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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陈先明，时任四八六团一营教导员，他回忆了该营二连与越军苦战空瓦的战斗经过： “2月20日打下孤山后，部队在原地待命休整总结战评。21日，团部命令我营22日进至空瓦地区搜索复和和被友军打散的溃逃之敌。22日早上6时，三个步兵连分别对空瓦地区几个山头进行搜索。二连是团里尖子连，是井冈山下来的红军连。 连长程钢，政指范保庭，他们见一连打主攻战孤山首战告捷，心里很不服气，求战心切，要求向空瓦中心地带搜索，以寻战机。我考虑到该连平时荣誉在身，又是团里的尖子连，万一在行动中有什么失利，营里不好向上级交代。在同意二连请求后，我同营长商量并报团部批准，随同二连一起至空瓦中心地域搜索歼敌，同去的还有团干部干事魏发明，宣传干事党中选。 早上六点多的时候，连队尖兵报告，翻过山口见前村有人活动，并有炊烟。连长程刚即令尖兵分三组包抄村子搜索，全连做好战斗准备。尖兵排搜索全村时，发现人没有了，火还在燃烧，锅里水是热的，连长命令尖兵排继续搜索。大约在7点到8点之间，尖兵排又进至一个山崖口，中间约有400至500平方的开阔地，三面环山，只有两个出口。 我和连长正在看地图判定位置时，突然有人喊有情况。我发现有五六个人在对面约五十米处跑进山洞。此时枪响，尖兵排一起开火，还有两个排在山口外未进入遭遇地带。当时双方遭遇后打得很激烈，分不清敌人有多少，有什么武器进入战斗。我们被迫趴在只有小草掩护的地上，抬不起头来，随时有被子弹击中的可能。 为弄清敌情况，我让程刚连长命令尖兵停止射击，听听敌人火力状况后再判断敌兵力多少。停止射击后。才判断出敌人有机枪，冲锋枪，步枪均出自山洞两侧，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这时连长立刻调整战术，让一班长曲长沙带一班正面攻击，二、三班两侧包抄，重机枪、75火炮很快进入山边，双方展开激战。一班长曲长沙，身高1.8米，广东佛山人。他不顾敌枪弹密集危险，几步冲过甘蔗地逼近洞口，后因太暴露，身中九弹，回国经过十二个小时的抢救，活过来了，荣立一等功。 排长姓袁，左小腿被打断，二班长牺牲。但二连一排将敌人死死的控制在洞的两侧，打的时间在拉长，我方部队又展不开，一排又撤不下来，二三排又无法进入战斗，就是在这狭小地遭遇打了几个小时。这时，趴在我身后的一个新兵喊道，教导员，我的付班长受伤了，我问在哪里？“他就在你身边！”我低着头回头一看，只见一人头顶喷血。我大喊卫生员救护伤员，并指挥重机枪、75炮封锁洞口，掩护救护伤员。 二连卫生员肖传斌动作很快，在火力的掩护下，以最快的速度救下了伤员。战斗继续持续了半个小时，仍然没有攻下来，只有调整重火器加强火力攻击才能奏效。我指挥75炮，让炮手向山洞平射，让火箭筒平射。在让一挺重机枪调整位置时，突然一发炮弹炸向这挺重机枪，当时我头部负伤。一个战士喊“教导员受伤了，教导员受伤了！”我说：“别喊，快包扎”。当这位战士给我包扎时，又遭第二发炮弹攻击，重机班的五名战士全部受伤，其中3名为重伤。给我包扎的战士也受重伤。 营医助小李，二连卫生员立即实施救治。战斗打了两个小时，二连出现了十多名伤员。步谈机无法与营指、团指通话，我让魏华明、党中选两位干事出山外找能通话的地方，赶紧把二连遭遇的情况报告上级。他们三人出去后过了约两个小时，回来说已经与营部联系上了。从上午打到中午，敌人越打越多，又有炮又有枪，双方都久攻不下，二连打得分外地英勇顽强。到下2点左右，营长肖传凯、团副政委、炮兵参谋、副教导员李广金、炮兵连长麻和平，还有一连、三连都分别赶到，在山脚下听完我介绍情况。 由于电台，步话机，人员多等原因，敌发现目标即进行炮击指挥所，此时营长，军务参谋，炮兵参谋都负伤。后炮兵连长麻和平上到山顶，发现在山的那边有敌人一个炮营，有几十门火炮支援。他凭借炮兵知识，不仅指挥自己的炮连，还引导师炮群成功打掉了敌炮营。战斗进行到下午四时，在消灭敌炮群后，打扫空瓦战场时发现越军三十多具尸体。