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婚」的婚姻模式，会成为新潮流吗？

2023社没共读会&社没视频号

直播预告

4月29日（周六） 20:00

2023社没共读会之4月罗兰米勒的《亲密关系》复盘大会：

嘉宾连麦、社长分享、好书好课、会员福利等

江浙一带近年兴起了一种全新的婚姻模式：“两头婚”。顾名思义，这是男女双方“两头大”，既不是男娶女嫁，也不是男方入赘，而是两家对等，“我家不是嫁女儿，你家不是娶媳妇”。小夫妻成婚之后，两边都有婚房，两头走动，与原生家庭仍然联系紧密，孩子也最好生两个，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延续两姓血脉，皆大欢喜。

像很多新生事物一样，外界对“两头婚”有不少争议、误会和疑虑，肯定者认为这能带来更平等协商的家庭氛围、甚至是扭转少子化的趋势；质疑者则认为这样一来，婚姻已纯粹沦为一种形式；但更多的人则是忽视，不知道这样的现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值得关注。实际上，这一滴水或许可以折射出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动。

为什么会有“两头婚”

“两头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首先出现在长三角一带更非偶然。

我老家（上海郊外的崇明岛）的“两头婚”并不太多，但1990年代初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虽然第一代独生子女那时大多尚未婚配，但社会上已普遍觉得“女儿”也比以往“金贵”了。在当时乡下盖楼房的热潮中，绝大部分家庭都会考虑给适龄的女儿预先留好婚房，按婚房标准装修——方言称为“立房头”，女儿出嫁后回娘家，也能有一个独立空间。

很多女性出嫁后，一年难得回来几次，“立房头”却俨然成了不可动摇的规矩，如果家里有兄弟阻挠，通常都被视为霸道的老旧思维。

▲ 俯拍崇明岛新农村。   ©上海崇明政府宣传

当时还是独生子女政策，很少有像现在这样，生两个孩子各继承一家姓氏的，但它的变通形式也已经出现：很多孩子的名字，已由父母的姓氏拼合而成，例如宋杨、张李。这个习俗延续至今，我一位同学婚后的第一个孩子叫陈沈某，二胎放开后，老二就倒过来，叫沈陈某。

近些年，乡下越来越多的外公外婆也让孩子改口叫“爷爷奶奶”了。原本这仅限于那些招女婿的家庭，并且会遭人物议，似乎是一种虚名，倒会引发礼法上的混乱——因为两边都是“爷爷奶奶”，怎么搞得清楚？但现在这不仅没消亡，倒是更流行了，不是“两头婚”的家庭也这样叫。

凡此等等，都可看出“两头婚”不是孤立现象，至少相关的一系列做法，在一些地方已被广为接受，包括：“女儿也是传后人”（计划生育的著名标语之一），也能延续血脉、继承家业，也有在娘家“立房头”的权利；娘家为女性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确保她在婚姻关系中获得平等对待。当然，“两头婚”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本地人和本地人婚配”，因为本地人之间更容易知根知底，选择婚配时也更倾向于“门当户对”。

为什么这样的婚姻形态率先在长三角一带出现？恐怕也是因为这里的女性，在家庭的地位相对较高，同时地方经济相对发达，使得原生家庭更有意愿和能力支持女儿，进而更多考虑自家的财产继承问题。两边经济实力相当，女方更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和男方对等的权利地位。权利博弈，体现在了婚姻形态的变革上。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这种现象是好事吗？这取决于你怎么看了。

赵春兰是较早关注到这一现象的学者，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积极的尝试，可以改善代际关系，过程充满协商性：“'两头婚’必然是男女双方或者双方家庭基于平等，达成的一种长期契约。婚姻这种契约关系要保持下去，不可能仅仅是一方的需求表达。”

她认为，“两头婚”是“传统和现代在这个村庄和解”，对老百姓而言，这种方式既有传统的一面（传宗接代的需求、舍不得女儿离开原生家庭），又契合了当下的一系列需求——比如父母养老、家族财产继承、情感陪伴，还有女性权利的兴起，比如支持女儿、女方冠姓权。

