪政府机关登记注册，引导他们为日本人效力卖命，利用报刊言论不断掀起反苏反共的浪潮。而在广播领域，日本除了注重在广播节目中加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栏目以外，还对收听苏联方面节目的听众进行严厉惩罚，以闭塞外界信息渠道。1940年日本方面逮捕了伪满境内19名外国人，其罪名为使用短波收音机秘密收听莫斯科、纽约、伯力（哈巴洛夫斯克）及其他各国所发之反日广播。 然而，上述的种种措施都未能奏效。在1941年6月，由于德苏战争爆发，导致伪满境内的白俄人国家意识觉醒，纷纷希望为苏联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取得战争胜利。以至于在白俄群体中也出现了“祖国防卫派”，主张保卫祖国，支持苏联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并对其提供援助。面对这种现象，日满（伪）当局一方面严加缉拿“祖国防卫派”分子，另一方面则命令那些仍然忠于它的白俄劝阻这些“祖国防卫派”。但日本自己也承认，“祖国防卫派”来源于思想层面，而日本之前的种种反苏宣传对此是无能为力的，“祖国防卫派运动又由实际行动转化为了思想运动。思想藏于内心深处，必须对此抱有戒心。而要想阻止这种现象的产生，最好的办法是期待白俄的'自觉’”。 （二）强制对白俄群体进行日语教育 1937年10月，伪满洲国民生部曾公布了与教育相关的法令《学校令及学校规程》。根据此法令，从1938年1月1日开始，伪满洲国计划推行实施“新学制”，而当时的白俄学校，也被要求引入这一“新学制”。这一“新学制”不仅要从教育方面塑造白俄青少年的“反苏”观念，还要从民族语言出发强迫白俄群体学习日语，以期彻底消除他们的民族意识，使之滋生亲日情绪。根据伪满民政部所颁布的“新学制”之中的规定，在白俄学校之中，“初等教育机关内原则上使用俄语教授课程，但在中高等教育机构内，则要尽可能地使用日语”。 并且，当局规定日语作为“国语”，必须要同作为母语的俄语一样，在中等以下的教育机关内，每周的教学时间要保持相同。这说明，日满（伪）当局想要从白俄初等教育阶段就对白俄学龄儿童进行日语普及教育，而到了中等乃至高等教育阶段，日满（伪）当局则想让日语在白俄学生心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新学制”推行之初，由于缺少相应的日语教材等原因，导致在白俄中等以及初等教育机构内日语教学的效果并不理想，但这一规定本身就是殖民统治者思想控制的一种表现。 在白俄的高等教育机构内，日语教育则得到了严格的贯彻。1937年，哈尔滨创立了专收白俄学生的高等教育机构北满学院。北满学院一共只开设了商学部和工学部，但是在这两个学部之内日语科目的教学时间均占了较大份额，商学部每周的教学时间大约为34~38个小时，而14~17小时均为日语课。另一方面，工学部一周的教学时间约为46~49小时，而日语教学每周要上10个小时以上。这些日语科目的教学，全部由日本教师负责。北满学院之所以要在其教育中大量加入日语课程，除了日满（伪）当局的强制因素以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伪满时期，日本人几乎垄断了伪满各行各业。在当时哈尔滨俄侨商店里，必须售卖日本制造品，日本进口大商行送货给各商店寄售，每星期有日人来查点销售数量。因此，不说日语的白俄很难在伪满找到合适的谋生手段。 而在伪满“最高学府”建国大学中，对于日语教育更是作为重中之重予以落实。伪满建国大学第1期的学生之中招收了5名白俄学生，以彰显“民族平等”，但学生之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学生，共有75人。针对这5名白俄学生的日语教育，伪满建国大学为他们专设了一系列特殊课程，将这5名学生组成了一个特别班级，开设读解、作文和会话三门课程，一周的教学时间为14个小时，并要求这5名白俄学生每周必须用日语写一篇作文。 而这些措施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白俄学生们普遍产生了“亲满（伪）”“亲日”情绪，他们在作文中写道：“满洲国政府真心实意为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而服务。作为其人民之中的一部分的俄罗斯人，我将来想要成为满洲国的官吏，作为满洲国同其他居住在满洲国内的俄罗斯人之间的中介桥梁而发挥作用。”能够看出这篇作文已经反映出，白俄学生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日满（伪）当局的殖民教育干扰了正常认知。 日满（伪）当局除了在白俄学生及教育机构之中广泛开展日语教育之外，还从社会层面向白俄成年人普及日语教育，而负责这一工作的就是伪满“协和会”。在1943年6月的关东军情报部会议上规定，“以培养对苏战争所需翻译人员为目的，要求全体白俄将学习日语作为义务的一部分”。其具体要求为：“所有白俄作为一般工作人员在进行日语对话时无明显语言障碍，而优秀的白俄作为特殊工作人员，要达到在不借助纸笔的情况下，在情报以及宣传等业务方面，对有复杂对话的文章能够进行翻译的程度。”这些具体要求都交与伪满“协和会”的“白俄部”以社会教育的方式加以实施。 但是，日满（伪）当局的日语教育最终也未能完全消除白俄群体的民族特性。从整体上来说，白俄群体仍然维持着俄罗斯民族的本来特征。白俄教育机构虽被编入了伪满洲国的体制之内，但还是保留着独特的文化传统。而在社会方面，白俄虽在其内部上有政治层面的对立，但面对外部世界时，作为一个整体又认为其自身有着保护并传承俄罗斯文化的历史使命。再加之日满（伪）当局的民间日语普及工作由于没有胜任的教师和受教育者缺乏学习热情，而负责此项工作的日本特务机关对此也不够关心，又缺少经费等原因，因而最终并没能如其所愿。 结语 通过上述有关伪满时期日本对伪满境内白俄群体施加的管控手段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日本以及伪满政府的管控手段整体来说并未能完全奏效。日满（伪）当局试图将白俄群体培养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合格工具，但最终并未能如愿。一方面，苏德战争的爆发使得白俄群体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被激发出来，日本的管控手段并不能阻挡他们与苏联之间的深厚联系；而另一方面,日本在二战末期的颓势使得其为缓和对苏关系，放松了对于白俄群体的管控，以免刺激苏联参战使日本陷入内外夹击的困境。总之，在关东军情报机构看来，对于白俄群体的管控是一个既艰难又敏感的问题，白俄能够在反苏工作中发挥出的作用实则如同鸡肋一般。 其次，日满（伪）当局的白俄管控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白俄群体同祖国苏联之间的裂痕。尽管白俄群体整体上在战争末期倾向于亲近苏联，但由于日本长期对白俄群体进行反苏宣传，因此苏联对于白俄并不信任。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攻伪满洲国，白俄人被苏联红军在全满范围内一起逮捕，拘留在哈尔滨监狱。一些白俄人后来又作为政治犯被终审判刑15年至25年，从事采煤、砍伐等强制劳动。在50年代，许多无法去西方的白俄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协助下回到了苏联。 最后，日满（伪）当局对白俄群体施行管控的根本目的在于强迫白俄群体为其所正在进行的侵略战争服务。并且，日满（伪）当局试图通过这种管控手段将白俄群体的利益与日满（伪）当局的侵略目的相结合，从而牢牢掌握伪满境内的白俄群体，使之在对外方面能够成为日本侵略战争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而对内则作为伪满的“国民”为巩固法西斯统治而尽到最大的“责任”。究其本质而言，日满（伪）当局只不过是打着“民族协和”“复辟沙俄”等虚幻的口号来麻痹白俄群体，进而驱使其为自己效命而已。 【注】文章原载于《日本研究》2021年第3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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