我方伤15人，阵亡8人。这是我营参战后出现的第一次伤亡，营长，教导员两主管都负伤。” 在这次战斗中，红二连卫生员肖传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当尖兵进至空瓦山岔口时，遇到越军火力封锁，火箭一班副班长杨德福等三名战士中弹负伤，卫生员肖传斌见战友负伤，立即不顾一切就冲了上去，越军冲锋枪和轻机枪一个劲的射击，子弹在他身前身后嗖嗖乱飞，他全然不顾。包扎好杨德福后，又把他背回安全地带。 紧接着又冲上去，为刘立强、王永志进行包扎，并把他们抢救了下来。经过三次的火线抢救，他已经是满身汗水满身血迹。筋疲力尽，脸色苍白。这时，战友们在前面与越军激战，四班、一班又有战友负伤，他没有半点犹豫，立即带领救护组冲到了第一线，很快找到十多名负伤的战友，他一个个的对伤员进行包扎，然后和救护组一起把伤员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在自卫还击战中，肖传斌在越军的炮火下共抢救出十九名伤员。三月三日，在广渊东北侧清剿残敌的战斗中，与他一起抢救伤员的战友加子兵面部中弹，他在救护加子兵的同时，不幸腹部中弹，子弹穿透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忍痛把肠子按了进去。这时他手里只有一个急救包，面临生死选择，他毫不犹豫地把最后一个急救包让给了战友，对加子兵进行了包扎，并忍着剧烈疼痛，捂着腹部爬回连指挥所向连长报告，还有伤员没有没救下来，话没说完就昏倒过去。经急救终因流血过多没有醒来，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战后，广州军区授予他“战场救护模范”的光荣称号。 陈先明还回忆了自己受伤重返前线和护送弹药车队去高平的经过： “2月22日，我在空瓦战斗负伤后，团副政委坚持让我撤下去到后方去处理伤口。回国后在边境野战医院进行手术处理，住了三天，感到伤情不重，就要求组织营六名轻伤员重返前线，归队重新投入战斗。 2月26日，师后有50辆补充我师各团的弹药要送往高平。师后把此次护送任务交给我，并由6名轻伤员护送。 50辆汽车有100名驾驶员，也是一个汽车连，他们只会开车，搞过射击训练，连长说别的就不懂了。遇有什么情况，我们全部听教导员指挥。6名轻伤员都是一营的。26日晚8时出发，利用夜间行进。越南北部山高路窄，树林又密，道路弯道多，从国内到复和是我军的天下，也有友军护路，这就相对安全。过了复和县平江桥后就进入山区，天黑路险。 为了安全，我让汽车连长令部队全部按夜间驾驶操作，灯很暗，车与车的距离大，一车有危险，就不影响第二台车辆。车开小灯，时亮时不亮，摸黑开。从复和到高平几十公里，正常开进只需2个小时，而那晚我们却用了整整八个小时。老天保佑，未遭遇越军特工队袭击。27日天亮到了高平，完成了护送任务。我们也顺利归队 我在79年从2月17日开始到3月16日回国的对越自卫战中，历时28天，大小战斗16次。从打孤山开始，到打到复和，高平，广渊，重庆等地区，担任过进攻，防御，穿插，搜索等战斗任务。营里四位领导有三位都负了伤。战后由于全营作战勇猛，全营荣立集体二等功。从驻地参战共500多人，打完仗安全回到驻地的只有260多人。” 一营教导员陈先明，是我老乡，我俩同时在3营8连任排长，打仗时他负伤。战后进入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学习，毕业后到60军181师541任团政委，转业到湖北省咸宁市水产局任局长，后调到武汉市任湖北养鱼场书记，现居住在海南岛。 复和清剿 救助越南百姓 二月二十一日，我们刚完成掩护炮兵前方指挥所的任务，就接到团指的命令，要求我们转移到一个叫博布的地方，并对周围的地区进行搜索开展清剿战斗。 被越军吹嘘的“打不破的防线”被我军一击即溃，即开始了全线溃败，再也组织不起象样的防线了，不可战胜的第三军事强国的神话成为可悲的笑柄。