▲ 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   © Pixabay

在寻求“传宗接代”的心理动机上，它是传统的，但与此同时，支持女儿、女方也想要冠姓权，又是一种现代诉求。以往乡下的宗法社会里，“绝后头”甚至是比问候亲妈更严重的辱骂，也是维系父权制习俗的根本象征，因为男性家长对家族成员的所有权，是围绕着他的姓氏运转的。在现实中，哪怕是两性关系相对平等的北欧，结婚随夫姓、孩子随父姓仍是默认的习俗，但近些年国内社会已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呼声：为什么怀胎十月、并且以压倒性比例花费更多精力养育子女的女性，不能给孩子冠以自己的姓氏呢？

 

当然，会有人嘲讽说，姓氏不过是个象征，而女性争的冠姓权，说到底仍是自己的父姓。

 

也正因为这种婚姻形态同时混杂着传统理念与现代性，才使得对它的解读充满了争议：因为从个人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看上去像是双方父母干涉了儿女的生活：不是小夫妻自己成立家庭，而是作为家族传承的一分子，与现代婚姻提倡的婚姻独立自主格格不入，更激烈者甚至指责这是让女性沦为生育工具，要为两家生孩子；而对于理念正统的人来说，它又像是离经叛道。实际上，它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性”，也正是它的“不彻底性”。

两个家庭的博弈

“两头婚”，乍看上去是争取“两性权利”，其实是争取“两家权利”，像是以两家利益为后盾的博弈。

婚姻本身也是一项财产制度，夫妻双方是把原本和未来的私人财产加以合并，共同抚养后代，通过个人协议约定分配。既然如此，像“两头婚”这样始终把财产留在自家人手里，倒也省事很多。尽管这也难免会带来一些新问题（例如，父母两家的经济能力不太一样，那两个第三代孩子的财产继承怎么办，何况这种经济实力可能不断变动），但最大的好处就是两家对属于自己支配的财产，拥有了明确的界限和安全感。

为什么“两头婚”在一些地区愈演愈烈，深入一层就会发现，与其说取决于双方的协商，倒不如说各自追求权利边界的清晰化，预先防止对自家权利和财产的意外冲击，即便离婚也好合好散，极大地降低了离婚成本和相应风险。

▲ 两头婚带来私有产权的安全感。   © Pixabay

这意味着，“两头婚”的“权利”，并不仅仅意味着冠姓权等方面的平等，还有关键的财产权层面的考量。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男方家庭愿意让出传统上属于己方的一系列权利，因为清晰的产权分割对他们也有利。

事实上，城市家庭也面临同样情况：这些年房价高企，男方越来越不愿意单方面承担买房压力，或不愿意把女方的名字写到房产证上，这从另一侧面也显示出了不少中国家庭对私有财产权缺乏安全感，以至于一开始就明确边界，直到加深信任后，才可能愿意把私人财产变成共同财产。

然而，原生家庭深度介入，就会在支持、维护自己子女利益的同时，很容易逾越边界，让小家庭内部的夫妻双方对立起来，维护各自的原生家庭，阻碍了小家庭的凝聚成形。老一代父母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上升，甚至让婚姻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形式，五四以来的那种浪漫爱情观更是遭到严重冲击。

“两头婚”，或许是一场充满了精细盘算之后的妥协，既能提升老一代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也使财产权得到安全保障，它之所以出现，正是迎合了一些富裕起来的、有财产可以分割的家庭的某些潜在需求。如前文所说，这是个混合了现代和传统的新生事物，一方面显示了人们财产和权利意识的兴起，另一方面却还在传统的宗法家庭框架内。只有当年轻一代习惯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从家庭中脱嵌出来，能在个体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自由恋爱、自愿组合时，“两头婚”才可能告别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维舟

来源：南都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