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下，只好化整为零，化军为民，钻深山，躲岩洞，象地老鼠一样东躲西藏，昼伏夜行。他们唯一依凭的是熟悉地形，东游西击，袭扰我指挥机关，后勤部队，伏击我运输车辆。 要对付这些分散的越军，并削弱他们在地理条件上的优势，灵活地打击他们，歼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就不能不作战术上的调整。我军一方面任然采用杀鸡用牛刀的战术，另一方面也采取敌变我变的作战方法，改变大部队作战的方式，相应的变大为小，在一个方向上保持绝对的优势兵力，但的具体使用上，以营连为单位，控制公路沿线的主要阵地，并扩大战果。用挖地老鼠的办法，实行围、打、炸的战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 为保护穿插部队的则后安全和复和地区后勤补给线畅通，我们受令在复和地区进行清剿战斗。到达博布后，我们留下一排和部分重武器就地坚守，其余部队象一张大网向预定的区域网去。初春的南国，春意盎然，天气晴朗，碧空如练，一切都在萌动之中。战场是安静的，只有和煦的春风中稍微有些火药的味道。 我们首先向一个村子进行搜索，说是村子，其实就是几间低矮的茅草房，人早跑得光光的，没人照看的猪、牛、鸡、鸭在屋前房后闲逛。我走到房前，看到大门上贴着红纸春联，写的全是中国字，内容都是些欢度春节的喜气话，与我国广西农村差不多，如果忘记是在越南境内一定会认为这是我国南方的农村。我进到屋内，屋内没有什么起眼的家具，木制的长板凳，木制的四方桌，甚至连烧柴的灶台跟我国的也基本一样。 有的家庭有缝纫机，仔细看，生产地是武汉产的“大桥牌”，小闹钟也是我国生产的，甚至小剪刀、指甲刀，钢笔、毛笔都是中国货，连算命的黄历书也是中文的。我走到一所小学前，看到的情景更让人说不出什么滋味。判断它是学校，因为在每间房子的土墙上都有一块用黄泥抹平并用墨汁涂黑的黑板，用土坯码成矮墙，再在上面搁上木板作为课桌，有长短不一高矮不等的凳子。整个教室都是用土坯垒起的，而且只有三面，一面是空着的。如此的学校，与我国的牛圈比都要差好多。 我们正在这边发着感慨，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我们立即朝枪声处跑去，原来战士们发现一个山洞，正准备朝里搜索时，突然遭到射击，好在我们没有人员伤亡，战士们立即向山洞发起攻击，一阵乱枪过后，见没有动静，仔细搜索，见击毙了一名越军，缴获步枪一支,子弹500余发，重机枪脚架一个。发现敌情，使我们警觉起来，在不远处，又发现一个大岩洞，里面有大批大米，麻袋上印有“中国大米”的字样，最少也有几十吨。在洞中，我们还发现有军用吊床、军用打字机，我国产的自行车、缝纫机，以及美国造的电话线等物资。 我们边搜索边前进，在一个山头发现有人在跑动，我带领几个战士立即追了过去，发现是一老一少两个妇女，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见我们是中国军人，想跑又跑不动，干脆就站在那里。我们见她们没有携带武器,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就围了过去。她们害怕极了,小男孩躲在他妈妈的背后,面黄肌瘦，皮包骨头，一脸菜色,非常可怜。一老一少的两个妇女也是满脸病态，嘴唇干渴得都起了血泡，一看就知道好多天没有吃饭了。 战士们立即把自己的水壶递过去，两个妇女连连摇手，我们的战士当着她们的面喝了一口，目的是为了使她们放心。小男孩咽着口水看着我们，战士把水壶和压缩饼干递给他，他立即就狼吞虎咽起来。这时我们才发现，两个妇女都没有穿鞋，特别是那位年轻妇女的双腿已经化脓腐烂，原来是被炮弹皮的小碎片崩了无数的小伤口，没有及时处理，加上天气炎热已经开始化脓。卫生员刘思元立即给她进行了处理，止了血，消了毒，并进行了包扎。年轻妇女的恐惧情绪平息了许多，目光呆滞地看着狼吞虎咽的男孩，又看着我们这群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 只有那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的老妇人，连连作揖，并用生硬的客家话语无伦次地说道：“改（解）横（放）捐（军）是好人！以米（你们）是好人！战士们看到这令人心酸的场面都非常气愤，更加仇恨越南统治集团，他们穷兵黩武，完全不顾国内穷苦百姓的死活，不仅出兵柬埔寨，残酷屠杀柬埔寨人民，还在我国边境挑起事端，侵占我国领土，残杀我国边民。他们将低得可怜的国民收入都花在军备上，搞得国内人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穷困潦倒横遭战祸。 看到这妇女儿童的悲惨遭遇，战士们都极想给她们最大的帮助，可惜我们当时也好久没得到供给了，从国内携带的压缩饼干都消耗殆尽。正在战士们七嘴八舌想办法的时候，我们又接到向指定地域集结的命令。战士们给他们凑了几快压缩饼干和两个罐头，并将他们护送到安全地带。在同她们挥手告别时，那老的，小的，眼中充满了感激的泪水。走了很远，我回头望去，那山凹中，仍木然站立着那可怜的母女三代。 这是我们在越南战场上直接、近距离的接触到的一次越南老百姓，她们是那样的痛苦，木然！是那样的悲观、无助！体现出来的是对战争的不理解，是对中越两国友谊的接受和怀念。战争虽然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总体上战争都不是一个好东西，战争中直接受害的是老百姓，是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这正如我国戏曲中说的那样：“兴也是百姓苦，亡也是百姓苦。” 我的战友、老乡，当时担任486团3营机枪连指导员的彭仕荃在回忆他们连队和在战场时的情景时这样写到： “一九七九年一月初，对越自卫还击临战前夕，部队调整连队班子，我被任命为三机连指导员，连长何发银（64年四川盐亭入伍）、副连长张学礼（66年四川广安入伍）、副指导员谭广涛（68年重庆巫溪入伍）、一排长曾勤勤（75年广东梅县入伍）、二排长左国平（76年湖北孝感入伍）、三排长李国强（69年广西武鸣入伍）、司务长肖良（75年湖北英山入伍）。 我所在的486团三营机枪连前身是我团在辽沈战役前组建的重机枪排，最初仅有缴获敌人的一挺水压式重机枪起家，一九五三年我军参加抗美援朝金城反击战时才组建机枪连。重机枪是步兵营属重火器之一，每挺重机枪重约90多斤，平时都有骡马驼运，战时骡马留在国内，重机枪分解成三大件，即分成轮式脚架（重约50余斤）、枪管（重约20余斤）、护板（重约20余斤）。脚架由班里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肩扛，枪管、护板分别由一名战士肩扛，班长配有五六式冲锋枪一支，其余战士每人扛一箱弹药，重约20余斤。战士在轻装情况下加上自身的挎包、水壶、雨衣、干粮袋、铁锹等物品最少负重40来斤，扛脚架的战士负重达70余斤。 二月二十二日，根据师团指示，我营在复和县城附近搜索歼灭残敌，我连八班配属八连执行搜索任务，我随八班到达八连，八连连长石义田（七0年山东蒙阴入伍）亲自带领该连三排在先头搜索前进，我带我连八班紧随其后，尖兵班在前发现两个山洞，石连长命令重机枪向一个洞口试探性射击，打了几个点射，没有反应，后又命令重机枪向另一个洞口射击，但射手没有判明洞口位置，我建议石连长亲自操作重机枪射击，石连长打了几个点射，仍然未见动静，部队继续搜索前进。 直至中午时分，依然未发现敌人，八连决定返回原地休息待命。此次搜索中八连搜到敌军部分物资，有电台、军装、罐头、自行车等，还有部分炮弹引信、手雷，营里决定就地销毁，副教导员吴启国（68年重庆奉节入伍）、我和三排长李国强带两名战士在附近挖了一个坑，将引信和手雷埋在坑里然后用我们的手榴弹引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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